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改革”，上海浦东的“开放”，铸就中国复兴的基石

国际社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会提到深圳和上海浦东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我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各自历史地位：

深圳打开了中国的“门窗”，而上海浦东则是撤掉了长年让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围墙”！

从经济政策进步和演化角度分析，深圳提供了“改革”的经验和政策基础，而上海浦东则在深圳“改革”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进行了“开放”。

深圳的“改革”，为上海浦东“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是中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扩大开放步伐极其重要的步骤。

没有深圳的“改革”做前驱，就不会有上海浦东的大胆“开放”。只有到了上海浦东的“开放”，中国才迈进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历史潮流之中。

上海浦东改革开放的贡献对中国而言，无论给以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上海浦东的成功，是冲破制度束缚，理念制约，政策限制，敢于创新取得的伟大结果，对一切阻碍经济发展，防碍市场机制的行政服务短板的现象，习惯，行为，敢于“亮剑”，形成特有的上海浦东精神，风格。这是保证上海和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始终沿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前进的根本原因。

上海浦东的成功至少让我们更明确“政策与市场”的关系实质，更清晰的看到“市场机制”的有限性，以及正确，科学的政策的必要性，两者的结合会产生无限可能。

上海的发展奇迹，以及它带动中国整体发展的成绩，都是源于“政策和市场”的完美结合，才能诞生出最好的果实。

在经济领域，人们长期争论“自由市场经济”的唯一性，排斥和反对政策的支持和干预，把政策干预视为政府干涉市场，认为此举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等。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特别是不少人依然把政府指导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发展重点和关注点，归为“计划经济”范畴大加指责，现在的时代变革似乎不太支持这样的批评，因为”时代大变局”也包括传统市场机制极其论述的变革在所难免。

政府和市场，似乎就是一对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从亚当斯，到凯恩斯 和现代经济学家，都在解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一个学说可以成为定论。原因很简单，因为市场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生改变的，时代变了，市场会相应变化，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时代，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市场，各自的理论和指导方针随着时代变革，属于可以理解的现实。

当今的西方主要国家在限制中国公司发展，限制华为等企业的市场行为，是最有力证明了西方在搞" 计划经济"，而且是十分霸道的“政府干预”！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特别特殊，它大多数情况下是挡风墙，防火墙，个别时候还得为企业行为背“锅”。

当然，少数地方政府的人员为私利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最终会被市场所惩罚与淘汰。

最终决定市场机制是否成功，根本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机制是否科学，准确和灵活性。只要政府的决策过程是科学，透明，反复论证，符合实际，又可以随时加以调整，一定会促进市场机制的成熟和发展，这决定了政府的功能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上海浦东建设30年的经验千条万条，其中一定有一条是它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精髓所在：一切政策中心就是“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