切断真理向谬误递变的逻辑链条(7841字)

在系统研究哲学必将常识化转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性过程中,基于思想压抑不住的扩张性,我在把思想形成作品并通过自媒体发布之余,总要与读者交换一些意见,结果显示,读者对我的思想的整体认可度非常不高,又普遍不能结合自己的立场说清这其中的所以然。
这让我意识到,局限文明之下的文明局限具有极强的惯性,很难被人为改变,但文明惯性又是人的集体行为,所以要想根本改变文明惯性,正确解析这种文明惯性的逻辑成因,才是根本调动每个人都产生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冲动的逻辑前提。
以现代互联网技术为例,它在文明与文化意义上有提升人际思想交流便利的内涵,民间哲学爱好者群体属实因此获得了思想交流便利,无奈一贯普遍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广泛立场冲突依旧,极大地降低了哲学在普通民众当中的权威性。可见没有相对成熟的哲学思想滋润,显然是文明局限一贯得以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这在有明确的哲学常识化普及需求的我而言,真切地看到,哲学爱好者群体乃至所有哲学家都与普通人一样,是自己难以自圆其说的立场的奴隶。
尽管至今没有人能完全接受我的思想,完全否定我的思想者却比比皆是,但我依然认为,这种广泛而又直接的思想冲突局面一旦在互联网空间形成,对一贯内敛的中华文明而言,绝对是个思想大解放的最好渠道,因为曾经的中华文明凝聚力是在漫长的道本儒末理法环境中下意识形成的,如今有了这个平台,经过广泛的思想冲突过后,融汇了世界其他文明精华的新中华文明与文化在思想的交汇极点,注定是中华文明有天下大同内涵的新凝聚力得以显意识状态形成的最好时机,这是由语言在本质上渐进成熟的技术性机理决定的。
正因为思想以语言为载体,所以只要交流得越充分,形成合意的机会就越多,随着合意营造能力所代表的文明渐进成熟的技术性水平的日渐提升,人的文明存在距离思想一贯内在的常识化发展趋势极点便越近。
何谓思想一贯内在的常识化发展趋势极点?通过最终确定科学与哲学的归宿都是常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语言技术因为概念的体系性归纳与演绎而具有对逻辑先在的绝对归纳能力,这在认知角度是一种基于整体一致性的收敛性,面对逻辑先在在理论上的确定性,这意味着人的认知有哲学和科学两个层次上的概括性认知终点,其中的哲学认知相对宏观,因此在先完成,而科学认知相对微观,所以在后实现,因此从人的哲学人生即意义人生的角度,哲学可常识化普及的极点就是人的文明在文化层面实现主观成熟的极点。
随着终极哲学雏形的显化建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旧哲学之所以整体不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是因为在技术层面缺乏建构终极本体论的原因所致——只要不能常识化发现逻辑即人的主观存在本体,人的文明就无法常识化理解意识现象的常识化作用机理——同构于下意识的显意识理性一直在极力谋求实现对潜意识感性的全面终极调控,这是哲学常识化普及所必须逾越的认知障碍,也就是必须突破的逻辑天花板。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通过修行就能实现个体层面无困于心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这说明中华文明在文化层面的人化水平一贯史上最高,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华语境适时出现,代表人类文明由西方文明主导进入全球一体化融合后,一切在西方文明语境难以自圆其说的文明困局,都只能由一贯有独立发展轨迹的中华文明主导进行积极变异。
正因为举世只有中华文明一贯强调文化必须具有知行合一于现实人生的严谨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一旦没有明确的逻辑漏洞,便注定对世界文明与文化的终极融合具有知行合一的先导性。
这样再看其他文明类型,虽然大多也在极力追求进步,但在文化方面却普遍不具备类似中华文明的人化创新能力。以暂时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为例,虽然提出了普世价值命题,但其强烈的宗教情结却最终将其事实归零,因为当美国议会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国内法干预别国内政时,就代表这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在以上帝姿态对人的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俯视与蔑视。
这说明,随着资本主义文明诱变全球一体化的职能用尽之后,一旦有替代文明出现,其先天保守的畸形心态决定其必须暴露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反文明劣根性。从当下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关系来看,美国人的肆无忌惮违背了人的文明存在的一致性。
以现任美国总统竞选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而言,他上任后的具体措施,就是频繁退出旧有的由美国主导建构的世界性规则与协议,然后以此要挟全球,这种反其道政治现象之所以会发现,本身就是在新形式条件下的传统霸主不能提出新的垄断战略所必然展现的疯狂之举。
这样的美国总统却能在民调中保持很高的支持率,说明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享受垄断资本剥削全球后的利润分肥机制。随着政治无道德原则的肆无忌惮应用,这意味着美式民主即将彻底走向文明的反面,新的文明类型需要在必要的理论创新中迅速补位,以全面取而代之。
当下的美国政治表现,完全是在自以为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在肆无忌惮地滥用殖民霸权的余威,只要能预见人类终将彻底否定一切霸权,任何人都能常识化发现,政治现象本身终将在哲学常识化普及的过程中被彻底否定,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命题本身便有人性终极自觉之义,所以事实即将证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政治文明的虚伪进行终极揭示——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政治无道德,中华文明的政治必须在道德的约束下前行。
此前的旧哲学思想创新也都很伟大,但为什么不能终极揭示政治文明的本质上的虚伪呢?原因仍只在于缺乏终极本体论指导的技术性原因,那是正确认识逻辑与语言之间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性的逻辑前提。
那么什么是终极本体论呢?当然不会是旧本体论以外的什么新事物,只是人的文明存在在文化层面对本体论命题基于真假同构构成关系的长周期试错之后所必然要实现的一次正本清源而已。
所谓真假同构构成关系,即真理与谬误之间的阴阳互根性,也可以称之为同生共死性,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建构终极本体论的全部灵感来源。
通俗而言,本体论命题即对万源之源的探求,是在理论层面建构人类认知体系的起点与基础,实际就是对实践层面先在的认知体系起点的追溯,可惜西方文明始终是个政教合一体制极端强大的有神论文明,所以历史局限决定,西方文明可以提出本体论命题,却永远不能自主建构终极本体论,因为在终极本体论当中蕴含着人的文明走向终极主观成熟的新起点,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其他文明的人化水平高于西方文明,哲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当中的整体一致性趋势就不会给西方文明以自主诱变终极哲学的机会,这是不同文明之间一贯隐性存在的下意识竞争关系。
由此可见,只要不能就本体论命题正本清源,人的文明就只能继续整体苟且于局限文明,所以一切旧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都未实现有终极文明意义的终极自圆其说,只有中华文明,在传统道文化项下可以通过修行而偶然实现个体层面无困于心的准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准终极文明,这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在中华文化语境诞生的逻辑内因之一。
具体而言,中华文明在西方哲学史起点处的所谓古希腊时代,就已进入天人合一的文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起点在于周朝的尊尊亲亲理念的提出,最终通过《易》经所指导的广泛预测实践检验,由老子集成建构《道德经》,具体提出了天人合一于天下大同的有终极价值观意义的终极世界观和终极人生观,这是同样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能率先摆脱整体一致性愚昧的表现,是中华文明率先人化成功的标志性起点,它的这个阶段性终点,在汉朝通过独尊儒术所实现的政治对宗教伦理的直接摒弃。
之后因为曾经的理认知太过粗放,所以中华文明在艰难地保持文明独立性之余,开始在经历了隋唐的文明高峰后,转而展现出基于政治的保守而必然走向没落的趋势,直到近现代在西方文明的武力压迫下,通过清朝政治展现出保守的极点,然后在日本的全面进犯中获得全面崛起与复兴的合力,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得以利用传统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同样保守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获得新的突围机会,至今开始展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绝对能力,这也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能顺利诞生的根本诱因。
正因为中华文明有不变的天下一家情怀,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即将启动的,是全人类集体步入人化成功的标志性起点,因为实践证明,人的文明的终极主观成熟只能整体一起进入,这是由人的文明存在必然受客观的单一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历史必然,否则再先进的文明也抵挡不了野蛮的反噬,因为人的文明存在消费的是同一个物理空间。
基于不同文明间的隐性竞争关系,其他文明要想获得与中华文明同样的人化水平,必须同样在政治层面彻底清算宗教伦理的不当干预,因为作为不可知的神的权威性只要继续因政治的苟且而得以合理存在,人的尊严就无从常识化建构圆满。
这样再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看人类现代文明,除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主导的哲学化文明之外,都可以说成是极端保守的宗教文明,因为他们都不具备终极解放人性的能力和基本政治冲动,所以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而言,所谓的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虚伪性真的不堪一击,因为在人的主体性还未历史性明确的情况下,自由与民主相对于文明与文化就是伪命题。
反之,社会主义政治以政治消灭政治的追求才是哲学“认识你自己”的口号的极致运用,西方文明在集体扼杀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已然证明他们彻底丧失了利用哲学所内涵的创新福利继续主导人类文明的机会。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文明与文化之于中国人,有文以明人和文以化人之意,但基于文明与文化的一致性,从翻译得来的其他文明在文化层面的相应命题应该没有相应内涵。
我虽然对外语知之甚少,不能详实考据上述观点,但从周边国家作为曾经的大中华文明圈群体而言,他们都有过类似中华文明的人化追求,如今当他们都纷纷西化于新的文化向心力之后,本就未彻底摆脱的宗教伦理观便有了甚嚣尘上的机会,结果都事实弱化了他们曾经依附于中华文明的人化努力。
尽管如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还是认为这种文明的文化倒退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因为非终极文明存在的人都免不了功利主义心理,中华文明强大的人化能力也是在周边野蛮文明的反复冲击下才得以艰难维护。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集体反思清楚人的文明的真正本质。
以清除宗教的合理性为例,什么才是真正的合理性?曾经的宗教既然有合理性,为什么还要清除呢?这其中就涉及到真理与谬误的同构关系问题,旧哲学所代表的旧思想界根本未能将其常识化明确,曾经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明确的,但只有到哲学常识化转向开始,才算与西方哲学互译成功,而此前之所以一直互译不成功,也是因为本体论层面的技术性原因——不懂阴阳互根性。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哲学内涵,西方哲学界,包含此后信奉西方哲学的非西方人,至今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哲学,这种结论表面看起来很荒谬,但没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为依托,任何人都很难说服立场对立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共性认知缺陷在于对逻辑是什么这一基础命题从来无知,而逻辑又是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借以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的唯一工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自诩高明于哲学的人却从未就哲学建立定义方面的共识,而今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具体解析清楚这其中的全部逻辑内因——旧哲学界都不能甚至放弃建构的终极本体论,是人类的思想理论体系走向终极自圆其说的唯一前提,因为只有终极本体论才能终极明确——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
正因为人的主观存在是思维的形而上学部分,是区别于具体的抽象,所以逻辑也是思维主观存在本体,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语境只有主观与客观之分,没有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之分,因为当他们在过去定义主观与客观时,就已然分别偷换了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定义,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此发现,这是一种绝对辩证能力缺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这也是西方哲学界必然没有类似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认知区分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必然导致基于哲学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亦始终区分不清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常识化关联,只有坐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全面常识化建构。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基于语境人生的惯性局限,人类旧思想界根本不知道,西方哲学本体论所研究的世界的本体,表面看起来很具体,但对于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而言,他们始终没认识到的是,在人所认识的存在当中根本就没有脱离抽象的具体,所以西方哲学本体论所研究的,其实就是世界的另一别称——抽象的存在——的本体。
这样一来,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视角就可以发现,在没有明确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概念区分的情况下,有本体论自觉的西方文明一直在以偏概全地探求世界的本原,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以偏概全的执着中最终诱变现代科技文明,对应的坏处是,只要不能对本体论命题予以二元对立统一的正本清源,就会继续给愚民的神留下大量生存空间的同时,顽固地维持文明的根本局限。
什么是文明局限?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愚昧的知行合一存在就是,只有通过有终极自圆其说内涵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才能根本改变人的文明局限惯性,给人的文明存在以一个真正自由的和谐空间。
由此可见,仅一个主观与客观对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概念在定义层面的技术性偷换,就在技术性改变西方文明发展轨迹之余,同步改变了全人类的文明发展轨迹。
这其中,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同时发现,哲学之于科学,具有绝对的基础性导向作用,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即便再发达,不但对人生没有类似哲学一样的知行合一性,而且也一贯止步于对本体论命题的常识化解析,因为即便未来科学哲学化之后,对本体论命题的解答依然是科学哲学的能力范畴,而科学哲学是指导科研活动全过程的哲学,不是科学,至少在本体论意义上只能如此。
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成熟之后,随着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的明确建构,任何人都能据此常识化发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注定对旧哲学与旧科学进行整体性颠覆,因为即便建构了终极哲学,世界的本原是什么问题依然是暂时的不可知。
只是这里必须同时明确,这种不可知只是相对不可知,不是终极不可知,因为相对可知与否只须进行共时态考量,但终极可知与否必须进行历时态考量,但这种共时态与历时态之间同构的终极认识论视角,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提供,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预见,随着狭义哲学开放性的封闭,不可知论便再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因为狭义哲学的开放性封闭之因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在认知层面的概括收敛能力,这种概括收敛能力的成熟标志就是可知论对不可知论的彻底瓦解,然后随着哲学科学化的实现,人的文明将同时开启科学哲学化探索过程,也就是由科学理论创新主导的广义哲学开放性的封闭之旅。
也就是说,只要时间成本足够,人类洞见世界本原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哲学科学化之后,科学哲学将成为一种终极成熟的科学学科,其次是因为世界本原必须服从因果一致性所代表的规律性,有了终极成熟的科学哲学,自然不难常识化理解,人的文明通过规律的发现与整合,洞见世界本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经验的积累和时间成本的交相作用而已。
这其中的把握要点,在于旧哲学一直在南辕北辙地盲目追求的一元本体,其实只是人的存在本原相对客观的那一面儿,而正确发现人的存在本原相对主观的那一面儿,也就是作为主观存在本体的逻辑,才是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终极明确逻辑即主观存在本体的情况下,才能循着自然规律去无限探索自然存在的本体。
这个前提一旦常识化明确,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的逻辑直接基于进化的因果一致性由自然规律转化而来,由此可见,正确发现主观存在本体与客观存在本体之间基于规律的转化关系诱变附属于自然文明的人类文明,是逻辑本身具有多维同构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用逻辑认知所诱变的科学理论正确认识物理世界的多维同构关系的逻辑前提。
关于科学所认知的物理世界,在理论层面显然是一个理论化的认知体系,也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语境人生,是沟通外在情境人生和内在心境人生的唯一媒介,它的建构基础就是哲学理论体系,永远不可能是科学,所以科学人以功利心态判定哲学已死,是无知的学术傲慢,是显意识理性无法战胜潜意识理性所必然形成的错误下意识判断。
正因为人的意识人生永远是潜意识理性和显意识理性同构而来的下意识人生,所以在没有终极辩证法之前,人的文明便不可能因为非终极成熟的逻辑认知而实现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观成熟,这就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认知虽然史上最精准,但西方文明的人化程度却一直不如中华文明的原因所在——人只有活在知行合一的理人生中,不可能具体活在通过精准的逻辑分析所发现的理论层面的真理当中。
因为真理是理论层面的形而上学分析结果之一,是通过与谬误的具体区分而来,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主观存在,只有客观性,不是客观存在,所以真理命题实际体现的,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的文明情境在语境层面与谬误进行理论区分的结果,体现的是真理与谬误之间具有同构于存在的内在规律性和规定性——广义而言,谬误也是真理,因为谬误是检验真理的标尺。
由此可见,人的文明存在利用主观能动性追逐真理的意义在于,通过拆分逻辑先在的同构性为理论层面可知行合一把握的同构性,并趁机放大人的物理自由和精神自由,常识化而言,就是通过真理与谬误的同构性分析把专业性的理论人生变成非专业的情境人生和心境人生的先导性思想。
这其中的全部认知难点在于,对于一贯坐井观天的人类思想而言,只有借助中国传统阴阳互根认知建立一切命题之间都有基于自我意识从零起点所建立起来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同构性,而一切二元对立统一命题都具有同生共死的同构性只是洞见人类整个语言文字体系的同构性的逻辑前提——一切命题都是自我意识的形式化泛化结果。
关键是,明白了这一切同构性之后,就再没人会盲目追求真理而选择性排斥谬误了,这样一来,人皆终极成熟于终极理性的常识化建构之后,人的文明想不整体和谐都不可能了。
关于自然规律与逻辑之间的具体转化过程,可以基于考古生物学而将其理解成是一个地球环境下的自然实验过程,也即地球生态的诞生本质只是一个不脱离随机的偶然性的必然性化合反应趋势。
对于即将具备终极理性的人而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大自然可以随时终结地球生态的进化趋势,所以人的文明存在的另一个终极意义,在于全力以赴地维系人的文明与文化基因永存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必然性指向,就是科学极限发展下人的宇宙主人身份的实现,这在本质上显然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理念,而且有绝对明确的人神平等文化内涵。
这样再看由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宗教情怀在一直阻挡全人类形成共建终极文明的合力,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终极唤醒一贯隐藏在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当中的终极文明活力,从而逐渐彻底扫荡一切阻碍人类集体走向终极文明的上层建筑。
在总结了人类思想的一切进步性与局限性之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要不能让每个人都充分理解人的存在本身是承接于自然规律的逻辑认知能力的奴隶,先天具备趋向终极自圆其说的文化属性,人的非终极文明存在就只能在盲目的立场冲突中继续下意识肢解人的整体一致性,成为政治所随意玩弄的木偶。而政治的本质不过是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化形式而已,一旦人皆终极主观成熟,曾经保守的阶级属性自然同步消失无踪。
如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既然已经诞生,希望能以文化新起点的形式打破一切逻辑天花板,在还每个人以全部人的尊严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再没有无谓的立场冲突,从而让老子和马克思的终极人化理想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在常识化的同构关系中彻底切断真理继续在知行合一人生中向谬误进行下意识递变的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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