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门及其广场（一）

天宇空阔高远。日中为午，又叫正午。据此，雄踞中轴线的帝王宫禁正门坐北朝南，就叫午门。今天的紫禁城午门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先后两次重修。

午门呈凹形，十二米高的墩台上正楼和东西辅翼的四座亭楼，如五凤展翅，因此，合而并称五凤楼。正楼内设御座，楼外环绕汉白玉石栏。两翼亭楼里分设钟、鼓，靠廊庑连通。午门正楼下开三门，左右各有掖门。掖门就是午门的旁门。依定制，三个门的中门通御道，专供皇上出入使用。皇后大婚，可以走一回。再就是殿试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蒙皇上太和殿召见后，可以从中门御道走出宫来。仅仅这一次，就是连亲王宰相都享受不到的特殊恩遇。

然而，一个没有生命的泥偶，却可能在每年立春日，象皇上一样从午门御道进出。这就是春牛，又叫土牛，一个古来中国农耕文化的代表物象。因为，早在《礼·月令》中就有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和《后汉书·仪礼·立春》中造土牛劝农耕等说法。宋代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追忆汴京（开封）节序风俗及典礼仪卫，也说：“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鞭春，就是用鞭子抽打春牛。说开封、祥符两县那天早早地把春牛放在官府门前，官员起个大早，抽打这个春牛，就叫打春。这春牛送进宫里，再经过皇上鞭打，就昭示全国天下：春天开始了。显然，有先农和劝农的重大意义。这项活动叫鞭春，又叫打春。今天我们把立春说成打春，就源于此。春牛什么样？既然用于神圣礼仪，还是写实的牛吗？《元典章》记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英宗六十年间法令和制度，说这土牛依照《春牛经》规定的样式制作，貌相、服色、装束及牛鼻绳、鞭子等，都要参照芒神的样子。芒神就是古代传说管木之官句芒。因为木盛在春，故又称木神为句芒或芒神。清代，每年六月钦天监预定次年春牛之事，定在冬至后的辰日取水土塑造。有以上复杂的讲究，这泥塑的牛就远非写实的牛，而为一个披红挂彩的被神化了的物象。清宗室富察敦崇记述北京岁时风物的《燕京岁时记》说，天子脚下顺天府大兴、宛平县令就遵仿宋代开封府做法，塑造春牛，在午门外正中御道摆好，再抬进宫里，恭进皇上、皇太后、皇后，请他们拿起鞭子象征地抽打一下，再由午门正中御道抬出。接着，顺天府尹等京畿官员率先宣示天下：春天来了，又一年耕作开始了。这土牛就是象征春天的神，呈进皇上、皇太后、皇后鞭打，当然要进出午门正中御道，而且直达宫禁深处的乾清门和慈宁门。礼部官员前导，地方府县生员抬着，尚书、侍郎、顺天府尹等随后，也就沾了春牛的光，进出了一次皇上才能专享的午门中轴御道。

说完了午门中门再说：右门供宗室王公进出，左门供文武大臣进出。每逢大朝之日，皇上大会群臣，文武百官就以文东武西规矩分走左右掖门。殿试考中的进士，被传唤进宫听取皇上的诰命唱名，就按名次先后，单号走左掖门，双号走右掖门。

正因为午门中门是皇上进出之门，所以皇上颁行天下诏令、一年一次孟冬初一颁布来年历书、讨伐叛乱命将出征、班师凯旋献俘受俘等代表国家行为的重大活动，就在午门广场举行——皇上祈求丰年太平祭天祭地、巡幸打猎、视察地方等，都由此门出进。大朝之日皇上会见文武百官，午门上左右翼亭楼里的钟鼓齐鸣，肃穆而且庄严。皇上起驾出宫到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做祭祀活动，出午门时敲钟；到太庙祭拜列祖先圣，出午门时击鼓。庆祝皇上寿诞及皇上出巡打猎，诸王大臣文武百官齐集午门外跪呼万岁，或是跪送皇上一路平安。那时钟鼓礼乐旗锣伞扇仪仗凛凛，场面隆重极了，可谓动地撼天。

《大清会典》说，皇上随扈仪仗有四种——大驾仪仗：去天坛祭天时用；法驾仪仗：地坛祭地、朝会、升殿、午门受俘时用；銮驾仪仗：巡幸皇城时用；骑驾仪仗：巡幸地方、检阅军队时用。其中，大驾仪仗的皇上玉辇穹顶高二尺、方六尺二寸，天青色，前后左右各嵌一块团花苍玉，上安金顶青绮，重幨，绣金云龙。玉辇屋高五尺三寸、方五尺，柱绘金龙。玉辇门高四尺八寸、宽二尺三寸五分。内设金云龙宝座，挂青色毡子门帘，夏天则换成竹帘。玉辇座高二尺四寸，上方七尺六寸、下方七尺七寸，朱漆绘金，四周围以红栏杆。中辕两根，各长三丈八尺五寸；外辕两根，各长二丈九尺，均漆为红色，前后饰以金龙，共需三十六人抬着。法驾仪仗的皇上玉辇顶为泥金嵌金板，四帷均为黄色。玉辇屋高五尺、方四尺九寸。中辕两根，各长二丈八尺一寸，共需二十八人抬着。銮驾仪仗皇上用的是步舆，高三尺三寸、宽二尺二寸、深一尺八寸，地平宽二尺二寸，深三尺，均漆成红色。直辕两根，各长一丈五尺五寸；大横杆两根，各长七尺六寸；小横杆四根，各长二尺八寸；肩杆八根，各长五尺六寸；两端包着涂金铜匝的撑杆两根，各长一尺八寸。共需十六人抬着。

以上四种乘具，皇上不管乘坐哪种，在举着双龙团扇、黄绮销金龙伞、销金龙军队大旗和身佩箭囊手执豹尾枪、各色兵器及敲击鼔钹鸣锣吹号人员簇拥下，浩浩荡荡由午门中轴御道出来，御马长嘶，仪盖八极，那震撼的声势真可谓物尊天祖，难以尽述！

午门见证了战争获胜，将俘获的敌人首领押来京城，献给皇上——由钦天监选定吉日，给俘囚脖子系以白布绳，押往太庙、社稷坛祷祝先祖和大地，再押来午门前广场听候皇上发落，这叫献俘。献俘是唐宋以来所遵行的一种庄严军礼。明万历进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做过首辅宰相，他在《涌幢小品》里说，明代献俘礼场面宏大，皇上坐在午门城楼宝座，下面广场是押着俘囚的兵将、众官员和威风凛凛的仪仗。兵部尚书跪奏：这是平定某地俘获的囚犯某某，献给皇上，听候处置。奏毕，皇上说：“拿去！”城楼下场面宏大，左右廷臣、勋戚和楼下广场官员就“接者二，递为四，乃有声又为八，为十六，渐震为三十二，最后则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如轰雷矣。”拿去就是拿下去治罪判刑。皇上口出这二字的声音在那庄严的场合被几何级数放大，给在押俘囚极大震慑。到了清代，这种做法和规定载入《大清会典》里：皇上受俘大典场面格外讲究——陈法驾卤簿（皇帝车驾及扈从仪仗）和丹陛仪仗于午门外左右两阙下，设丹墀仪仗于阙左门、阙右门，分别南达端门。用作皇帝仪仗的马队列于两角楼前。两个手执静鞭以示肃静的武士站在两角楼御道左右。那静鞭是黄丝编成，长一丈三尺，宽三寸，鞭梢长三丈，渍以蜡，柄木质，朱漆，长一尺，刻着金龙头。啪啪啪连甩三响，全场就能立刻静下来。午门下设前部大乐。仪仗之南设金鼔铙歌大乐。远在天安门外还设步辇五辂宝象（即大象及其拉的车队）。场面恢宏，气氛庄严震撼。王公百官咸集，押解俘囚的将校肃立，俘囚随班序立其后。皇帝身穿龙袍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鼔齐鸣，在午门钟声里登楼升座。礼官高喊“进俘——”，丹陛大乐响起，奏的是庆平之章。鸿胪寺官引将校面北肃立。礼官喊“行礼——”，俘囚们立刻趴地。兵部尚书高声奏道：这次平定了某地叛乱，所获俘囚带来，谨献皇上陛下，请旨。皇上说：拿去，交给刑部！刑部尚书跪地领旨，起身给俘囚带上刑具，带走关押起来。皇上如果开恩赦免，则宣旨当场释放。被赦免者面北伏地磕头谢恩，起身再由将校引出。当天受俘完毕，皇上赐宴有功将校。第二天兵部还按不同等级颁赏将校们冠履、银币。顺治进士、刑部尚书王士祯的《居易续录》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八月，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以诸道兵力破西部蒙古厄鲁特上层贵族噶尔丹勾结沙俄制造的分裂，获得乌兰布通大捷，就押来俘囚在午门请康熙皇上发落。雍正二年（1724年）讨平青海叛乱，皇上雍正也登上午门城楼接受献俘。

乾隆在位期间打了十仗，仗仗获胜，因而自称“十全老人”。这十仗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和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苗族头人叛乱，二十年（1755年）和二十一年（1756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驱逐廓尔喀（今尼泊尔）侵藏，五十一年（1786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另有征服缅甸和征讨安南两役。平准、平回、两征金川、两降廓尔喀，有利国家统一，但镇压义军、征缅、讨安南则非正义之举。总之，乾隆年间国家版图雄阔，社会安定，午门受俘次数也多。圣仪递举，凯歌四奏。礼亲王昭槤的《啸亭杂录》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乾隆皇上登上午门城楼受俘，见俘囚达瓦齐这个民族头领长得肥肥胖胖脸大腰粗，朴实懒散得有些可爱而且可怜，认为他虽然虐乱准噶尔部，却没敢乱了国家根本，就特赦免死，交给民族事务机构理藩院安置。不仅封他亲王、赐他西城宝禅寺街一处宅子，还择配诚隐郡王的孙女嫁给他为妻。遗憾的是这个家伙不习惯北京生活，整天以跳进池塘洗澡和驱赶鸭鹅为乐。尽管如此，乾隆还是让他当了御前侍卫。达瓦齐在北京活了下来，他的后人不知是谁。且说第二年，午门又举行受俘大典。这次兼有受馘内容——馘，就是割下耳朵。古代战争割下敌人耳朵用来计功，叫馘。这回是派往西部的定边将军兆惠，带兵苦战，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又追剿搞边疆分裂的叛匪霍集占，攻克喀什喀尔、叶尔羌等地，统一了南疆，在喀什喀尔等地设办事领队大臣，安定了社会秩序。乾隆大悦，亲往京外良乡郊迎凯旋的有功将士。这次午门受俘，乾隆居然亲眼看见了叛匪头目霍集占被割下的耳朵，于是大为激动，写了《御制午门受俘馘诗》：“函首霍占来月竁，倾心素坦欸天阊。理官淑问宁须试？骠骑穷追实可臧。西海永清武大定，午门三御典昭详。从今更愿无斯事，休养吾民共荣康。”白话大意是：唉！这匣子里的霍集占耳朵来自极远的西部，一下子就亮在了天子门前。执法官员好心地请示我要不要验明一下——唉！何必呢？忠勇的将士门穷追叛匪，割下他的耳朵当然可信。西部叛乱靠武力平定，午门多次受俘就是明证。但愿从此不再有这种事情。让我国家人民共享安宁和康乐吧！哪料想西部叛乱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上层贵族又挑起动乱。于是派兵镇压，又取得胜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午门受俘大典，庆祝这次大获成功。乾隆登上午门，俯视凛凛仪仗和黑压压人群，就见俘囚们猥琐一地。于是又写了《御制金川平定御午门受俘即事成什》诗。注语中总结自平定西部叛乱以来的历次胜利。说每次受俘，“皆赋诗以纪，并有从今更愿无斯事之句。”这次四川大小金川又闹事，实在是“不得已而用兵，幸赖天佑，集勋奏凯，且逆酋党羽全就俘获，实为尽善尽美。通计前后凡四举是典，从此益愿洗兵长久不用矣！”他对午门下这种威武彰显的盛大军礼并不感到舒服，认为大清盛世天下百姓应该享受安定快乐，皇帝则应该处在一种时时考虑国家不要出现动荡的忧患状态。《国朝宫史续编》说，这天午门受俘结束，乾隆在西苑（中南海）紫光阁赐宴凯旋诸将士，召来将军、参赞、领队、大臣等人作陪。乾隆“手赐卮酒”，军机大臣也参加了。欢宴中，还让大小金川来的孩子们表演了当地驱神逐鬼的傩戏，十分热闹。他用这个办法表示对一国之内民族头领闹事的震慑和抚慰。把闹事的头领和他们的孩子区分开来，体现了作为一个帝王的政策情怀。

乾隆死后，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在英国支持下，由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侵入新疆，煽动南疆西四城叛乱，被评定。《王氏东华续录》说，第二年，道光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受俘。鉴于张格尔煽惑南疆叛乱，严重扰乱了当地贸易活动，判处其死刑。当地贸易统由官方经理，不准私运大黄和茶叶，禁用外国货币，才算有力地维持了南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维护了国家尊严。

午门外还是一个展示皇家物品的地方——《大清会典》说，为祝贺皇太后圣寿、皇后千秋，王公及中外文武百官恭进的贺表、贺笺等物，就先在午门外展示陈列。《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说，每年万寿、冬至、元旦三大节日，外国使臣来华朝贡。皇上每次都有赏赐，如貂皮、妆缎、帽缎等等。这些回礼物品都由礼部奏准，从内库照数支领，送来午门前展示和陈列。

午门外又是每逢内朝举行大庆典时，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官员依序站立行礼祝贺之地——顺治进士、刑部尚书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说，每到大庆典时，皇上率皇子拜于宫门内，而诸王公、贝勒、贝子、阁臣等拜于宫门外，远在午门外的这个地方，则是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官员的拜位。

午门见证了殿试——殿试是在皇宫大殿上由皇上亲自主持的科举最高等级考试，皇上钦定的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由赞礼官引到殿下听传宣考试结果，名字写在金黄的榜亭上。然后，一甲三人跟随写有自己名字的榜亭骄傲地走出紫禁城皇上走的中轴御道，这可是连亲王宰相都无权享有的尊荣。康熙进士、编修陈元龙在《爱日堂集》里说，他自己当年考中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听到传宣结果，他立刻跪地谢恩，说“谢恩礼毕，即随金榜由午门中道而出。”他说，早有顺天府官员牵着马恭候在午门外了。他被请上马，到东长安门外赴宴。国都最高长官京兆尹亲自为他披红簪花，还准备了黄轿子，请他坐上，后面跟着仪仗队，风光无限地游了街。

能参加皇上亲自主持的考试，而且获得一甲前三名，骄傲地从午门中轴御道走出，披红簪花，改变自己人生，这是世人的梦想。因此始于隋，形成于唐的科举制度历来受到朝廷重视。殿试之前的会试是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三年一次，被录取者称贡士。各省集学子于省城举行的考试叫乡试，也是三年一次，考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被录取者称举人。由此可知，这金榜题名的状元、榜眼、探花，经过了各省乡试考取，再由地方送来京城会试考取，最后再经皇上亲自殿试钦定一甲三名次，真可谓全国学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能不名扬天下？自然，选拔制度是极严格的。单是省一级乡试，主持考试的官员就由皇上派定，或由礼部提名皇上批准。到了礼部主持的全国会试，主持考试的官员就更由皇上亲自派定，而且更加严格。无论乡试和会试，这些主持考试的官员们又分为内帘官和外帘官。即拿北京会试场所贡院来说，考场正门叫龙门，挂帘隔绝内外。里边的叫内帘官，分工主考、同考、内监试、内提调、内收掌等，负责阅卷及有关事务；外边的叫外帘官，分工监临、外监视、外提调、外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搜检、监门、巡绰、供给等，负责考场各项事务。比如，其中的监临就是坐镇考场。乡试用朝廷派去的御史，就是监察御史，行使纠察；会试主持由在京的一二品大员出任。以上围绕乡试和会试的各类官员到任前，都是皇帝亲选或由礼部提名皇上确定，发给“考官本”。《养吉斋丛录》说，这考官本十分保密而且紧要，由批本处向内奏事处领取，再交内阁驰送各省考场。顺天府乡试因为在北京，考官本就不发批本处，而在考试当天派人由乾清门送来午门，交给大学士拆封，会同稽察御史宣旨唱名。届时，考官们来到午门前，听取宣布自己的名字和应担负的责任。《王氏东华续录》说，这些朝廷任命的考官赴任前，还要在午门前御道东侧享受一次酒宴，叫“上马宴”。还有赏赐——是个写有自己名字的象牙金花书笺，以及衣料、杯盏等。这上马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终止，但金花笺、衣料、杯盏之赐仍有，仍在午门前宣赐。这些朝廷选定的考官竭诚尽职，不辱使命。顺治开国，重视教育和人才选拔，在位第十一年（1654年），派江苏溧阳人狄敬出京提督湖广学政兼管考试工作。狄敬原是户部属下一名负责田亩屯垦和坟茔管理的屯田员外郎，凭借自己文望而获此职。《郎潜纪闻》说，他骑马巡查、整顿地方教育，每到一所学校，就严词训诫诸生：谁要是沾染世俗逃避考试，“辄挞之！”吓得“诸生屏息骇汗，不敢仰视。”有人抱怨他批评过严，他解释说：“士习颓靡久矣，今敷教在严，唯严而后可以言宽也。”主考乡试，他身穿红袍，端坐大堂，“焚香告天，取诸生试卷，当堂面阅，阅毕即发。”杜绝中间作弊环节，因而，“所奖拔士皆穷巷老儒，足迹鲜入城市者。”赢得民间百姓称赞，说他是“铁面学道”。湖北孝感人熊赐履就是参加乡试被这位“铁面学道”赏识，继而考中进士，官为翰林院检讨，朝廷馆阁著作，皆出其手。他在康熙朝历官学士，上疏数千言，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他给皇上讲解经义，拜武英殿大学士，纂修《顺治实录》、《两朝国史》、《政治典训》、《北征方略》、《孝经衍义》、《朱子全书》、《明史》等书。他回归乡里潜心理学，又著有《学统》、《闲道录》、《下学堂劄记》、《经义斋集》、《澡修堂集》，卒谥“文端”。成为名垂清史的大家。狄敬之后的又一个典型考官是宋得宜。康熙十八年（1679年）会试，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宋得宜总负责。宋每议国家大事必独抒己见，因而特受康熙皇上信任。这年浙江海宁贡士陈元龙来京赶考，宋得宜是他岳父，把他拒之门外。这是科举考试为避免主考官营私舞弊，不许亲属入试的制度——回避。《郎潜纪闻》说，三月九日，礼部向康熙皇上奏报回避一事，呈上回避者名单。康熙逐个问明原因。问到陈元龙，群臣都说他是宋得宜大人的女婿。当时回避制度对翁婿舅甥关系尚无明文规定，康熙就说：“翁婿何回避之有？可趣（速）令入试。”皇上发话，不能抗旨，于是立刻通知陈元龙进考场。此时已经到了中午，考试中途正准备吃饭。“忽传鼔启门——奉旨特送举人陈元龙一名进场。”古代有紧急事情击鼓通传，叫做传鼔。可见陈元龙来的多么紧急。然而宋得宜最终还是“以避嫌屏斥”，把女婿挡在门外……六年后，陈元龙才考中进士及第。还有一个雍正朝的考官沈近思。清史《沈近思传》说，雍正四年（1726年），吏部侍郎沈近思派任江南考官。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少年孤苦贫穷，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任过河南临颍知县，创立紫阳书院，以正道之学教导百姓，洞悉民生疾苦，品格高尚。通晓佛教的雍正问过他佛理，沈答：“臣少年潦倒时曾在寺院逃避，万幸后来得中进士，才能够留心经世的事情来报效国家。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佛学大乘。然而国家社稷为重，臣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不希望皇上成为释迦摩尼那样的佛祖。臣即使对佛学有所记忆或想法，又怎敢妄言，来分皇上的圣虑睿思呢？”雍正听了大为震撼，面容为之肃然。这次派他出任江南乡试考官，雍正寄以厚望，临行前赐诗有“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句，深信他操守高洁，心地洞明，能为国家选拔到出色人才。他果然没有辜负皇上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