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诸葛亮治蜀的论述
诸葛亮协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临终又遗命诸葛亮辅政，托以后事。故刘禅即位，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一直到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确实为蜀汉政权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刘备已死，吴蜀联盟必须立即恢复，才能共拒曹魏。诸葛亮因选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于吴，邓芝对孙权说：吴、蜀计有四州之地，你和诸葛亮也是一时英杰；“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如果归顺于魏，大则魏要你入朝，小则要以你的太子为质，若不听从，必然派兵进攻，蜀也一定会观察形势，顺流东下，那么，江南之地，就非你所有了。孙吴这时，也必须联蜀，因即与蜀连和。自此，双方聘使常相往来，并互致方物。如蜀曾送吴“马二百匹，绵千端，及方物”，而“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这样，吴蜀复归于好，蜀也就免除了东顾之忧，可以专心于内部，平定南中诸部的反抗，以及致力于出兵伐魏了。
其次，关于经济方面：西川号称“天府”，“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刘备攻克成都时，还是这样，“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食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此后，刘备外出，诸葛亮以军师将军镇守成都，经常做到“足食足兵”。及后主初立，当夷陵败后，也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蜀中的农田水利，一向搞得比较好，所谓“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没有象中原那样遭受军阀混战的严重破坏，没有中原那样发生严重的粮荒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广行屯田的需要。只是在解决军粮转运的问题上，就靠近前方的地方或驻军处进行屯种，以减省转运的困难而已。
在农田的水利灌溉方面，自李冰作都江堰以来，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事业，《水经注·江水》曾这样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在蜀中则注意到农田水利，出军则屯田以供军饷，所以，虽连年用兵，未至匮乏，死后，“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路上”，不是没有缘故的。
在工商业分面，刘备既定蜀中，置盐府校尉，亦称司盐校尉，王连即曾任“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俾国用”。吕又、杜祺、刘幹等均曾任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铁。蜀中富有盐井，如临邛县盐井，“一斛水得五斗盐”；又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汉代以来即于此炼铁和铸钱了。蜀汉也有司金中郎将，张裔曾任此职，“典作农战之器”。蜀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继两汉，在三国中是最发达的，故左思《蜀都赋》说：“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据说“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锦江、锦里，都是因锦而得名的。蜀产锦既美且多，诸葛亮曾以川马蜀锦，作为和吴交聘的礼物，吴、魏的锦，多由蜀而至，故《丹阳记》说到锦时，谓“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产锦既多，故曾大量用以赏赐，“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端”。诸葛亮还曾这样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足见蜀锦对于维系蜀汉财政的重要了。至于其他工巧，史言诸葛亮本人，就是“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集》即载有《作木牛流马法》、《八阵图法》等。
商业交换，如上述盐铁由政府专卖，锦则用以魏吴贸易，境内的经常贸迁往来，也很发达，左思《蜀都赋》曾形容成都的商业说：“带二江之双流，枕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合焉。”又说：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祛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穷于八方。……”
可见成都商业繁荣的一斑。为了筹集军用，刘备还曾接受刘巴的建议，铸造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数月之间，“府库充实”。《钱录》所收蜀汉钱有直百、直百五铢、传形五株和为字钱等数种。虽未必都是蜀汉所铸钱，但蜀汉对铸进行官市，和曹丕的废钱专用谷帛，颇不相同。由于蜀汉农业未受破坏，故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交换经济自然比中原活跃了。
由于蜀汉的经济情况较好，诸葛亮秉政时也还措置得宜，所以，虽然地仄力弱，蜀汉政权还能支撑了将近半个世纪。当然，蜀汉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象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当然是剥削农民的劳动产品的，但这为数还不算多。《华阳国志》所载，益州各地有许多豪右大姓，如成都有柳、杜、张、赵、郭、杨等大姓，广都县有大姓冯氏，绵竹县有、杜为首族，南中大豪，还拥有许多部曲。这些大姓豪右，广占田地，或独占盐井鱼池，剥削人民。至于官市和盐铁专卖，也是由封建政府垄断商业，削民收利。蜀汉经济虽说尚好，但这是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而取得的，必须认清封建经济的剥削本质。
再次，关于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方面：诸葛亮很注重法令修明，他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同制订了《蜀科》。陈寿《诸葛氏集目录》中有《法检》上下篇和《科令》上下篇，惜已不见原文。这些科令，应是当时执法的依据。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明诸葛亮的“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肯定他的执法公允。诸葛亮的僚属张裔，也称赞诸葛亮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由于赏罚公允，所以人怀激励。诸葛亮并以此劝告后主刘禅，要他对“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诸葛亮自己这样做，劝告后主这样做，他的部下以后继承他位置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也这样做，故蜀汉前期执法还较公允。
执法公允并非不要严格，不能措公允之名而废法，也不能借严格有名而滥刑。蜀汉初立，承刘璋法今松弛之后，必须予以整肃。但有人认为“亮刑法峻急”，法正建议缓刑弛禁，于是，诸葛亮回答说：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思，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每专仅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里说明诸葛亮较深刻地知道“一张一驰”，“宽猛相济”之道，在上下蒙混，法令败坏之后，就必须申明法令，严格执行，才能达到致治之道。
一般地说，诸葛亮的执法，比较公允而又严格。如蒋琬为亮长史，能够“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被亮选为自己的继承人，邓芝能完成联吴的使命，故加以提拔。李严（后改名平）和诸葛亮同受遣诏辅后主，在亮出军北伐时，严主持粮运，则逢天雨路险，粮运不继，通知亮退军，到军队退还后，严又佯为惊讶，说是粮食充足，何故退还。亮因此表请处分李严，贬逐不用。由于赏罚得当，虽严而人心服。如李严、廖立在贬谪的地方听到诸葛亮的死讯，都流下泪来，他们估计诸葛亮有再起用他们的可能，别人不会这样做，但亮既死，就没有希望了。
诸葛亮的赏罚得当，还表现在对蜀中地主和外来地主同样对待上。蜀汉政权是由刘备为首的外来地主，联合本地地主建成的，外来地主在上层中更多些。诸葛亮对外来地主有才能功绩者，予以提用，对蜀中地主如李恢、张嶷、张翼、张裔、马忠等，也都提拔任以要职。对于违法的蜀中地主官僚，如彭羕的煽动马超反蜀，则处羕以死刑。对随刘备入蜀的马谡，失律致败，也按军法处死。这样，可以缓和并弥缝外来地主和本地地主间的矛盾，有刊于蜀汉政权的稳定。
当然，诸葛亮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执行法令上也有通融的地方，如法正既为刘备谋主，睚毗之怨必报，擅自杀人，或劝诸葛亮予以抑制，但他却说法正建策使刘备得以据有蜀中，不应予以裁抑。不过，总的来说，诸葛亮的刑赏用法，还是比较公允的，故人说他“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说到这里，还必须指明，封建地主政权的法律，主要是镇压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法律，对于镇压农民来说，说不上公允与否。只是封建政权对于所任用的地主官僚，总有一套用舍刑赏的规定和法令，这里所说的诸葛亮执法比较公允，主要是就这一方面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