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安：西医撑得住，中医救得活。战疫下的中医大考
叶永安：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国家中医医疗队北京中医药大学援鄂总领队、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抗疫史，这场大考，中西医联手，我们打赢了！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叶永安教授荣获全国先进个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荣获全国先进集体。
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是庚子年。
我们的记忆回到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武汉。2020年2月12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5000例，震惊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作为一名传染病专家，此时，我感到责无旁贷，应该去武汉。
随后，我作为国家中医医疗队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总领队抵达武汉，进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整建制的接管了呼吸重症病房，共35张床。这家医院是距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一家医院，是这次风暴点的地方，与我们的战友、当地医护人员并肩作战。
一进病房就看到有患者死亡，对大家冲击很大，因为大家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病，说实话大脑都是懵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治。
我第一次进入病房看到一位79岁老年危重症患者，胸闷憋气的厉害，再加上对这个病的恐惧，离开家人的紧张，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烦躁，不睡觉，甚至彻夜不眠，每隔5-10分钟，就打呼叫铃，常常需要医护人员彻夜陪在身边，寸步不离。
所有医生都在想尽办法治疗，包括常规中医、西医治疗，但是效果并不好，患者的焦虑、失眠持续不缓解，用大量镇静剂也无效，如果这个情况再维持几天，患者可能就没救了。
这件事倒逼着我们去思考，我们中医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能做什么？我给整个团队说，我们病房坚决不能再有患者死亡了，要降低病死率，否则我们中医此次抗疫之战就要打败仗了。
我们要想办法，首先，我们要思考这个病的规律是什么？加重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对患者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有了一些发现，在中医看来，新冠肺炎属“疫病”，病因是以湿毒为核心所导致的传染性疾病，简称“湿毒疫”。
患者的病情表现各自不同，治疗应当一人一策，因为病情比较重、变化也比较快，这就意味着对每一位患者望闻问切的每一个环节，都将与病毒近距离接触。
病情进展快的患者会出现多种变证，有些症状比较顽固，持续不缓解，比如说，患者喘憋严重，用了一些化痰平喘药也没用，就有可能转为危重症，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同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盲目地一个方子一个方子去试，一方面时间不允许，再者疗效也未必好，患者还在等着我们，我们能不能回到古人的中医经典中去找办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抗疫史，中国古人几千年的抗疫历程，一定会留下有效的办法！这时候我想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于是我们就选用了金匮要略的方子，麦门冬汤，结合武汉的地域和气候特点，根据患者的症状，结合使用司天方正阳汤，进行了化裁调整。
用药大概3天，患者整体病情逆转，一方面喘憋明显缓解，同时，患者能够睡觉了，而且也不需要用镇静剂，可达到5、6个小时，也不焦虑了，血氧饱和度等各项指标也逐渐好转。我们在方子中间没有一味镇静药，现在我们回访患者已经回归正常生活了。
一个古方，我们根据现在的地域和气候，以及患者的情况稍作调整，就可以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惊人疗效，3付药，患者的状况明显好转。我个人也非常惊奇，这就验证了古代中医的智慧，面对这样新发的疫情，我们想到了中医抗疫经典，找到了出路，于是我们乘胜追击，对病房内的其他危重患者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样在我们接管的重症病房（35张床），就再未出现过一例死亡，病房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有了信心。
重症病房状况基本稳定以后，我们觉得应该去ICU看看危重症患者了，正好这时院方鉴于ICU所面临的困难，也邀请我们参与到ICU危重症患者的中医救治中去。
ICU里危重症患者病情更为复杂，瞬息万变，死亡率很高，据世界卫生组织 3月1日报道，危重症患者死亡率超50%，这给家属和医护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
初进ICU，我们也傻眼了，患者均为70岁以上的老人，用呼吸机机械通气，要么昏迷，要么是使用镇静剂患者在昏睡，无法正常交流，中医的问诊无法开展；大家知道看舌苔是中医诊疗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患者气管插着管，考虑气溶胶的原因，不能打开，无法看到舌苔；患者两手绑着绷带，只能凑凑合合摸到手部的脉，所以我们只好采用古人有“三部九侯”诊脉法，通过患者的踝部进行诊脉。
望闻问切是中医的常规诊病方式，我们平时收集患者信息的方式这时没有了，抓手没有了。所有一切，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信息，完全打破了平时看病的常规，平时诊疗可能有七、八个甚至更多因素可以考虑，现在只剩下一、两个因素，所以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且患者病情重，变化快，逼着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快速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有一位76岁的患者，当我掀开盖在他脚上的被子，准备诊足部脉的时候，感觉患者足部冰凉，摸着和冰块似的，正如古人描述的“阳气衰微”，在当时信息量非常少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重要体征，也对我产生了启发。
具体用药方面，也需要打破常规用法和剂量，所以大胆使用了大剂量附子、肉桂等温阳药，回阳救逆，如果不这么回阳救逆，患者可能就没救了。经过这样的治疗，当时1付药下去，患者的血压就平稳了，血管活性药可以停用，第2付药，患者的整个状态和指标就稳定了，第3付药的时候，患者就具备拔管的条件，而且成功拔管脱机。
之后，我们在ICU查房，就很关注足部，这也成为当时有限条件下获得患者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可以诊脉，再者可以感触患者脚的温度，以判断患者的状况。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患者的足踝部温暖回温了，你去看患者相应的生命体征也就稳定了。
这位患者救过来之后，由ICU转入我们普通病房继续中药治疗，患者逐渐可以间断脱离氧气，后转到定点医院继续巩固治疗，因为条件所限，不能服用中药，患者病情再次加重，再次住进了ICU。
后应患者及家属的要求，又一次回我们所在医院再次接受中医治疗，当时，患者喘憋胸闷，痰阻在肺，难以咳出，给予抗感染、化痰、吸痰等治疗，均无明显好转。
考虑当时天气，风寒燥杂合，寒热无常，患者呈现一派阳虚之象，因此，我们大剂量补气辅以附子、桂枝等温阳之药，运用古方正阳汤以正阳，没有用化痰药，患者服用三付药以后却吐痰一盆，病情随之迅速减轻，可以下床了。
大家知道我们当前并没有完美无缺的医学，这些救治工作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中西医结合范式， 那就是“西医撑得住，中医救得活”， 西医在整个救治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西医采取针对性的氧疗、对症和抗感染治疗等措施，在西医基础治疗支持下，中药用上去之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患者迅速逆转过来。
我们去ICU之后，这一批患者，几天后病情基本上都稳定了，当地医院领导在总结工作时也感慨的说，“他们来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ICU不怎么死人了？”。我们进入ICU之后，只有1例死亡，直到最后ICU患者转走清零，就再没有死亡病例了。
总的说来，我们这次武汉抗疫，积极参与重症及危重症的救治，运用中医经典古法古方，根据临床的症状体征、发病时间、地域等特点，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辨证化裁，减缓、阻止了重症向危重症的转化，促进了重症向普通症的转化，降低了病死率，提高了治愈率，取得好的疗效，我们治疗的重型患者总有效率达到92.5%，将多位危重型患者从死亡线拉了回来。这是个了不起的战果，这个战果也是我们和武汉医生并肩战斗的战绩，是中西医联手救治的结果 。
那么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偶然的呢？翻开人类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和疾病斗争的历史，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比如欧洲1918年的流感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以上，而纵观中国历史，3000年来，大的瘟疫就有500多次，中医一直庇护着中华民族，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抗疫史。
这个过程中，“大疫出大医”，中国历史上诸多医家都是传染病大家，诸多经典医著就是与传染病斗争的成果总结。
在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中医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在他的自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说，当时一家二百多人，死了一大半，其中十人当中就有七、八人死于疫病，为了战胜当时流行的瘟疫，他刻苦钻研众多古代医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这些疾病进行系统性研究和总结，撰写出《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有理论的阐述，更有各种病证的诊断与治疗，张仲景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为抗击瘟疫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所著医书《伤寒杂病论》一直被奉为中医经典，一直指导着两千年来的临床用药，后世医家评价说，医家之有仲景，犹儒家之有孔子也。医书之有《伤寒论》，犹儒书之有《四书》也 。现在看来，《伤寒论》其实就是一部抗疫著作，记载的是当时的医家与传染病斗争的可贵的经验。
此外，清代温病学派的崛起，都是当时对一些传染病治疗经验的总结，是中医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恰恰也是一部抗疫实录。回到现代，50年代流行乙脑，2003年的非典，中医的介入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降低了死亡率。
我们这次在全国推广使用的“清肺排毒汤”也是张仲景多个经典古方的合方化裁，在武汉乃至全国各地观察均有效。我们救治的患者比较重，我们的方子也来源于古方。中医在与疫病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弥足珍贵，至今仍绽放着光芒 。
中医讲产生疫情的因素，包括天，人，邪，也称“三虚致疫”，为什么产生疫情了，环境变了，现在人体质虚了，病毒来了，几个因素混合导致疫情来袭。而目前治疗比较关注“人”和“邪”，还需要考虑“天”和“人”，天地阴阳具于人身，人身阴阳具于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法则。因此，根据中医理论，因时，因地，因人，辨别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参考患者体质，当时的气候变化，推论可能产生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这次武汉抗疫实际上是对中医的一次大考，尽管是场遭遇战，我们不是无备而来，是有备而来，是在总结古人经验智慧的基础上取得成果，根据当时的气候和自然状况、以及现在人的体质稍作调整而已。
所以我们取得结果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看似是我们独自的战斗，实际上是中医群体的力量，我们应用了中医几千年的智慧，取得这样的战绩，毫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知道，未来疫情仍有可能再次出现，世卫组织最近提醒我们，新冠病毒有可能会伴随我们几十年，疫苗虽已研制成功，但病毒也在变异，因为新冠病毒是RNA病毒，疫苗的保护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未来还可能要面对新的疫情，包括其他新的未知的传染病。人与病毒始终在赛跑，在特效药短期内不能找到，疫苗研发也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人类该怎么办？好在，在中国我们有中医，有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根据这次抗疫经验，如果出现新的疫情，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就用，而且可以迅速控制疫情，这次北京战疫的胜利也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公共卫生的成绩，再者就是中医药的介入。
我们在北京也参与了新冠患者的会诊救治工作，有一位150多天不能核酸转阴的患者，中药治疗后使其转阴；还有高热不退的患者，一、二副药就可以退热。提示我们，对于疑难患者，不干预是不能自愈的，而常规思路干预效果又不好，我们再次应用古人的智慧取得疗效，再一次证明，我们在武汉的经验不是偶然的，是可以重复的。
另外，中国疫情和全球疫情相比，我们控制得很好，这次战疫所取得的战果，除了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除了公共卫生的措施，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有中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医的研究、继承和发扬的投入还不够，例如，中医药抗病毒的研究多年来缺乏大的共识和突破，通过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发现，中医治疗病毒性传染病，显示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不可替代性。面对突发性传染病，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疫苗研制需要较长周期和大量工作的情况下，加强中医抗疫研究，实现疫情的快速控制，具有特殊意义，这次抗疫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没有理由把老祖宗的智慧摈弃，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中医继承好，发扬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医加大投入，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快科研攻关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必须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使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中医这个宝贵财富重新大放异彩。
如果未来还出现新的疫情，我们有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有多地抗疫的经验，有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过几千年验证的强有力的武器，我们还怕新的疫情吗，还怕它们会伴随我们几十年吗？作为武汉战疫、北京战疫的亲历者，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西医撑得住，中医救得活”，这场大考，中西医联手，我们打赢了！所以不用怕。作为中医人，经历这次大考，应当重新思考，要研究好中医、用好中医，用好古人留给我们的强有力的武器，护卫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中医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流传至今，必须继续传承下去，相信后人会记得2020年，中医经历的这场大考，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今后的世世代代，要热爱中医，帮助和促进中医进步，要传承中医智慧，守正创新。
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应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中医智慧 历经考验，源远流长；守正创新 传承中医，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