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耀州窑，多么耀眼！

▲北宋孟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圆形香盒及俯视图

到处是宝，

不火不行。

这次是因为耀眼的耀州瓷，

陕西考古又火了！

最近，

西安长安杜回北宋孟氏家族墓地，

出土精美耀州窑瓷器，

部分器型为考古首次发现！

▲发掘现场

杜回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杜回村南部，地处高阳原南侧、潏河西岸。2020年6月至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清理了5座北宋晚期的家族墓葬，其中三座墓中出土了近60余件组的耀州窑青釉瓷器，极为珍贵。

这批耀州窑瓷器以茶具、酒具、生活用器和祭祀礼器等为主，而且器形保存基本完整。其中，2件狻猊钮盖熏炉最为精美罕见。

▲狮形熏炉（狻猊吐香）

根据考古人员介绍，这5座墓葬的墓主人是北宋时期一对亲兄弟孟輗和孟軏的子女和家眷。有意思的是，这几位都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九月二十三日集体迁葬于此，并且目前已确认至少有4位墓主年龄未超过30岁。

考古人员认为这批耀窑青瓷绝大多数保存完整，器类组合明确，部分器型殊为罕见，为研究北宋耀州窑器物类型、烧造工艺以及瓷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通过对砚台等出土文房用品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北宋底层文人雅趣的一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梅瓶

▲托盏

▲执壶

▲渣斗

▲鼎式炉

耀州窑，

宋代六大窑系之一，

是北方青瓷的代表。

说到耀州窑，

就不得不提起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

这里也曾出土了一批耀州窑精品。

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耀州瓷

（原刊于《收藏》）

▲醇亲王府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是近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该批出土瓷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品种较多、品质较高，除耀州窑青瓷外，亦有少量定窑白瓷、景徳镇青白瓷、建窑黑釉瓷以及耀州窑酱釉、黑釉瓷等。这些瓷器或岀自纪年墓，或与其他带有年款的器物如石器、铜器、砚台等伴出，故多数年代相对眀确，具有重要的考古断代编年价值。

这一成果丰富了耀州窑等瓷器品种和纪年谱系，亦为我们认识和复原北宋文人士大夫及世家望族的日常生活情态提供了某些不可或缺的细节要素，因而值得深人硏究。

耀州窑刻花青瓷

登峰造极于北宋晚期

从墓志纪年判断，吕氏家族墓地的使用时间，上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下迄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共43载。而出土瓷器中，无论是耀州窑制品还是定窑、景德镇窑、建窑等外地制品，其时代特征与墓葬纪年似也大抵相合，即多属11世纪偏后至12世纪初叶（北宋中后期）流行器或代表性品种。

如耀州窑瓷器中的瓜棱钵、经瓶（有高、矮两式，今习称“梅瓶”）、花口瓶；定窑白瓷中的花口盘、折腹盘（耀州窑酱釉盘中亦有此式）、台盏、盒；景德镇青白瓷中的瓜棱执壶、托盏；建窑的敞口式兔毫盏等；

即使是一些流行时间长、年代跨度大的器物品种如耀州窑的盖碗、注碗（注子与温碗之合称）、渣斗等。根据它们在造型上的一些变化以及装饰特点，参照纪年资料，也都不难识断其年代所属。当然，由于墓主生前家境丰裕，爱好古物而多有蓄藏。

故如同在墓中发现西周至汉唐铜器的情况一样，随葬瓷器中也有个别年代较早的制品。除大家都已留意到的那件年代或属五代或宋初的龙首流青瓷执壶外，还有一副青瓷托盏（图1）

▲（图1）耀州窑青瓷托盏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年代也有可能略早于墓地上限，应为11世纪前半叶（北宋中前期）制品。盏为瓜棱式，造型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盏相同。

从考古资料看，此式盏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前期，除陈国公主墓外，还见于北京地区辽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年）韩佚夫妇墓出土的越窑青瓷，以及辽重熙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045～1053年）王泽夫妇墓出土的定窑白瓷等。

刻花（这里指“浅刀”刻花）可说是耀州窑青瓷最富声誉的装饰工艺之一。这一工艺滥觞于五代宋初，河北定州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耀州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碗等，即为其例。不过刻花作为耀州窑青瓷的主流装饰工艺之一并形成特色，却是在北宋中晚期。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刻花青瓷（图2～9）为数不少，其中可分精、粗两类。

▲（图2）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经瓶

元祐八年(1093年)吕氏家族墓地M2出土

▲（图3）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牡丹纹经瓶

元祐八年(1093年)吕氏家族墓地M2出土

▲（图4）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花口瓶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图5）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罐

元符三年(1100年)吕氏家族墓地M20出土

▲（图6）耀州窑青瓷刻花双系罐

吕氏家族墓地M4出土

▲（图7）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盖碗

吕氏家族墓地M7出土

（图8）耀州窑青瓷刻花渣斗

吕氏家族墓地M6出土

▲（图9）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盒

吕氏家族墓地M5出土

鉴于同墓葬的相同器物中亦有精、粗之分，故可基本认定它们属同一年代制品；精、粗两类产品之间，并不存在刻花工艺由低级向高级嬗变的关系。从Ｍ2（疑为吕大临墓。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M20（吕大忠墓。葬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和M29（吕至山墓）等出土的瓶、罐、钵等刻花青瓷看，其精者刀法圆熟，线条流利，图案生动，刻花工艺相当成熟，可说已达到或接近这品种的历史最高水平。

笔者曾在旧著《宋辽金纪年瓷器·耀州窑》一文推测，耀州窑刻花工艺臻于纯熟完美，大约是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即北宋末年至金中前期。而今看来，这个推测或无大谬。只是，根据吕氏家族墓地的新发现，并参照海内外公私收藏的一些相关的顶尖级藏品（图10～13）

▲（图10）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牡丹纹瓶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图11）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牡丹纹经瓶

上海博物馆藏

▲（图12）耀州窑青瓷刻花凤穿牡丹纹枕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图13）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牡丹纹盒

大英博物馆藏

我们似可更有底气地推断，耀州窑刻花工艺经不断演进，而造极于北宋晚期；这一工艺在金代固然仍复流行并有精彩表现，但整体上已呈颓势，可说是强弩之末了。譬如说，金代刻花的纹饰已趋于简化和程式化，而北宋刻花则更为丰盈鲜活。其实，事不孤有，除刻花外，北宋以来耀州窑的其他主要品种如酱釉、黑釉（包括油滴、兔毫、酱斑）以及印花青瓷等也都盛烧于北宋晚期。宏观地看，大约从神宗到徽宗的半个世纪，也是我国窑业一一特别是中原地区窑业异常活跃和高度繁荣的时期。

“扣器”或为耀州窑“新窑器”

吕氏家族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中，有一批镶金、银口的制品（有可能出自吕至山墓）格外引人瞩目。这批所谓“扣器”，多是成对（组）出土，造型端庄，釉色清淡，工艺更加精美，与普通的耀州窑青瓷明显不同（图14～17）

▲（图14a）耀州窑青瓷银扣盘

（图14b）银扣盘内面

（图14c）银扣盘底面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图15）耀州窑青瓷五曲花口金扣碗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图16a）耀州窑青瓷六曲花口银扣碗

（图16b）银扣碗内面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图17）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银扣钵

吕氏家族墓出土

过去人们谈论定窑时有种说法，认为给覆烧的定瓷镶上金银口，主要是为了弥补“芒口”缺陷。而这批耀州窑青瓷并非覆烧，因而也就不存在“芒口”。显然，镶金嵌银在这里只是出于彰显贵重与奢华的需要，这与其造型和釉色的考究表现出同一追求。

陕西文博界同仁认为，这批“扣器”应与等级或贡奉制度有关。笔者认同这个意见从历史上看，“扣器”总与贡器有关。据史料记载，宋立国后苟安一隅的吴越国曾多次向宋廷贡奉“扣金瓷器”；宋初贡御的定瓷中也有所谓“金装定器”。朝廷对金银“扣器”的使用亦曾有明确限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载，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己酉诏：

“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

耀州窑虽无“扣器”记载，过去似也未曾发现其实物，但耀州地方官府向宫廷进贡瓷器却是有据可查的史实。早期不说，北宋中后期就至少有两次，时间分别为神宗元丰（1078－1085年）和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而这两个时间，也都与吕氏家族墓地的年代相合。由此看来，上述“扣器”的来源，或与当时耀州窑进贡有关。

从五代越窑的情况看，贡器通常是按“官样”烧造的，贡窑往往还要接受官府“置官监窑”。南宋庄绰《鸡肋编》在谈到龙泉窑贡器生产时也有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的说法。虽然从《中兴礼书》等文献上看，“制样须索”的器物均属仿古祭器，但无庸赘言，对瓶、盏、盘、盂等“燕器”（食具）的烧造，无论造型还是釉色上，官府也一定会有不同于一般民用器的标准和要求。总之，“燕器”同样非寻常之物，这大概也就是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扣器”之所以有别于普通耀州窑青瓷的原因了。

至于贡器是如何进入吕家的，这个问题似乎也不难解释。由墓志及随葬品所刻铭文得知，吕至山为吕大观之子。大观早亡，事迹不详，然其“兄弟之既多且贵而皆贤者”。如老二吕大防（1027～1097年），身居高位多年，哲宗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刘挚等几位宰执同掌国政，常受到皇帝赏赐；老六吕大临（1038－1093年），则以博学多识名世。他精通六经，对金石学也深有研究。他编纂的《考古图》收录古铜器、古玉器200余件，并详加考订。哲宗以来古器物方面的收藏与研究成果，对后来包括官窑瓷器在内的宫廷礼器或官家用物的形制设计当有直接影响。我们知道，约在神宗年间（1078－1085年），宫廷祭器如盦、簋、尊、豆等已由过去的金铜器改用陶瓷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2），这个情况在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中或已有所反映。如Ｍ9（吕英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簋（图18），即仿自西周青铜器。

▲（图18）耀州窑青瓷簋
吕氏家族墓地M9出土

此物与彼物（扣器）虽工艺有别，但都应属皇家及臣僚用物。那么，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再说回吕至山。此人生前有一个文散官（有官名而无职事）承议郎的头衔，家中也多有蓄藏。他墓中除“扣器”外，前面已提到的五代宋初青瓷执壶（口沿及足根等处也镶有银扣）以及三足歙砚、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等，也都应是等级较高、“为世之珍”的官家用物。

探究这批“扣器”的来源，或还有一个线索。宋人叶寘（zhi）《坦斋笔衡》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由此可知，在当时宫廷指令汝州烧造青瓷的同时或稍后，耀州等地也有与之相类的产品了，根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越窑古秘色，汝窑新窑器”的说法，还可推知，汝窑奉命烧造“新窑器”的时间应距宣和朝不远，有学者认为是在北宋哲宗至徽宗年间。这个时间段与吕氏家族墓地的年代也大抵相合。

据此推测，上述“扣器”很可能就是耀州窑烧造的与汝窑相类的产品，套用徐兢之言，也可说是耀州窑的“新窑器”。作为地方贡瓷，这种“新窑器”既不同于耀州窑普通青瓷，也与直接奉宫廷之命烧造的汝窑青瓷有别（二者在形制、釉质与釉色以及支烧工艺等方面均不同），独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瓷器贵重却非珍玩之属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按用途可分为食具、茶具、酒具、香具以及花器、祭器等，基本属日常用器，各类器皿及其配套组合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特点。比如茶具，数量较大，配套完整，几乎件件精美，其中不仅有耀州窑制品，还有在当时市场上等级可能更高也更为“宜茶”的建窑黑釉瓷等。据史料记载，建窑的黑釉兔毫盏大抵从北宋中期以来成为“斗茶”用盏之上品，至迟徽宗时更为宫廷所用。目前北方各地出土建窑黑釉盏的报道似不多见，吕氏家族墓地Ｍ５出土的兔毫盏（图19）

▲（图19a）建窑黑釉兔毫盏

（图19b）兔亳盏内面

吕氏家族墓地M5出土

由于年代相对明确，可说是迄今这种制品在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值得注意的还有耀州窑黑釉窑变茶盏，如Ｍ12（吕大圭墓。葬于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出土的“红油滴”盏（图20）等。

▲（图20a）耀州窑黑釉“红油滴”盏
（图20b）“油滴盏'内面政和七年(111年)

吕氏家族墓地M12出土

因此，Ｍ12出土品对于北宋北方地区黑釉茶盏的断代具有重要的标尺作用）。这些别具意趣和特色的茶具似可表明，在墓主人生前，饮茶不仅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在饮茶上已相当趋时，对茶具的选用也相当讲究。

从文献和出土实物上看两宋时高品质的瓷器尽管已很贵重，但它们受重视的程度似乎还不能与金玉等珍稀材料制作的器皿相比，更未成为珍玩之属。其实，莫说瓷器，即使是北宋时已风气大盛的三代礼器（古铜器、古玉器等）集藏，对于像吕氏家族这样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而言，也是为了整理传统礼乐而非“炫美资玩”。正如吕大临《考古图》序言中所言：

“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

瓷器真正成为珍玩，或说瓷器鉴赏开始形成风气，那还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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