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静:“满村听说蔡中郎”溯源

蔡邕,字伯喈,官左中郎将,被称为蔡中郎。他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关于他的传说颇为丰富。他精通音律,流亡吴地时发现焦尾琴;他工于书法,自成“飞白体”;他将万卷藏书赠给王粲,留下“蔡邕之赠”的美名。从汉末至魏晋,蔡邕在士林中极有声望,为乡里所宗。南北朝隋唐时期,他因“事董”开始受到讥讽,在宋代更是遭到丑化,尤其是在戏曲《赵贞女蔡二郎》中,他被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的薄行士人。蔡伯喈的这一反面形象在民间广泛流传,渐渐脱离历史真实,成为“负心汉”的典型。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描绘出蔡邕故事在民间被广为传唱的盛况:“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满村听说蔡中郎”故事中的蔡伯喈为了名利富贵,不惜弃亲抛妻,而历史上的蔡邕却是一个孝子。正如《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的那样,蔡邕在母亲卧病的三年中,衣不解带地侍候,“不寝寐者七旬”。母亲去世后,他在坟旁结庐,依礼居丧。他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蔡邕至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才女蔡琰(蔡文姬),一个是西晋景献羊皇后之后母。蔡邕对子女非常关爱,并且亲自教蔡琰读书。蔡邕之妻是否赵五娘,已无从考证。从蔡邕对待父母、叔父、兄弟、女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孝悌慈爱之人,对妻子应该也是有情有义的吧。那么,宋代戏曲中何以将蔡邕塑造成一个“弃亲背妇”的反面人物呢?这与戏曲文学本身的虚构性有一定的关系,戏曲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与历史真实通常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宋代戏曲家有意歪曲蔡邕形象,杜撰了蔡伯喈抛弃赵五娘的故事。他们之所以在浩瀚的历史人物中选择蔡邕作为“弃亲背妇”人物的原型,绝非偶然现象。

蔡邕为后人所称赞的是他的文才、书法,至于他的人品,则是历经千年难成定论。后世儒家学者从名节观上对蔡邕进行贬斥,是无可厚非的。儒家提倡忠孝仁义,在东汉这个经学盛行的朝代,尚名节也就成了必然之理。正如《廿二史劄记》中所说的那样,“盖当时检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按照东汉的这种士林风俗,蔡邕应董卓之辟,并为其歌功颂德、鼓琴助兴,可谓失节。然而,考虑到蔡邕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他生活在顺帝、桓帝、灵帝、献帝四朝,这是东汉政治最黑暗的时代。生不逢时,无法施展抱负,对蔡邕来说,已属不幸;而少时父母双亡,缺少关爱,更使他的人生显得悲凉。他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却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遇到党祸,不得不闲居家乡,直到38岁政坛稍稳才得人公门。而后的两次出仕,前一次获罪受髡钳之刑后被流放,后一次应董卓之辟致使身死名败。董卓是残暴之人,蔡邕也曾想再次归隐,但当时已是名满天下,难以隐匿,因此犹豫不决。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诛,蔡邕为之叹息,被王允下狱冶死。

后世学者对蔡邕的评价,由赞赏到同情,再到斥责、丑化,呈现出褒贬不一、历代相异的特点。这是因为不同时代背景下,学人对待名节的态度有所不同,故而对蔡邕的评价差别很大。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人们对蔡邕的评价是很高的。孔融是蔡邕的朋友,他身边有一个虎贲士长得非常像蔡邕,孔融每次酒醉后,便与他同坐,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丝毫没有以蔡邕变节为耻,而是在他死后怀念不已。曹操更是把蔡邕视为自己的管鲍之好,专门派遣使者将他的女儿蔡琰用金璧从匈奴赎回,全然没有轻视他的人品。太尉马日昚听说王允要杀蔡邕,立刻飞驰相救。卢植也劝阻王允,说蔡邕忠孝素著、所坐无名。蔡邕下狱后,士大夫纷纷前去救他,在他死后,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在家乡陈留一带,人们以画像的形式纪念他。由此可见,蔡邕的“事董”并没有引起士人的反感,相反,他是非常受士人敬仰的,在民间的声望也很高。董卓专权时期,号为硕儒的荀爽、韩融、陈纪也应董卓之辟,朝中官员大多数是顺从董卓的,即使是后来设计诛杀董卓的王允在当时也是身居高官。因此,蔡邕的行为并不为时人诟病。难能可贵的是,在董卓死后,他依然感激董卓赏识之恩,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及时转舵倒戈攻击董卓,实在是“真性实情蔡中郎”。

到了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中把蔡邕和马融放在一卷中,除了他们两个都是经学家以外,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都是“变节”的士人。范晔这样评价马融和蔡邕:“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范晔认为蔡邕和马融一样,都是因为攀附权臣之势,才使自己名节尽丧,已经对蔡邕有所批评。但是,范晔对马融、蔡邕所持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他认为马融依附梁冀“为正直所羞”,故而“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充满嘲讽的意味。对蔡邕则明显地表现出了同情之心,他认为蔡邕经过流放逃亡之后,受到董卓重用,“属其庆者,夫岂无怀”,乃是不忘董卓恩义,亦属有情之人。同时,范晔以为蔡邕之行不至于被诛,王允杀他并非因其“事董”,而是怕他著史流传后世对自己不利。由此可知,南朝时候人们虽然也认为蔡邕屈于董卓是不节之举,而鉴于他“变节”的无奈,又对他的行为充满了理解。马融之所以受到当世人指责,是因为他生活在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年间,那时经学还比较兴盛,人们还很看重士人的名节。马融投靠权臣梁冀,为他大献颂词,必然会遭到时人的批评。而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已是穷途末路,儒家名节观念开始松动,明哲保身成为士人的处世之道。那么,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蔡邕也就能被当时人所接受,并且许多±人选择了和蔡邕一样的道路。

后人对于蔡邕的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从褒到贬,同情的色彩逐渐消失。魏晋玄学消退之后,儒学思想重新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忠孝名节观念随之增强。因此,到了南北朝后期,蔡邕的人品受到否定、批判。由北齐入隋的学者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文章》中说“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颜之推认为蔡邕之死是“同恶受诛”,把他的品行归结为“恶”。较之马融的“佞媚”,“恶”具有更加强烈的批判意味。在这个时代的学者看来,蔡邕属于同董卓一样的恶人,他理应受到诛杀。宋代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弥漫士林,蔡邕在这一时代自然属于受打击的典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赵贞女蔡二郎》中,蔡邕被描写成一个忘恩负义、不忠不孝的人。明清也是提倡节义的,于是蔡邕继续受到斥责。明代张溥在《蔡中郎集》题词中说蔡邕是“噫叹之下,身名并殒”,始终难以摆脱“杜钦谷永之诮”。鲁迅也是在读了他的《述行赋》之后,方才认为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后代学者多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对蔡邕的品行进行论定的。因此,随

着名节观念的强弱变化,对蔡邕的评价历代高下不同。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蔡邕的遭遇表示同情。陆游一句“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把对蔡邕身后是非争议不断的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对《赵贞女蔡二郎》作了介绍:“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徐渭认为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是“里俗妄怍”,是戏文作者编造的传说。他只是对戏文中蔡伯喈形象的虚构性做了阐述,没有评价蔡邕其人,但已经将戏曲形象与历史真实形象区别看待。

对蔡伯喈“弃亲背妇”反面形象进行彻底颠覆的是元代的高明,他在《琵琶记》中对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元代士人地位低下,儒学不受重视,儒家的忠孝名节观在这一时期又一次被淡化了,蔡邕从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受同情的文人。在《琵琶记》中,蔡伯喈面对五娘的指责,发出了这样的心声:“我哭哀哀推辞了万千,他闹炒炒抵死来相劝。将我深罪,不由人分辩,只道我恋新婚,逆亲言,贪妻爱,不肯去赴选。”高明通过描写蔡伯喈拒婚请辞、婚后时时牵挂父母、不忘五娘这些场景,刻画了一个虽然性格懦弱、却始终有情有义的蔡伯喈。

可见,对蔡邕人品的评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名节观念松动的魏晋南北朝、元代,士人对他多持同情态度;在名节观念强烈的宋、明、清时期,土人则对蔡邕进行了讥讽、丑化。蔡邕生活在名节观念变淡和唯才是举、不问品行的时代缝隙中,作为学坛的领袖,他的行为必然很受瞩目,被人仿效,这使得他成了丧失名节的代表,也就难脱后世干夫所指的命运。沿着历史的发展脉络,纵观人们对蔡邕的斥责,无疑是过于苛刻、过于绝对了。拿后世的道德标准衡量东汉末世的蔡邕,是极不客观的。只有在汉末到魏晋的转折中,从士人的风气转化中,历史地观察和分析,才可以看清蔡邕的品行。他不过是一个处在历史转变中的文人,是随着时代道德观念而变化的士人。他没能洒脱地彻底抛弃名利、远离朝廷,最终落得一身是非。他的不得善终,与光和元年遭受髡钳之刑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士人来说,那是多大的耻辱,何等的凄惶。自此以后,蔡邕的名节观念逐渐淡化,后来便有了“事董”之举。这种欲高洁而难得的苦楚,与((琵琶记》中蔡伯喈在忠孝之间徘徊难决的矛盾心境颇为相似。

“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故事,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悲欢离合,直到今天还在戏曲舞台上演绎着。虽然历史上并无赵五娘,蔡伯喈与戏中人也是截然不同,然而与历史上的陈留名士蔡邕相比,戏曲中的蔡伯喈却更加为人们所熟知。后世之人借东汉文人蔡邕之名,塑造了蔡伯喈这一戏曲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他们对名节观念的看法,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学坛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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