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东丨剪毛驴尾巴的故事 (外三题)
剪毛驴尾巴的故事
不太更事的傻孩子们，常常啥愣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而且干得很神秘且奇妙，憨胆子也特别的大。
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末尾时，我和淘气机灵的三个小伙伴们，竟把生产队里三头毛驴本来就不长的尾巴给剪掉了。不过，剪的不是那一尺多长的肉尾巴，而是只在其肉尾巴的尖尖上剪了几粽黑色的虚毛。虽然没伤着毛驴的骨肉，但剪后却让毛驴的屁股上怪怪的特别的难看，本来畜生家们就不赢人的短尾巴，一下子竟变成了一根黑色的短木棍，让人一瞅见那稀奇古怪的样儿都憋不住气地想喷着笑。当时，不雅的事儿很快地就被暴露了。喂养生产队里牲口的潘叔精明得很呢。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就眼尖地瞅见三头毛驴的尾巴，在一夜间竟奇怪地变短了，潘叔傻愣愣的支绷着还没昏花的两只老眼，惊奇又费神地琢磨着，这该不是那磨牙贪嘴的贼老鼠干下的好事吧？潘叔便又瞪起还没昏花的眼，到毛驴的屁股上至细一瞅，“好家伙，还齐整整的，这不太对劲，肯定是哪个贼娃子用剪刀剪的！”潘叔观察完后，满脸不乐地绷着褶子脸又骂咧了几句，但声音却不是很大，也不甚难听，只轻轻的两声便算了了事。
这蒙在鼓皮里的剪毛驴尾巴的有趣小故事，到今天都过去四五十个年头了，我们当年的几个小伙伴，竟密嘴地没敢让一个外人知道。现在我用小笔尖儿将它写在纸上向大家公布出来，为的是让大家再回味一下，已遥远了的岁月和在那遥远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有趣的如剪毛驴尾巴这样的碎故事来......
六十年代末，剪毛驴尾巴的傻事儿，也并非我们几个傻孩子家没事儿玩耍着傻胡干的，你可不知道剪下的那几粽不起眼的黑毛丝儿可有着大用场哩！
在那个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各处都时兴得跟上形势成立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村子虽小但也勇为人先地毫不落伍，村上的大人们成立了几十人的大宣传队不说，就连我们的小学校里也成立了精干的只有十多人的小宣传队。记得，当时经过严格的挑选，学校里懂文艺的张老师就把我们几个机灵鬼给挑选上了，我们兴奋得挥舞着欢呼的小臂兴高采烈，一连几晚上都激动得睡不着。张老师在一个月里，就给我们排练了不少的节目，且个个都是短小精彩的。其中，有一个最为精彩，名字叫《大寨亚克西》，是反映新疆维吾尔族牧民歌唱赞美大寨的。我们六个小家伙嗓音好，个头又均匀的便被选上表演这个节目。可我们在一阵兴奋的狂欢后，却蔫下头皱着眉发了愁，穿戴的花服装咋都好说，可嘴上的小黑胡须从哪里弄呀？我们几个低着头，像欠了别人钱似的都闷闷不乐。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虽有长着长胡须的老爷爷，可那雪白的胡须虽长却色儿不对头，我们娃们嫩嫩的嘴唇上就根本不能用。又过了两天，爱动脑筋的涛子突然想下了妙招，他把我们五个悄悄地拉扯到避人处，眯着两只小圆眼舞着手神秘地说：“哎，我昨天都观察好了，咱们用生产队里毛驴尾巴上的黑毛儿制作不是很好嘛！”涛子把话一说完，大家高兴得呱唧呱唧地直拍巴掌。想好了并且也说了，我们几个就立即行动了。当天下午，老天爷在已入了十月的秋日里，竟还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把满世界都积满了水，队上牲口圈里的粪当天只出了三分之一都没法再进行地停了下来。
当天夜里，我们只去了三个手脚麻利的伙伴们去执行神圣的任务。涛子操心得早把一切全侦查好了，工具也备齐当了，那天夜里天刚擦黑时，喂牲口的潘叔急着回家去给家里的病人熬药去了，我们三个机灵鬼就神密密地悄声来到饲养室，好家伙，圈里的牲口屁股后面的粪被刨下了一道长坑，被雨水积的满满的，酸臭臭的气味实在难味。不过，爱操心的涛子早就有准备地在小脚丫子上穿着同我们一样高着腰的雨鞋，左手里握着一把在黑地里还明晃晃的剪刀，右胳膊上挎着一只二尺来高的小板凳。我们进到牲口圈里，涛子先把小板凳轻手轻脚地放进一尺高的积水里，然后，又轻手轻脚地被我们扶着站上去，麻利地在我捏的手电筒的亮光里，舞着右手中的剪刀只几分钟就把三头毛驴尾巴上的黑毛给剪下了，但在剪第三头最小的毛驴尾巴时，那小畜生觉着屁股后面有动静，就将一只蹄子朝后猛的一蹶，竟把涛子吓得从小板凳上摔了下来，滚在臭哄哄的水里，捏手电筒的我和扶凳子的另一名伙伴，赶忙将落在水里的涛子从水里搀扶起。不过还好，涛子虽然掉进水里，但筋骨活泛的他身子骨一点也不碍事，他从水里被我们扶起后，左手中的剪刀虽摔进了水里，可右手中还坚强得把剪下的一大把黑毛儿死死地攥着。
难办的事儿在黑天里眨眼间就给办妥了。在一个秋风习习的爽人夜里，天刚擦上黑，村里舞台上的大红幕布就徐徐拉开了，一场演出在一阵欢快的鼓乐声中亮丽地开了场。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六个个头匀称，嗓音嘹亮的娃们出神的演唱起了《大寨亚克西》。舞台上空明亮的灯盏照耀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欢快得有使不完的劲，个个小身躯上都装束得像模像样，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没檐的用麦杆节编制的小帽，上面还用彩笔画着一道道亮丽的花颜色，脚下穿着翠绿色的高筒雨鞋，身上的长袍子上闪亮着一道道绿白相间的竖条子，尤其是嫩嫩的小嘴唇上用毛驴尾巴上的毛制作的黑胡须，两头朝上的调皮地高翘着，黑黑的丝毛在灯光下闪烁着亮光。台上，随着优美的动作和亮丽的嗓门及身上夺人眼目的漂亮装饰，将节目表演得活灵活现精彩极了。台下，在凉爽的徐徐秋风中，一只只入神的眼看得全圆瞪起，或大或小的巴掌呱唧呱唧地朝我们热烈地拍响着。我们在台上全神贯注的表演更来了劲。突然，台下，就坐在前排位置上的饲养员潘叔的褶脸颊和那双出神的老眼竟跳进我们的目光里，我们吓得就急忙避开。
台下不甚冷飕的秋风突然刮得大了起来。可出神的每位观众们却不被呼呼扑来的秋风所动，仍咧着乐开的大嘴眯缝着两眼朝台上注目地观看着。前排的潘叔也是同样的神情，或者还没糊涂的潘叔这会已从我们六个毛娃娃的嫩嘴唇上看出了猫腻......
时光飞逝得已将我们当年活灵活现的六个毛娃娃不再青春地拽曳到今天。今天，我竟自作主张得将当年剪毛驴尾巴的神秘小故事儿用烂笔头在纸上书写下向大家公布出来，我想，当年那五位小伙伴们在知晓后也一定不会怪罪。因为，我们那时虽都年幼不甚懂事，可用一把小剪刀和几双稚嫩的手制作出来的却是一段有趣有味的美妙故事，故事里的事儿虽然寡淡缺滋味，但却印记着我们在那年那月那日的美好回忆……
枣木人
“枣木人”是一个凡人孤氏的雅号，因在百家姓中就没这个“枣”姓，所以，他也不姓“枣”。人们从小见这个凡人娃子可怜恓惶，也没人给起个正式的学名儿，就一直这样，“枣木人"、"枣木人”习惯地喊叫了起来。不过名也很符其实，因他长得不但瘦骨嶙峋，且干柴似的骨架外包裹着一层油亮的酱色皮肤，大家都说给锯开的枣木颜色差不多。这不，咱们正说着曹操，曹操立马就到。枣木人今天来的比昨日还早，太阳还没露出脸，他就被一前一后两个挎枪的民兵带到生产队的大场里。两个民兵的脸拉得比那驴脸还长，邪唬严肃地吓人。枣木人的紫面孔上写着苦愁，昨天还呼呼噜噜的杏核眼，今天却耷拉得只剩下一条细缝，一米八的大个头也没昨天挺的直，枣木色的额头上新结了一块褐色的疤。“还不快点干活，磨蹭个啥？！”一小个子民兵从肩上卸着长抢，朝枣木人瞪着圆眼凶神恶煞般地吼道。枣木人吓得没敢吱声，低着头像架机器似的哼气哼气地干开了活。
枣木人是在一个月前被人举报的，被圈进公社设在我们村的学习班里。罪状简单的只一条：偷听敌台，涉嫌敌特分子。多年来，他一直可怜的一个人单过着，晚上没事时常憋闷得慌，便在夜深人静时就随手拨弄着自己的小收音机，只听见里面哇哇啦啦的，全嚷着一些让他一句也听不懂的洋话，谁知发生在三更半夜里这么一丁点的小屁事儿竟被高度警惕的人举报了。公社接到举报后，认为发现了新敌情，就毫不含糊地火速的把他先逮到公社的学习班里圈起来，暂定性为同海外有联系的“敌特分子”。等很快审出个子丑寅卯来，再往县上的局子里送去。这不都一个多月过去了，也不知是枣木人狡猾难缠，还是审讯的人软弱无能，一直都没把子丑寅卯审出来。没办法的民兵们就只好舞棍弄棒的，在夜半三更里把枣木人烤打得嗷嗷直叫，他一会儿说收音机里说的全是洋话，他连一句都听不懂；一会儿又说把收音机的台给拨弄错了，全是自己的罪过。反正说来说去，没说下一句有费量的话。但是学习班的头儿绝对不会轻易放了他，因为和他前后圈进来的还有十多个“坏人”，都是不打不吱声，一打就吱嗷乱叫的特别坏的分子，如果都这样随随便便地就放了，学习班几天不放得没了人？“不行，还得靠专政的这把利器，对这帮特别坏的分子得一个个从严审查，严厉对待，不信他们不老老实实的交代！”学习班的头儿十分严肃地在好几次开会时都对审讯人员和民兵这样要求着说。于是，审讯的人员审的更勤了，看管的民兵也看管的更严了，一些不该让外人知道的密事儿，都按惯例在风高月黑的夜半里进行，因白天里太显眼，时间又紧迫，还得让这帮特别坏的分子抽出更多的空余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这不昨晚肯定又把枣木人给教训了，不然，他的紫色额头上怎么会结下这么一个新疤？
枣木人虽然挺着一米八的大个头，两只杏核眼呼噜呼噜的，人却十分的实诚。因我们生产队里准备在大场里拱几孔土窑洞，民兵就安排他和我们一起给队里打土坯，我们常人一般不歇气地干，一天顶多只能打四五百块，他却手脚麻利地又特有耐力，不吭不哈的就能在一天里打六百多块，且块块有棱有角的磁实光溜。干这浑身使劲的出力活儿因是在太阳正火辣的六月天里，再说是接受改造，也得给人家留点喝水喘息的空隙吧?其实每天里枣木人除了喝口水外，根本就没给他留下半点喘息的时间，因为从小爹娘给了他一副好嗓门，嘴一张都能赛过包羊肚手巾的阿宝。我们在大场里干活的男女几十个人，都在心中切企盼着枣木人能快点儿歇下来，好给我们有滋有味地唱上一曲，让我们好饱饱耳福。两个看管的民兵大概早看出了我们肚子里的心事，就朝枣木人瞪起圆眼板着冷面孔吼了声：“嗨，快别干了！你这小子还多才多艺的，快给大家唱上一曲！”枣木人便像机器一样，立马停下了手中的活，用沾满灰土的右手指在紫额上和脸上抹了把流淌的汗，呷了口水就开唱了，顿时，在没有音乐伴奏下，一曲人人都熟悉的老调儿便在宽敞的大场上回荡起：“北风哪个吹，雪花哪个飘......”
我们几十个人在大场里瞪着两眼竖着双耳静静地听着，枣木人挺着灰花的脸用尖亮的嗓门不负众望的向大家十分卖力地唱着。听着听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竟隐隐地生出一种难抑的情，但这样的情，在当时特殊的年月里和两名荷抢的民兵虎视眈眈的瞪着眼一刻也不离场的情况下，怎能溢于在颜表？每个人都不显山露水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枣木人的曲子还没唱完，由于他认真再加上用力又过大，或者刚才檫汗时被手指碰了下，额头那块紫色的疤上隐隐地渗出了血，鲜红的血顺着灰花的脸和着汗水无声地流下......
赶十点钟吃晌午饭时，枣木人又被一前一后两个挎枪的民兵带走了。
夏夜，静静的，村里村外连一声犬吠声都难闻听到。这会炎炎的六月天在夜间也凉淡了些，没有夜风轻拂，只有明亮的月光和闪烁的星星在夜空中静谧地高照着。枣木人和十几个特别坏的分子被分住在几孔老旧的土窑洞里，窑洞的门口安着一副窄细的门和一只碎小的窗户，如果在白天窑洞里不亮灯的话，黑樾樾的颜色恐怕连人的眉眼都难看清。学习班的头儿总得意的向外人炫耀说：“这地儿选得太好了，严严实实的，对这帮特别坏的分子好看管，咱民兵们背上枪朝院子里昂着头一站，坏家伙们一个都跑跶不了。再，窑洞里光不溜溜的，就是想寻死上个吊，也找不下一根栓绳的木梁。”
枣木人和三个同伴们睡在一条土炕上，别人都呼呼的入睡了，可他虽然白天在毒日头下又是干又是唱的乏乏的折腾了一天，但这会曲卷着长身子翻来复去的说啥也睡不着。他就想：咱圈押在这里也好，省得在外一天三顿的还愁着吃愁着喝。再，大热天的哪里能找下这么凉爽的地方睡觉。尽管每天在这里咱身不由己，受着人管制，还吃着皮肉苦，可顿顿却能吃上黄面馍，喝上稀糊糊汤呀......
一晃间，四十多个岁月就那样匆匆的飘逝过去了。在那个年月里，尤其是那些被扭曲和难辨清是非的怪事儿，至今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里和心里。最后听村里人说，当年那个一脸酱色的枣木人可是个恓惶娃，从小就没了爹娘，苦苦的一个人东一口西一口地讨要着饭吃，都数九寒天了，身上还穿着一件难抵风寒的破夹衣，光脚丫子挑着两只单鞋，两只小拳头被冻得裂着血口子红肿红肿得跟馒头似的。另，关于他偷听敌台涉嫌敌特分子的那件事，纯属无事生非的尔诈，那几孔圈押坏分子的土窑洞在那年十月的连阴天里也被雨水渗得全塌了，没办法学习班连窝都没了，再支撑不下去的景况只得无着果而终。那天，学习班的头儿在塌窑洞前哭丧着脸蔫着头细细地吱了声便把十多个特别坏的分子全给放了，每天神气地背着长枪拉着长脸的民兵们也都失业地各回了各家。又过了好几年，又听村东头的狗娃说，他在外县里碰见了枣木人，人家如今可发福啦，脸色红润变白不说，穿戴还相当整齐，一米八的大个头像堵高墙直挺着，脖子上还绑着一条鲜亮的花领带，一见面随着热情的问候声飘来，还给他甩过一支带着把的好纸烟，他凭着一身的勤苦和灵性，正带着几十人的工程队给康福小区盖着高楼厦，在旁的人眼红地唧唧喳喳议论说，这栋高楼厦盖成，恐怕枣木人这个大工头就能挣十数万哩。时光嗖嗖嗖过得真快啊，光着脚丫子都追撵不上。一眨眼间，竟将四十多个年头都飘飞过去了……
记忆中的小刻刀
说起自己那把不起眼的自制小刻刀来，都已是遥远的四十五年前的旧事了。
记得在我只有十四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岁月中，我正上小学四五年时，心灵手巧的我竟爱上了书法和绘画。那时，因是在特殊的年月里，课堂上整天就根本不上什么课程，代课的老师们，个个全胆战心惊地只知谨小慎微地帮他的小徒弟们呼喊火红的光面口号和开展鼓舞人心的运动。不懂事的小学生们，也只知图着热闹得将一张张写在报纸上的大字报，刷上厚厚的浆糊张贴在校园里的大墙上，以助威轰轰烈烈的火热场面。当时，我面子上虽也参加着，但去的次数却很少，一些爱记事的小学妹们，还在一旁常窃窃地议论着我。每日，当西天上的太阳还在老高时，学校就放了学，不太美观和欠牢固的两扇校门，便准时地被一把生锈的铁将军给把上了，空旷的校园里冷静静的辽无一人，落魄得像被一阵冰雹刚扑打过似得，只有里面几棵高桐树上的一群鸟雀，在枝叶上唧唧喳喳地狂蹦疯叫着。小学生们白天在学校里一天间就没上啥课，红红火火地在老师的眼皮子下疯张了一天，放学后就照着大人的安排，各自挎上筐子，三五成群的到天旱得都不长草的野地里去给家中的猪羊去割草。当时，我是隔一日才去一次，把幼小的心思全栓在家中那张起了黑漆皮的跛腿小桌子上，当太阳的亮光灿灿地西照时，我便把娘给我早积攒下的硬质反面纸铺展在窄小的桌面上，又是画呀，又是写的，不一会，有生气的人物画和方方正正的大字就描下了几大张，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走过时，兴奋得眯起昏花的老眼看个没完，咧着没牙的嘴世界地直夸：“看我家小孙孙的手多巧呀，把人儿画得活灵活现的！”那时候，家中北房里的墙面上让我画的画全给张贴满了，雷锋的半身像、焦裕禄和王铁人的半身像，还有毛主席足有七尺多高的全身像，等等，等等……老奶奶一看见屋里墙面上贴得满登登的，总有说道不完的夸奖话，可那时正五十出头的爹娘，心中有数地却没过分的张扬和夸奖我，但也不十分的反对，看见了就装得像没看见一样，可能是一贯不喜善张扬的爹娘，怕我沾沾自喜地滋生下骄傲的坏毛病。可来我家的邻居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每次一看到北房里墙面上被贴满的画，总兴奋得实打实地要在我的爹娘前夸奖上好一阵才肯抿住嘴。
那时，我灵巧的小手不仅会画画和写一尺见方的大美术字，还会用一把自制的小刻刀，在硬质的杂木上雕刻各种人物的头像和字。记得在一个礼拜日里，我用心地低着头在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就为生产队上的王会计刻好了一枚长方形的印章，供他公事时使唤。王会计拿上我刻的印章后高兴得见人就敞着嘴夸，不几日，又有几位叔叔试也探地眯缝着眼来找我刻印章，我就毫不谦虚地也不需要长辈们过多的夸奖，就占用两个礼拜日的时间，低着头用灵巧的小手用力地捏起小刻刀满足了长辈们的要求。那时候我们家里人口多，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墙一样站立下好几个，每个人的脚丫子长得疯快不说，每日在农田地里学大寨地劳作还特别的费鞋，尤其是底，一双新鞋子还没穿几日，就被瓷实的土疙瘩把鞋底子都磨得有了眼睛照见了人。一直为我们辛苦纳鞋的二姐当时就皱着眉头，想法寻来二姐夫从煤矿上捡来的几块皮带运输机上的橡胶边角料，让我用小刻刀在上面雕刻上菱形的花格子，然后再按鞋的大小裁好缝在鞋底上，这样费鞋底的我们弟兄几个，一双鞋就能穿好长好长时间。这时，一项不多言语的娘在趁我不在时，世界地在二姐前夸我的小手儿真巧，可替家中帮了个大忙。
那时，鲜红的旗帜在人们的目光里飘卷着，文化大革命的红歌曲也在不太宽阔的校园里唱响着。我们每个小学生的心灵上都疯颠得像燃了一把火似的，每个人都在盘算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有的说，过几日他就要跟上大红卫兵们到北京的天安门去一趟，看能不能见上毛主席；有的说他想到湖南省里的韶山去，看看伟大领袖的老家。一会儿的功夫，七嘴八舌的话就疙吵下一大堆，说啥话的都有，反正全是没挑剔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一天，在我们只有十多名小学生的班级里，长着圆圆头的刘凯班长，从自己的小书包里掏出一枚用木头雕刻的毛主席头像神秘地让大家参观，没见过世面的我们都稀罕得不得了，啧着嘴溅着唾沫星子的直夸，刘班长这时却把圆头朝上一扬，骄傲得将细糜子似的眼一眯，傲气的说：“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想盖一张！”说完，还没等我们一双双期盼的傻眼灵醒过来，他便飞快得又将木头印章装进自己的小书包里，用黑脏的手还在上面死死的捂住，害怕我们抢走似的。一连几天里，小气的刘班长，只给同他要好的三名同学在避人的地方神神秘秘地每人只盖了一张。我见过那头像虽鲜红鲜红的，但却不很清晰。就是这，竟把沾了刘班长的光盖上了印章的密伴们，高兴得眯着眼发疯地狂笑，那些没盖上印章的，只能耷拉着蔫头将小嘴里的冤气直往外叹着。当然，不用说我肯定在没盖印章的人数里，可我坚强的头却没蔫下，更没长长的叹着气。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到家就想，这有啥神秘了不起的，何必那样眉高眼低地看着人来下菜，你一个烂班长有枚小印章有啥了不起？看把你张狂得些！第二天，刚好是礼拜日，我就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捏起磨得疯快的小刻刀，在一块平光有弹性的橡胶片上雕刻下一枚比烂班长哪枚还要好的毛主席头像。礼拜一的一大早，我就带到班里，在早就准备好的红印色盒里均匀地一次次按着，有求必应的给每个同学都鲜亮亮地盖了一张，同学们高兴得像得了珠宝一般，个个都弯着眉毛兴奋得手舞足蹈，那鲜红的头像雕刻得很精致，该粗的就粗，该细的则细，盖出的头像就像请大画家画下似的。这时，昨日骄傲风光了一天的刘班长将圆头蔫蔫的呆着，静静的坐在墙角处也没敢吭吱一声。
那年月，大人们的心都很纯洁，纯洁得没一丝儿杂想歪念。我们只有十来岁的小学生们就更不用说了，幼小的心灵上洁净得像被挪面筛子刚挪过似的，只知在滚烫的小胸窝里热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因为，那时我们都深知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闪耀着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日月飞速地更替着，只一眨眼的功夫，四十五个岁月便像苍鹰一样拍打着翅膀飞跃过去了。可已年壮的我却在经年历月的苍苍心灵上，还深深印记着快半个世纪前的那些陈年旧事，尤其是那把用不值钱的废钢锯条自制的锋利小刻刀，她虽然渺小得让任何人都瞧不起，但她却给予了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和伴我走过了无法再重新走一回的童话般的美好日月，更寄托了我幼小的童心里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忠诚和热爱！
油菜花开时
每当油菜花开时，祭奠故去亲人的清明节就紧踩着步儿来临，每到这个时节我虽工作在数十里远的县城，可心意切切地总想抽出时间回趟老家，同老家的兄妹们一道去埋葬父母的那块油菜花开的地里，好祭奠早已故去的二老的魂灵，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感知到他们的儿女们一刻都没忘却父爱娘亲的养育之恩和思念之情，让他们每日在美好的梦魇中瞧见儿女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时时都照着他们的样儿去为人去做事，不走样地传承着他们遗留下的珍贵家风。
这不今年的清明节时，我又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风风火火地回了趟老家，同兄妹们双膝跪在开满油菜黄花的父母坟前，在仍细细飘洒的雨丝中为二老燃烧完冥币后，又真诚地点上几柱长香插在坟前早已淋湿的小土堆上，丝丝青烟随着细细的雨丝在坟头上缭绕着，我们兄妹几个也不知是被细雨丝飘淋的，还是双眸里动情地真涌出了思亲念恩的泪水，一霎间，每个人的脑海里竟显现出父母在世时的音容笑貌，那时，二老们每日用言行为儿女们树着做人的样板。记得父亲在世时总是那样的简朴节俭，六七十年代时用三十几元钱的工资给养着我们兄妹几个，他工作的地方虽离家六十里地的远，可他每次回家时却总是气哼气哼地蹬踏着一辆笨重的老自行车，头一天赶到家门时天早都漆黑了。第二天，天还未完全放亮就急匆匆地扛着沉重的镢头到家中的地里干活去了，不歇气的在地上出力流汗地干上一天，赶夕阳快挨着西山尖时胡乱地刨了碗煮馍饭，又火急地蹬踏着那辆笨重的老自行车赶回单位干公家的事去了。父亲简朴地一辈子从不讲吃论穿，在七十年代时脚上穿的那双补了又补的棕色皮鞋还是大跃进年代时母亲为他买的。他常给儿女们说叨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过日月就得细法点，只有细水长流日子才能过得滋润。”他是这么说的更是如此做的。可他对街坊邻居却不这样了，有时回来时带上些好吃食常常让母亲分给左邻右舍的老人们享用，他觉得让飘着银发的人吃了自己心里就舒坦，也算是尽了一份孝心。他说做人就应当这样以慈孝善意为先。为此，父亲还特意带上我们兄妹几个到相距十多里地的董永故乡去了一趟，让我们亲耳聆听亲眼感知董永慈善行孝的美故事。那时母亲常年在家照应着我们兄妹几个，将粗茶淡饭的小日月料理的井井有条，那时候百姓人家的日子过得虽紧巴，可母亲总是在紧巴的日月里掐着指儿算计着米面油盐酱醋茶，没一餐让我们为小的饿着肚皮，但浪费米面的事儿是绝对不允许的，有次我吃饭时不小心将馍花掉在地上，母亲看见了非让我从地上捡起，她阴着脸没好气地说：“你们就不知道米粮的金贵，这块小馍花里沁着咱种田人的汗粒呀！”那时父母就是这样用言行教诲着我们兄妹几个，让我们从小就端正地做人，认真地做事，日月再富足也不能忘却简朴节俭，因为“简朴节俭”这四个字是做人应有的闪光美德。
淅淅沥沥的小雨丝还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没完没了地飘洒着，那几柱长香顽强地在雨丝中虽已将身躯燃尽，可我们兄妹几个思亲念恩的滚烫痴情说啥也难以随雨丝飘逝，极目望去那沁润着雨丝的油菜黄花依然是那样的金灿，那黄花飘撒的馨香中仿佛就挟裹着我们家的珍贵家风，这不可遗失的家风正切声地告诫着我们子孙后代要永世万代地传承。
作 者 简 介
张汉东，山西省万荣县人。曾在人生三部曲（工、农、兵）三行当中都饰演过角色，但均非主角。自习练文学创作以来，陆续有数百篇作品刊发在《四川文学》、《青海湖》、《诗中国》、《乡土诗人》、《中国诗人村》、北京《太阳诗报》、《禾原文学》、《辽西诗刊》、《先锋队》、《作家文苑》、《山西老年》、《河东文学》、《飞 云》、《后土文化》、《蒲州文学》、《西部诗报》诗刊、《大秦诗刊》、《华夏诗刊》及《山西日报》、《发展导报》、《山西工人报》，《山西农民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万荣人》报、《永济报》、《公民道德》、《四川日报》、《青海日报》、《人民军队》等报刊。2014年获山西太原“散文诗歌征文比赛”二等奖。2015年获山西运城“中国梦 . 黄河情”征文大赛一等奖。 2015年获稷山“第六届板枣科技文化周文学征文大赛”三等奖。2015年获中国“第二节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二等奖。现供职于山西永济印染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