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四川省团校的撤销与恢复（上）
（1971年至1995年）
文/林宪君
我的一生，与四川省团校结下不解之缘，自1952年团校建立，到如今2020年底，除了1958-1966年我遭受了八年牢狱之灾，余均在团校“虚掷光阴”，直到退休至今，不知不觉已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六十八年。每当回忆这68年的跌宕起伏，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难以言表的酸辣苦甜。今天抛砖引玉，写点陈年旧事，以飨关心四川省团校命运的朋友们。四川省团校成立于1952年8月四川合省期间，1954年4月10日在成都牛市口原中华女中校址正式开学，到1966年停办，共训练了15期学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办学被迫中断，全部学员返回原单位，教职员工立即投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中，从此，四川省团校停止了招生。1970年底，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宣布：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属于“斗、批、散”的单位，统统解散撤销，四川省团校也在此例。上述单位撤销后，统一成立了一个“群工组”，由市革委统一领导。1971年3月，工、青、妇群众团体正式宣布取消。部分职工将失去工作，如同今天的“下岗职工”，不过不需自谋生活，而是送到农村去当农民。1970年12月中旬，全市约4000名即将下放农村的职工，集中在重庆人民大礼堂，聆听市军代表朱政委的训话，等候宣判自己的命运。大会开始，朱政委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一开口便是：“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们！通通都陷在泥坑中，为了挽救你们，我们决定把你们一锅端，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到了农村，要认真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去农村的第一年，政府给你们发全工资；第二年发一半工资，另一半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第三年取消工资，靠工分养活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农民！”朱政委的话音一落，全场哗然！人们不知所措，紧张万分，议论之声不绝于耳。这时，朱政委话锋一转，委婉地说：“大家不要悲观。只要在农村改造好了，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就像我们煮汤圆一样，煮熟了飘起来一个，我们就舀走一个，给你们另外分配工作。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希望啊！”听完朱政委的训话，人们忧心如焚，特别是一些体弱多病者如大祸临头，恐惧万分。回家路上，只见人们哀声叹息，议论纷纷，不知命运将奔向何方？自从朱政委宣布了“斗、批、散”单位的命运之后，四川省团校便开始散架了。1970年12月底，四川省团校公布了第一批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的人员名单。其中有：副校长胡正笃，团课教研室主任杨慕涛，行政科长杜光辉，副科长傅宗诚和教职员工杨华玉、施崇贞、刘义华、胡正婉、杨洪焕、黄中力、徐汝新、邓尧、张时君、林宪君等人。12月20日，团校打锣敲鼓，派大车驾驶员季润玉师傅，把我们送往巴县一品区龙岗公社益合大队，插队落户。我们以“毛泽东思想农村宣传队”的名义，被分配到每家每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当地农民缺吃少穿，食不果腹，基本处于饥饿线上。我们住在农民家，最大的苦恼是吃不饱饭，整天饥肠辘辘，度日如年，天天翘首以盼，盼着市革委兑现承诺，来“舀汤圆”。可是，我们下放农村五个多月了，一个“汤元”都没舀走，而第二批、第三批下放人员杳无音信，再没有下放到农村来。而且，市革委把没有下放的职工悄悄地调往了条件较好的单位！于是，我们这第一批下放的人员不依不饶了：动员我们来吃苦，别人都去享福了，朱政委的“一锅端”“舀汤圆”政策，根本就是骗人的！个个心理不平衡，义愤填膺，怒气冲天。大家商量，决定采取“文革”中常用的手段——造反！未经上级允许，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农民，一路浩浩荡荡，“杀”回了四川省团校，看你市革委领导怎么办？市革委领导见状也无可奈何，若要强制大家回农村，理屈词穷；若要兑现“一锅端”“舀汤圆”的承诺，也不可能。最后只有默认和容忍了我们的这次“造反”。第一批下放人员“杀”回了四川省团校，团校的撤销工作继续紧锣密鼓地进行。宣布撤销后的团校，只剩下了两项工作：一是移交人员，团校散伙；二是移交财产，拍拍屁股走路。人事安排由组织科牵头，要调动安排职工的工作，与接收单位联系，科长杨鹏和林月清忙个不停；都任务繁重。办理移交校址和财产的善后工作由行政科承担，科长杜光辉统筹。财产移交包括：石桥铺地区拥有127亩的校园，办公大楼，大礼堂，俱乐部，大小食堂，三幢学员楼，四幢职工家属宿舍，四个厕所，其中有个是青砖“碉堡”厕所。另外就是各种家具财产，包括办公桌椅、学员桌椅和床铺，职工宿舍使用的家具可以随人带走。财产移交小组，由杜光辉负责，马敦华管账、管财务，我跑腿与各单位协调联系校舍和财产的具体移交工作。在重庆市革委和军管会的安排下，团校校址、校舍房屋和大部分家具用品，移交给了武警驻军0061部队。那段时间，由我代表四川省团校与0061部队的团政委赵好敏等人打交道，其中还有郗团长、贾处长、谢人俊股长、全本益管理员等人。每天忙忙碌碌，和0061部队的关系还不错。他们给予留校办理移交的职工待遇也不错，随时可以到部队的小卖部去购买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如香烟、白糖之类。0061部队团首长还给予我一项特殊待遇：在团首长的小伙食团搭伙。这是因为我经常给赵政委提供他喜爱的书籍。在那个年代，许多书籍都已被封存或焚毁，部队也是如此，即使建政后出版的许多读物，阅读也十分不易。赵政委是个爱读书的人，经常找我借书看。一次，他读到一首毛泽东敲打郭沫若的诗：这首的矛头指向郭沫若的“十批”，即郭早年写的《十批判书》。这“十批”的内容是什么？引起了赵好敏政委的兴趣，他再三拜托我为他寻找这本《十批判书》。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不辱使命，找到了这本书，让他如愿以偿。从此，赵政委对我特别好，数次请我去他家中吃饭。我俩很谈得来，他夸我“言辞犀利，胜过阿庆嫂”。后来竟让我同他们团级干部一起，在他们特设的小食堂搭伙，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大快朵颐，而且不让我出伙食费！四川省团校移交这段时间，我竟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天堂般的“共产主义生活”，真是幸运！除此之外，四川省团校的另外一部家具财产，移交给了四川省委党校和“五七干校”，由张克兰前来接管，我与她办理具体交接工作。四川省团校图书馆的几十万册书籍，由我协助刘义华送给了重庆市图书馆，驾驶员季润玉师傅拉了几大卡车去。市图书馆却没当回事，全部堆在潮湿的地面上，封存了事。已调走的职工所带走的家具，包括床铺、桌子、板凳……则由我造册三份，一份留底、一份上报、一份移交给他们的新单位。我一家一户地为他们办理了这些手续，化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入1972年春，四川省团校的撤销散伙工作，继续进行。这期间，一部分职工调入了重庆市革委的各部门，有的调往渝中区、大渡口政府机关，有的去了工厂，大部分则去了綦江万盛九锅箐的“五七干校”。最难安排的是三个“摘帽右派”：徐汝新、黄中力、林宪君。根据政策，要给出路、给饭吃，但许多单位都不愿接纳收容这三个“牛鬼蛇神”。团校领导苦口婆心作思想工作，终于把曾担任过涪陵团地委组织部长的徐汝新，调进了杨家坪绿化队当会计；把参加过川东地下党、解放后曾任过教育科长的黄中力，调到了大渡口一家肉店卖猪肉；把我林宪君，调到了重庆三中（原南开中学）校园内一家修理汽车的小集体当伙食团长。1972年5月30日，我怀揣着四川省团校的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工作调动的行政介绍信、一封是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忐忑不安、无精打彩地前往沙坪坝，到那个汽修厂报到。汽修厂的厂长（经理）张如庚和分管人事、组织的李志民、刘文光找我谈话，他们开门见山对我说：“我们是个集体小企业，只有几十个汽车修理工，管理人员14个，还差一个伙食团长。由于人手少，伙食团长要兼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每日三餐开饭，你要在食堂窗口卖饭、收饭票，再卖饭票，并帮助炊事员洗碗，要外出买米、买菜和各种用品……另外还有三头猪，你要负责喂养……”听到这些，我头都大了，有些晕头转向。他们当我有三头六臂，是神通广大的孙大圣？这五六个人干的工作，我一个人如何承担？会计、出纳、保管、采购一人兼任，账目说得清吗？这本来就是违背财务原则的。接着，厂长张如庚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小厂，人手少、条件差，没有职工住房，你只有在厂附近租个房子住。要保证每天早上5点钟来上班，出去买菜回来，再到窗口卖饭。晚上你必须在9点钟以后才能回家，因为厂里临时有许多事，都需要办理……”我越听越不是滋味，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这是在分配工作吗？明显是在“夹毛居”，给我小鞋穿！完全是故意刁难！他们当然知道我的身份——“摘帽右派”，“五类分子”，暗管的专政对象。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来个下马威，量我也不敢反抗，以后就服服帖帖地听他们管；若要反抗，就让你再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我转念一想，决不能上这个当，决不能往他们的套子里钻，一旦入瓮，我此生的下场肯定很悲惨！我又想，他们一开始就不怀好意，把我当成专政对象，随时可以收拾我，若接受了这份工作，他们只要看我不顺眼，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例如会计、出纳一人兼任，账目不清，给我定个“贪污分子”的罪名，逮捕法办！（年轻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任何冤假错案都可能发生，我已经是“死老虎”了，不得不防。）除此之外，还没有住房，靠我每月30元的微薄工资租得起房吗？四川省团校的职工宿舍已交给了0061部队，作为军事管制单位，岂能容纳一个“摘帽右派”在此居住？我若失去了住房，在农村的老婆孩子来了怎么办？左思右想，前景一片渺茫。我明确判断：这个汽修厂决非我栖身之地，决不能入瓮上当。我灵机一动，多了个心眼，悄悄把工资关系介绍信藏了起来，只交出了工作调动介绍信。厂长张如庚向我索要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我慌称：“会计不在家，尚未办妥，待办好后我下次带来。”我从沙区汽修厂溜回团校以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将让我奔向何方？我的工作调动安排困难重重，谁都不愿接纳我这个“五类分子”、政治贱民。我自己也曾主动去找过几个单位联系调动，都被婉言谢绝或拒之门外，吃了闭门羹。我通过已调到“五七干校”的团校老领导替我向校方美言，请求给予安置，赏碗饭吃。“五七干校”的领导听说我是“摘帽右派”，一口回绝，坚决不要。我又到沙坪坝公园去找一位落实政策的新领导，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同在一个小学习班接受审查，算是共过几天患难的。此时他已是沙区公园的负责人，我低三下四地去求他高抬贵手，收留我。我对他说：“若不好安排，即使当个清洁工也可以。”岂料，他板起面孔，瞟我一眼，竟一口回绝：“你连做清洁工的资格都没得！”我灰溜溜地回了家，茫然四顾，心如刀绞。我这个“摘帽右派”的身份，竟连印度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都不如！人们视我如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而且处处被人歧视与凌辱。自从1957年我被打翻在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劳教八年“摘帽”归来，又经过这次调动风波，我对世间人情冷暖炎凉变态，以及某些人性的冷漠与丑恶，更深有感触了。从汽修厂回来，我一筹莫展，失魂落魄，每天六神无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行政科长杜光辉来找我了。他说：“团校的移交工作还没有办完，你不能走！我们都不熟悉你那些繁琐的套路，你若把移交工作交给我，我根本找不到头绪，无法接替你的工作。”他不肯接手我的工作，再三推辞，并向领导建议：由我继续干下去，把事情办完了再走。这才让我缓过气来，并抓住有利时机挽救了自己。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经领导批准，我留下来继续办理移交工作，再没有去那个倒霉的汽修厂受夹磨了。我把工资关系介绍信退给了管财务的马敦华，每月照常在四川省团校领工资。我悄悄地有些幸灾乐祸、因祸得福地想：“团校这碗饭我是吃定了，这辈子除了四川省团校，没有人敢收留我。”
我把这次调动风波，视为“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未完待续）
作者近照及简介：
林宪君，1935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四川省团校副教授，1957年9月因写日记表示对反右派斗争有抵触情绪，被视为利用日记向党猖狂进攻，遂划为右派骨干分子，于1958年3月被送往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劳动教养。1966年4月返回原单位，工作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