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剩下的“半件事”

【人物档案】

   姓名:汤钊猷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1930年12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职务: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主要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人事部卫生部白求恩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

    采访汤钊猷教授,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预约采访后,他总是挤出时间,将记者所需材料列出详尽的提纲,一次、两次……都是如此。76岁的汤钊猷在肝癌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为人处世却一如既往,严谨至微。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汤钊猷获得的奖项数不胜数,可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成果只是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至于那'半件事’,就是目前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而且,在所有的荣誉和成绩面前,他总是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元钱甲胎蛋白 诊断早期肝癌

   1978年,上海中山医院。“你们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国际性会议?为什么没报道?”改革开放后,首批来访的美国癌症著名专家吃惊地发问。因为他看到,不少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患者,却在上海的病房里奇迹般活了下来。这么成功的临床成就,只要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上“露脸”,必会轰动。

    汤钊猷创造奇迹时,压根儿没想这么远。他的初衷只有一个:为了病人;创新的原点也只有一个:来自病人。

    1968年,汤钊猷38岁,已在血管外科小有成绩。为响应祖国“攻克癌症”的号召,他“改行”转向研究肝癌。那段日子,惨象至今历历在目:肝癌患者进了医院,开刀了,一个个死了。某个夜晚,汤钊猷用一块木板在五分钟内就移走了两具尸体。他的心里就像压着块石头。

    无数次的实践,终于慢慢浮出希望。临床诊断中,汤钊猷发觉,患者大多来自江苏启东。一个想法迅即闪现:到启东去蹲点!1972年,经过现场调研,他意外发现:无肝癌临床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阳性者,一年内死亡率竟高达80%。当时一次化验成本不到1元钱的甲胎蛋白,很可能在诊断早期肝癌中具有重大价值!

    汤钊猷狂热于自己的初期发现,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顶着风险,说服一名吃得下饭、干得动活,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壮汉”开刀。结果不出所料,此人已患早期肝癌,癌肿如枣子般大小。而当时,国外同行仍靠同位素扫描来诊断肝癌。相比较而言,汤钊猷的全新发现更胜一筹:短期即见效,令肝癌患者切除后的五年生存率翻了一倍。

    中国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抗癌之路。简便、廉价的“甲胎蛋白动态曲线诊断法”,较美国同行足足早了十年。至2000年,汤钊猷领衔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已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十年生存率达43.8%。他把这一切归功于“给我灵感的病人们”。

    沈先生授我严谨 崔先生教我创新

   1978年,阿根廷,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汤钊猷怀揣整理数日、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材料,飞了整整34个小时,抵达会场。万没想到,留给他的演讲时间只有3分钟。最后一轮上台,汤钊猷言简意赅介绍小肝癌诊断的研究,语惊四座。三年后,他成为全球最高级肝癌会议主席团内唯一的中国人。

    从医半个多世纪,从未留过洋的汤钊猷蜚声中外,却始终铭记两位恩师:中国外科奠基人沈克非教授、血管外科泰斗崔之义教授。他总说,“沈先生授我严谨,崔先生教我创新。严谨与创新是一对双胞胎,缺一不可。”

    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班上,汤钊猷成绩优异,却因为沈教授的一次论文修改而“深受打击”。汤钊猷在交出论文前,已从头到尾仔细改了几遍,可拿到交还的论文时,发现每一句都被先生改得“遍体鳞伤”:“医学里不该出现可能”、“要避免大概”……他脸红了,为自己不够严谨。

    迄今,青年时代汤钊猷写的病历依旧被中山医院视为模范病历;在血管外科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被视为医院模范科技档案;亲手书写的国家“七五”攻关标书,被视为模范标书。“成功,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任务的基础上。”他亲手带的51名硕士生、博士生,个个成就非凡,其中博士生平均每人有两篇第一作者的SCI论文。

    而崔教授的奇思妙想,则为当时从事血管外科的汤钊猷打开了另一片天空。上世纪50年代,崔先生将汤钊猷拉到上海老介福布店里———

    “小汤,你看这丝绸滑不滑?来,给我剪一尺。”

    “您买丝绸做衣服吗?一尺可不够用呀。”

    “不,这丝绸触感滑嫩、质地牢,说不定能用来当人造血管哩。”

    汤钊猷被老师的大胆设想吓了一跳。之后,一尺长的丝绸没用来做衣服,而是做人造血管,移植在实验狗体内,获得了成功。中国独有的“丝绸人造血管”,就在奇思妙想中化作奇葩,争艳世界。

    从血管外科到肝癌研究,严谨与创新,成为汤钊猷前行的强大驱动力。他自主创新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理论,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珀波教授评价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提供了早诊早治二级预防的途径”;他提出“缩小后切除”的思路,使无法切除肝癌的患者五年生存率从0上升到近20%;他率全球之先,建成了具有相仿遗传背景、转移潜能逐级递增的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为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提供重要平台。

    研究跟着国情跑 “多快好省”治好病

   1986年,中国上海,首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多次参加国际性肝病会议的汤钊猷,终于等到了“做东家”的机遇。身为大会主席,他事无巨细一一操心。“做东”的目的很明确:扩大中国影响,让更多国内的年轻学者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而今,接连办了五届的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已成为亚太区域最负盛名的肝病学术会议。

    汤钊猷有一套行医哲学:“医生属于奉献。别人连命也给你了,怎么能不尽全力?”年逾古稀的他,记忆中总抹不去一件憾事:儿子幼时挂着一把钥匙,在诊室外、手术室外,耐心候着总也等不到的爸爸回家吃饭。但想到近40年坚持自己亲自诊断治疗病人,汤钊猷一次次“忘了旧伤疤”。“没陪儿子度过甜美童年,是我心中的'小遗憾’吧!”

    汤钊猷有一套办医哲学:“对于医学的探究,抓住疾病本质,去伪存真,化繁为简,变难为易。”这样的辩证思维法,已一代代传承下去。2000年,他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肝病学专业杂志《肝脏病学》;2003年,又一位学生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肝癌转移标记的创新性发现。他指导的博士生发表的论文中,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已有四篇,在国内是极少的。越是在国际享有盛名,汤钊猷为学生设定标准就越“中国”:不跟外国人跑,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自己的研究。

    汤钊猷更有一套创新哲学:“创新要有符合国情的明确目标。中国底子薄、肝炎患者多,用多、快、好、省的办法为最普通的老百姓治好病情,是最关键的。”年逾古稀的汤钊猷并不服老,“医生不仅要学会技术开好刀,更要琢磨怎么决定开刀、用什么样的方法对病人更有效”。他透露,下阶段自己将把全部重心放在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上,努力完成剩下的“半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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