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中国极强之世的缔造者

汉武帝即位于公元前141年，执政时间54年，后人对他有各种评价，但总体上都肯定他的文治武功。《史记》作者司马迁用“汉兴五室，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精短总结，概括汉武帝一生的事迹。即对外用战争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对内建立治国方略和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东汉应劭评价汉武帝：“攘夷辟境，崇演礼学，制度文章，冠于百王矣。”（《风俗通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增佑先生说：“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孙家洲：《中国文化统一为何始于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位在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百代之帝王。

汉朝立国之初，由于多年战乱，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经过高祖、惠帝高后尤其是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出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局面。司马迁《史记》记载说：“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百姓大量死亡流散，物价飞涨，小米一石达万钱，马一匹百金，物资极度匮乏，贵为天子也没有办法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而有的大臣甚至找不到马匹，只能乘坐牛车出行。经过前几任皇帝的苦心经营，汉武帝即位时已国富民丰。司马迁又记载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国库里的钱因长期没有动用，所以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要想清点一下国库有多少钱，居然数不清。国家粮仓的粮食，多到了“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过去，天子也只能乘坐杂色马车，将相更窘迫至乘牛车出行，武帝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母马的人受排斥不许参加聚会。不仅物质文明成果丰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成效显著，出现了“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气象。

汉武帝是个智者，他没有在盛世光环下安常处顺，而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敏锐地察觉到了足以使盛世昙花一现的历史难题。“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西汉思想家、儒学大师董仲舒也在对策中呼吁：“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书·董仲舒传》）其中心思想是，治理好国家，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于是，汉武帝逐步将国策从清静无为调整为积极有为，对内统一思想，兴利除弊，厉行改革，创造一套可惠及后世子孙的法度；对外北伐匈奴，巩固边防，开疆拓土，建累世功业。

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秦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焚书坑儒”，用严刑峻法镇压庶民百姓，不但没有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弄得秦朝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因此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汉代孔子”的硕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文化大一统，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从此，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有了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教化比严刑峻法要高明。道德教化的对象是人的内在世界，用道德教化的方法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引入到统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这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是农民的需要。汉武帝依托至高权力，设置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教材是唯一被官方批准的儒家经典，博士官也就是教师由清一色的精通儒术的经师充任，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学而优则仕。不学儒术，再有学问，也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甚至已经身在官场，但因不通儒术，竟连话语权都没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史学家顾颉刚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中国历史众生相》）在兴办太学的同时，汉武帝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汉武帝重视礼乐教化，设置金马、乐府等专署鼓励诗赋创作，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创作歌词诗赋、政论散文，宣扬儒术，润色鸿业，解读经典。实行旌表制度，在乡一级的吏员中设置三老，其职责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就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百官志》）把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礼教纳入官方意志体系，强化人们的忠孝节烈观念，使儒风弥漫于社会现实。司法官员在审理“诏狱”过程中，甚至抛开国家法律，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即“引经决狱”。通过教化修身、以儒取仕、“引经决狱”，使人们的认知、情感、伦理、信仰、价值，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人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忠臣、孝子、良民尤其是君子的形象。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无形信条，不仅蔑弃难，改良亦难。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是汉武帝之前历代封建帝王难以企及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当然，经学模式也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于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较为严重的阻碍作用。

汉武帝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虽然他倡导儒术，甚至把儒家学说作为制定国家方略的基本依据，但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隆礼重法，以“阳儒阴法”的面貌出现。圣人予人为善，也禁人为非，纯粹依靠儒家思想不可能“垂衣而治”，纯粹依靠法家思想也不会“强力而治”，因此，在政治建构层面上崇德与尚法不可或缺。汉武帝重视“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史润饰吏治”的儒士，而非腐儒、愚儒。如董仲舒、公孙弘、兜宽、桑弘羊等著名大臣。当然，汉武帝也是一个专制者，善于玩权、造势、用法。张汤与越禹共同制定了许多整治官员和庶民的法令，繁密严苛，弄得人动辄获罪。“见知法”规定，官员如果知道别人错误而不上报，就要治罪，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捕风捉影检举揭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汉武帝还因大臣诽腹而杀之，弄出了个“诽腹罪”，专制到了极点。不谙汉武帝心理的汲黯曾发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之问。若干年后，汉宣帝对此解释的直截了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之前，西汉诸侯王国问题一直非常棘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势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用压制、陷害甚至杀害的种种手段，解决了异姓诸侯王问题。剪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大权都归诸侯王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姓诸侯王也出现了严重的叛乱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所以，汉景帝不得不采纳晁错“削藩”之策，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汉景帝将诸侯国封地收归中央，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虽然，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有所抑敛，但由于诸侯王与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武帝从父皇景帝手中接过大汉江山时，裂土为王者已达二十四个。有的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有的诸侯王妄自尊贵，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礼仪程式，有的诸侯王结交公卿，在自己的封国内无视汉朝法令，残杀无辜，已严重威胁西汉中央政权。眼看着诸侯王国势力日盛，汉武帝产生了“尾大不掉”的隐忧，但景帝削藩的教训告诉他，不能使用霹雳手段和强硬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各方，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通过推行“推恩令”转移矛盾，用极高明的手法，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在推恩令推行之前，诸侯王国的王位传承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嫡长子继承他父亲全部的领土，这样就保证了一个诸侯王国领土的完整与国事的稳定。可是推恩令的用意恰好相反，是让诸侯王从本国的固有领土中拿出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这样，一个诸侯王国又分出许多新封的侯国，新成立的侯国不再隶属于他父兄原来的王国，而是隶属于这个侯国所在附近的一个郡。这样一来，即便是原来领土很广大的一个诸侯王国，领土不断地被分割，也很快会被削弱。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不盈不缩，但被诸侯王的子弟们细分若干，而且“产权多元化”，因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增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假如诸侯王不想推恩，其子弟就会闹矛盾，甚至反目成仇，遗患无穷，迫使诸侯王不得不就范，而所有子弟得到推恩，就会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自然高呼皇上圣明。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分封为十多个侯国。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削弱诸侯王势力问题上，汉武帝确实比汉高祖、汉景帝要高明。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东汉沿用西汉“推恩法”，刘胜是中山靖王，但到了他的玄孙刘备就只能卖草鞋为生了。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锡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此后，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强化皇帝专断

汉承秦制，在中央政府中实行宰相制度。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西汉以来，丞相独任宰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无所不统，权力很大。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允许我和丞相商量商量。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回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之色，最终无可奈何。可见当时相权之重。汉武帝初年，有一个丞相叫田蚡，是一个外戚，政治才干有限，但政治欲望很强。有一次田蚡入朝奏事，坐谈竟日，举荐升迁的官员，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高官的，权移主上，使皇帝的用人权力受到侵犯，汉武帝很不高兴，最后对田蚡说了一句话：“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是说你任命官员任命完了没有呢？我本人也准备任命几个官。皇帝和丞相之间话说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汉武帝是非常不满意丞相有实际的用人之权的，所以他下决心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为防止皇权孤悬，避免“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士藩篱之卫”的亡秦之覆辙，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汉武帝削弱相权，强化皇帝专断的做法大致有四个方面。其一，设立事实上的决策机构，取代丞相的决策权。汉武帝从文人学士中选拔出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以及侍中、给事中、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中常侍等官吏，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服务，逐步形成了宫中决策圈子，当时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钱穆说：“武帝当时所以斡旋朝政，独转乾纲者，则在其以文学为侍中。削外朝之权而归内廷，此又汉制当时一大变也。”其二，汉武帝打破“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论资排辈的惯例，任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逐步实现由“功臣治国”向“贤臣治国”“能臣治国”转变。其三，打击列侯势力，使丞相在朝中失去列侯集团的依靠。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分量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丞相赵周下狱死。孤掌难鸣的丞相只得听任皇帝的摆布。其四，设大司马官，冠将军号，以尊崇对匈奴作战有功的外戚卫青、霍去病，其权势超过丞相。其五，罢免杀戮丞相。汉武帝晚年一共杀了五位丞相、六位御史大夫。汉武帝杀的第一个丞相是窦婴。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大臣赵绾、王臧信奉儒学，而窦太后信奉道家学说，赵绾因奏请窦太后不要干预朝政，激怒了窦太后，赵王两人被杀，窦婴、田蚡也被免职。其后，田蚡当了丞相，骄横奢侈，飞扬跋扈。窦婴有个好友叫灌夫，他本是贵族灌婴家中的奴仆，因为战功成为颍阴侯，富甲一方。此人喜欢喝酒，经常酗酒逞威，曾与窦太后的弟弟窦甫一起饮酒，酒醉后竟然殴打窦甫。后来，因为“使酒骂座”，侮辱田蚡，被斩杀，窦婴也因力救灌夫不成，最终被捏造犯有“矫先帝诏”的不赦之罪，被斩首弃市。三个月后，田蚡病死，查出他的重要犯罪事实，汉武帝说：“田是死了，要不活着也满门抄斩了。”须知，田蚡不仅是丞相，还是汉武帝的的舅舅。其实，汉武帝早就对窦婴、田蚡心存严重不满，两人也确有为人诟病之处，《史记》有言为证：“自从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广招宾客以来，皇上对此切齿痛恨。亲近士大夫、进贤黜不肖，这是皇上的权柄，做臣子的只需奉公守法尽忠尽职而已，何必参与招贤纳士！”《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也说：“田蚡、窦婴，宠贵横姿，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密之位。”汉武帝元狩五年，有人控告丞相李蔡占据汉景帝陵园空地埋葬家人，想必一个丞相不会弱智到如此地步，但汉武帝却让臣下议定其罪，李蔡无从辩解，于是自杀。公孙贺是匈奴人，年轻时为骑士，武帝为太子时，公孙贺是舍人，他和汉武帝还是连襟关系。后来，汉武帝拜他为相，他吓得跪在地上直哭，不肯接受丞相的印绶，说：“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丞相。”汉武帝和左右大臣看见公孙贺这副悲伤的样子，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来。汉武帝说，把丞相扶起，公孙贺跪地不起，汉武帝不悦，拂袖而去。公孙贺见此情景，只得受命，他知道当丞相意味着什么，叹息自己的厄运快到了。果不其然，公孙贺因子获罪被株连，父子被处死在狱中，并满门抄斩。接替公孙贺当丞相的是刘屈氂，刘经历了太子刘据造反，数万人被杀的事件，心有余悸，害怕厄运降到自己头上。偏偏有人揭发丞相夫人有巫蛊活动，罪至大逆不道，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如此，丞相既没有实权，又怕触龙鳞招致杀身之祸，只能一切顺从武帝，看武帝的眼色行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专制。

任用酷吏，打击游侠和豪强，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代其德，盖亦有自多者矣。”又言游侠“修行砺名，施声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西汉游侠规模大，诚信果敢，行侠仗义，以武犯禁，威望日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西汉豪族类于先秦宗族，既可表现为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积极力量，也可表现为动摇国家分崩离析的破坏力量。游侠与豪强，已威胁到朝廷统治。

汉武帝即位后，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手段，不许他们族居，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的目的。同时，他还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张汤为御史大夫，对豪强并兼之家的打击毫不留情。王温舒被汉武帝任为河内太守，上任后捕抓郡中豪强千余家，重的灭族，轻的处死。汉武帝任用酷吏，对游侠的打击也极为严厉，杀了许多侠士，大侠郭解被满门抄斩。《游侠列传》中说：“大公曰，吾视郭像，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以为名。”游侠郭解的声望是相当高的。不过，郭解“藏命作奸”“所杀甚众”，朝廷无法容忍，必杀之。而酷吏之恶，与豪强和游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劣迹斑斑的酷吏，如张汤、义纵、王温舒等，最终被汉武帝处死或逼死，有的还被灭族。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任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诛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从表面上看，是酷吏杀人不眨眼，其实质是汉武帝杀人无忌。王温舒是元狩五年九月任河内太守的，他很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思，到任后就给县上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为驿站使用，他搜捕被他认定的不法之徒，株连被捕的千余家。他向皇帝请奏，重的满门抄斩，轻的处死。奏疏报上去两三天就得到回复，差不多都是照准，致使血流成河，天地间充溢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味，河内老百姓都因皇帝批复如此之快感动惊讶和奇怪。两三个月后，全郡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没有人敢夜里出行了。对于人命关天的奏疏，汉武帝不进行认真核实，迅即批复。可见，汉武帝就是想通过酷吏进行扩大化杀戮，以达到威慑人心、万马齐喑的目的。狡兔死，走狗烹，是封建帝王的一贯伎俩。酷吏严刑峻法，甚至滥杀无辜，民恨极大，长此以往，极易造成官逼民反，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汉武帝必然要诛杀酷吏

以强者的姿态，开疆拓土，扩大中华帝国版图

西汉初期，百废待举，国力贫弱，朝廷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直采取守势，走和亲路线，赎买和平，以维护边境的基本安宁，这当然是无奈的示弱表现和屈辱的姿态。到了汉武帝时代，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实力已有很大的增强，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特别是在景帝前元三年平息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国的叛乱以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的威胁。彻底击败匈奴，开疆拓土的条件已经成熟。汉武帝审时度势，决心以军事征伐为手段，解决边境冲突，扩大帝国版图，建立累世功业。

对北方，汉武帝废止自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统帅大军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军事征伐的主攻方向就是北方匈奴，抗御匈奴的战争共持续43年，组织大小战役15次之多，关键性战役有收复河南地之战、河西争夺战、漠北之战，彻底消除了西汉立国以来的心腹之患。

对西方，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强大的匈奴。月氏人，战国时期活动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甘肃西部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7年，匈奴攻破月氏，迫使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逐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公元前161年，匈奴联合乌孙再次攻击月氏，并击杀月氏王，月氏人被迫再迁至大夏，才开始安定下来。匈奴击败月氏后，分兵征服了龟兹、鄯善、车师、疏勒、于阗等西域三十六国，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汉武帝欲战败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与匈奴不共戴天的月氏人，以形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是正确的战略考量。但张骞九死一生到了月氏国，月氏人却安于现状，不愿再卷入战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无果而终，但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后，匈奴势力转向西北，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击匈奴，但乌孙内乱，无暇他顾。张骞派副使前往西域诸国，对西域诸国进行友好访问，建立了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之后，汉派兵征服姑师、楼兰，控制了西域门户；与乌孙和亲，钳制匈奴；攻打大宛，迫使其讲和。汉声威大震，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配合军事上对西域的进攻，可经营西域的实际成果远远超出其原本的军事动机。通过经营西域，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连接了汉朝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间接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凿空西域的意义，国外汉学家称：“其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在南方，汉武帝经略三越，先后消灭了闽越、瓯越、南越，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在西南，他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设郡管理。在东北，他招抚了乌桓，使东北地区的安宁得到了保证，对中原文明向东渗透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还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兵灭卫氏朝鲜（朝鲜半岛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进行直接管理。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其版图比秦帝国大了近一倍。

大规模的军事征伐，代价也是惨重的。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匈奴向北远遁，而“漠南无王廷”，但双方损失都是很严重的，匈奴损伤八九万，汉军也损伤一万余，损失马匹十余万。连年征战，导致文景之治所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赋税沉重，徭役频仍，伤亡甚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连晚年的汉武帝也“悔远征伐”。

选拔人才，监督官吏，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做法，但还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形成了有效的用人制度和稳定的选官途径，这就是察举制。察举制是朝廷规定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通过乡举里选，举荐孝廉，又设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特科，从社会底层发现和使用了大量人才。为了把察举制度落到实处，朝廷规定：地方官不举孝子，按着“不胜任”的罪名给予处理；不推荐廉吏，按着“大不敬”的罪名给予处理。强制性地要求地方官员必须给朝廷举荐人才。劳斡《汉代察举制度考》一文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这是因为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

汉武帝还开创了“上书拜官”这一特殊的选拔人才的途径。允许天下臣民给皇帝上书，就国家某个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借此让皇帝认识你的才华，以便皇帝可以从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做官。一时四方人士上书言得失者多达千人，其中有些人因此而取得了相当高的职位。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东方朔、枚皋等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得以施展才华的。田千秋原任高寝郎这样的低级职官，就是因为上书言事称旨，很快被任命为列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不过数月又超迁为丞相。主父偃等三人，上午递交讨论政事的意见书，下午就被汉武帝召见，汉武帝与之见面就称相见恨晚，对人才的心驰神往，溢于言表。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武帝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思想、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或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不分尊卑贵贱。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就连金日磾这样一位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降汉后在宫中养马的奴隶，也官至车骑将军，且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金惠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世代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而霍光憨直，内敛，谨慎，不显山露水，很难看出其能担当起辅佐少帝的历史重任，然而，他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临终前推行的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行政原则，数年内，使得各地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也颇有积蓄，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促进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相对稳定，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史家评断说：“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帝之奇者。托国于素无名誉之人，期功效于数十年之后，若持左券，此岂可寻常尺度所得窥耶？”（张燧：《千百年眼·武帝遗命》）汉武帝在身后政治前景的设计和安排上，体现了他的大智慧、大决断。汉武兴盛，缘于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苏轼总结道：“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

为了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汉武帝将京畿以外地区划分为13个监察区，每个区域由中央派出一个监察长官，即刺史，秩六百石，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以六条问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同时设置了司隶校尉，专门负责对京畿地区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的监察，监察范围很广，包括皇后、太子和百官公卿。还设置了丞相司直，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实际上也起到了监察丞相的作用。汉武帝制定的《六条察郡之法》，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虽然刺史只是六百石的低级官员，但可以监察、弹劾二千石的地方长吏与王侯。这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的规定，是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也为后世朝代所仿效。

汉武帝是个思想复杂的人，人格分裂，他既求贤若渴，重视人才使用，又恩薄德寡，擅杀士子文人。那位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卓绝目标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只是因为诚心诚意地替在沙漠绝地奋勇杀敌，最终寡不敌众而败降匈奴的李凌游说，而被汉武帝无情地处以宫刑割去男根，羞辱而痛楚地生活在晦暗的斗室内，拖着虚汗淋漓的孱弱之躯，用心血书写着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三年》中说：汉武帝性情严厉刻薄，尽管是平日极为宠信的大臣，或者偶尔犯点小错，或者发现有欺骗行为，立即根据法律处死，从不宽容。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他劝说道：“陛下求贤十分辛苦，但往往还没有发挥他的才干，就把他杀了，天下的士子文人有限，而陛下诛杀无限，恐怕天下的贤士将要丧尽，还有谁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呢？”从汲黯对汉武帝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汉武帝杀害士子文人达到了何等程度！汲黯都产生了天下文人被杀尽的忧虑，可是汉武帝对自己的残暴统治没有丝毫的反思检讨，却笑着对汲黯说：“什么时候也不会没有人才，只怕是不能发现罢了。如果是善于发现，就根本不必怕无人为我所用。所谓人才如同有用的器物，有才干而不能充分发挥，等于没有，不杀他等他干什么！”汲黯说：“我无法用言辞说服陛下，但心里仍觉得陛下说得不对，希望陛下从今以后，能改正自己的过错，不要觉得我愚昧不懂道理。”汉武帝对周围人说：“汲黯说他阿谀奉承，当然不是，但说他自己愚昧，确实一点不假。”汉武帝绝对专制，动辄杀害士子文人，还为自己的擅杀行为进行荒谬的辩护，这是人治社会的悲哀。

此外，为了保证大规模军事征伐所需的庞大开支，汉武帝用铁手腕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盐铁官营和酒榷，由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将酒的酿造和贩卖收归国营。改革币制，铸造五铢钱，取消郡国铸币权，五铢钱作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均输、平准，在各地设均输官，将郡国须上交中央而中央充裕的物资，从产地直接运到所需地出卖，减少物资运输费用；颁行平准法，接送均输货物，贱买贵卖，平抑物价，调剂供需。算缗、告缗，征收工商业者的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鼓励检举揭发并严惩不如实申报纳税者，短短几年内，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汉武帝在建立历史的丰功伟业的同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也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晚年，敏感多疑，喜怒无常，行政苛烦，为法严厉，忍而好杀，迷信方士，使汉帝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但难能可贵的是，汉武帝在晚年西域远征失利和巫蛊事件平息后，对自己治国理政的得失做了认真反思，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史书《罪己诏》记载：“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后继者继续坚持与民休息、和平建设的治国方略， 因而在西汉中期出现了被后世称颂的昭宣中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