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 盐与铁要到战国时代开始才成为一种新生产事业。盐铁之大量使用亦自战国时代开始。
  盐铁为人人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成为畅销商品亦当自战国时代开始。先讲盐。战国时有大盐商叫猗顿，他以贩卖池盐致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盐商。
  中国当时山东地区（齐国）出海盐，煮海可以为盐。但猗顿是贩卖山西解县地区所产的池盐，数量不多，远不及海盐出产之丰，故想象中战国时人食用盐的亦稀少。
  春秋时代仅有贵族食用王盐，普通民间是不吃盐的。即使有亦只是少量池盐而已，这是由于春秋时代海是禁区，人民是不能任意取海水煮盐的。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说：“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便是指池盐，可见当时有海盐陆盐之分（池盐即指陆盐）。
  据《史记》所载，知山东产盐之外，山西也产盐，亦由此可知海盐在战国时产的亦有限，并不盛产。
  《管子》书中讲到“海王”，海何以可称王？因海中产盐，故可称王。
  煮盐是战国以来民间的一项私人新生产事业。当时在山东地区追逐鱼盐的，也都成了积财千万的富商，那已是进入汉代了。
  有人说《管子》书中已提到管仲已有铁盐专卖之法，那可能是出于后人伪造，不足信。
  不过，汉初民间仍可自由经营盐业。根据《盐铁论·错币篇》的记载：汉文帝时，人民仍可自由煮盐，不受禁止。
  盐铁之归政府国营专卖，秦代虽已有，但要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定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
  而铁为古代所无。人类文化的进步，先由石器而铜器，再由铜器而铁器，铁器是较迟出现的。
  铁在中国，可能在春秋时代已有，但只是少量。用作耕器之用，《孟子》书中已有“铁耕”的记载。战国时之兵器如宝剑，已有用铁铸造者。
  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冶铁之生产到战国才兴盛。此时不但有大盐商，也有大铁商出现。古代特别受人注意的商人是盐商和铁商，因盐铁是家家户户必用之物，生意大而获利极丰。
  酒在当时销路也很大，但不能独占，因人人可酿酒，所以无大酒商；又如竹器，因竹到处可栽种，亦是非可独占的事业。
  如英国的纺织业，因为用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生产量多，成本便宜，因而致富而有在纺织业中称王者。
  《史记》中记载当时有大铁商名叫郭纵，其富有可与国王媲美，此为战国时已有大铁商之证明。根据《盐铁论》的记载，当时的豪强大户，取得管理出海之利，采铁矿用来鼓铸，有时一个豪强大家甚至聚徒众至1000余人，他们来自各地，因税重而来投靠豪强大家者。聚集在大山之中，开铁矿以冶铸铁器。
  《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有一位祖先梁国人名叫宛孔氏，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孔氏搬迁到南阳，大肆鼓铸，成为巨富，游酬于诸侯之间，人人刮目相看。又如四川的卓姓、程姓等家族，都是冶铁致富。说明秦始皇灭六国时，仍是任由民间开矿冶铁，不加禁止。卓氏程氏在六国未灭时亦以冶铁为业。
  西汉初，有鲁人曹邴者，可称为最大之冶铁业托拉斯（Trust）。而当时之吴王濞亦为兼营盐铁事业，拥有山海之利的一位侯王。故《盐铁论·禁耕篇》有云：“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之侄，当时封地有三郡53城。他招募天下亡命之徒，铸钱煮盐，使国用富饶。他搞七国之乱时，以文书告诸侯，凡斩捕大将者，赐金5000斤，封万户；斩捕列将者，赐金3000斤，封千户。吴王濞声明他的财富所在并不限于吴地的江苏，其封地连安徽、浙江也在内。因此他可制海盐，拥有安徽的铜矿可铸钱，称吴王钱，是吴王的私产。吴之政府经费乃用田租，由于盐、铜太多，吴王慷慨而废田租，其他各地流氓由他给养，担任劳役。遂使吴王夸口说：“诸王即使日夜用钱也用不完。”可见他的富裕已到达了何等丰厚程度。
  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卖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继井田制度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制度。
  在武帝以前，已有征收盐的实物，但尚不能算为正式的经济制度。
  如果照《尚书》所载，则夏禹时代“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说明夏禹已征收盐的实物作租税了。但恐是极少数地区，并不普及，因当时食盐者少。
  春秋时代，如《管子》书上所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但“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但山海地区辽阔，人民有擅取者，不能禁绝，遂改收山泽税，渐成默许。
  本来盐铁之利是取自山泽。在古代，山泽之财富是属于天子所有。先有部分人民不理皇家禁令，纷纷上山伐木采铁，下海煮盐、捕鱼，据为己有，使王室不胜其烦，遂不得已在“盗贼”必经之地设立关卡，收取山泽税，凡是山上或海中取得财富者，须缴付商税，谓之征商。虞人从事此种不正当的商事，谓之奸利，属不正当，晁错之轻商，原因在此。此种商业犯罪，征税是惩罚。
  在《盐铁论》中记载：“泽梁以时入而无禁。”即人民可被允准按季节时令进入山泽采铁、煮盐、伐木、捕鱼。
  在西周时期，已经征收实物的盐，犹如征收山林川泽的其他租税一样。
  事实上，盐铁官卖政策并非从汉武帝开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照此记载，司马迁的曾祖司马昌已在秦始皇时任铁官。很可能秦始皇时已有盐铁官卖的措施了，但制度并不明确。
  但在汉文帝时，民间仍可自由铸钱冶铁及煮盐。此点在《盐铁论·错币篇》中就有记载：“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由于汉初采取放任政策，因而使豪强大户专擅山泽之利，顿成巨富，而民间反受商贾剥削，其生活更为艰苦。《汉书·食货志》云：“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武帝时仍沿袭秦制，也设铁官。汉代很多制度是学自秦代。但因秦为时短暂，仅十多年而亡，因此不成制度，到汉代才定型而确立。
  较司马迁年长二三十岁之董仲舒曾说：“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意即田租、口赋与盐铁三个项目总和的税，比古代要重20倍。而其时田租与口赋并无增加，税重主要由于是盐铁一项，可见秦代已抽盐铁的重税了。
  《管子》一书所述主要是战国末年的理想，是秦代所施行过的一些制度。亦可借以证明汉武帝时之盐铁政策秦时已有。因秦并不遏抑商贾，汉高祖却抑制商贾，后来法制渐趋宽松，也是学秦代之法所致。
  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盐铁专卖制度才正式实行。
  武帝所以要推行盐铁政策，此制度乃由税收制度演变而来。因当时北伐匈奴，需钱孔急，遂行盐铁专卖，以增国家之税收。《盐铁论》中有云：“边（防）用度不足，故兴盐铁。”
  武帝元狩三年时，山东有水灾，人民多遭饥溺。于是中央派特使赴郡国尽取仓粮赈济之，仍是不足。又向豪强大户募款，亦不能相救。于是在元狩四年初将贫民70余万人迁往关西。由当地县官供给衣食。再使贫民有产业得以安居，弄得当地县官大穷。当时亦有大商富贾，以钱财役使贫民冶铁煮盐，成为万金巨富，但并无协助国家之急。于是政府借重大盐铁富商东郭、咸阳及孔仅等人出来担任大农丞或盐铁丞的官，来主持盐铁国营的事业。咸阳是山东的大煮盐家，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家，都是千金巨富。
  咸阳与孔仅向武帝上奏，从事盐铁业者由国家供给粮食费用及生产工具（如供应煮盐盆等），但得由政府主持出卖。民间不得再私铸铁器及煮盐，如违将施以“釱左趾”之刑，并没收其器物。另在产铁处设置铁官，其不出铁处则设小铁官，以主持铁器之制造及买卖。
  于是孔仅、东郭、咸阳乘着官车到各地巡视盐铁的事务，并任命各地的大煮盐家及大冶铁家为盐官与铁官。此为武帝元狩五年之事。
  以上是汉武帝盐铁专卖制度成立之经过。
  武帝时盐官铁官设置之地，全国有28郡设盐官，有40郡设铁官。此等盐铁官员，均由大农丞统管。设置铁官地区，《通考》一书有记载：凡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辽宁、甘肃、安徽、湖南、江苏各省均设铁官，可见当时冶铁事业的发达。
  盐铁的国营专卖，可说是极重要之一项制度。它增加了国库收入，也抑制了豪强的攫取暴利。因此招致豪强富商的反对。武帝崩，昭帝于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召集了各地民众代表讨论盐铁政策。政府出席者是桑弘羊，民众代表是贤良文学士，后者主张开放经济。今有桓宽《盐铁论》一书传世，双方以文化历史背景来讨论。两派曾有激烈争辩，辩论内容并不太精彩。但昭帝仍坚持盐铁专卖政策，直至章帝章和元年，才废盐铁官营而改为征税制。
  不过自汉武帝死后，新经济政策并未严格执行下去。司马迁的理论却甚风行于当时，但至今2000多年来，大体上说，盐业均由政府管制，制铁业则后来放松了管制。但也说明了汉武帝时已具有现代一般的进步意识，实行其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