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的书学观对书法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嘉庆、道光以来,碑学和帖学之间的论争一直为书学演变中的主导性研究命题。而到了张伯英生活的时期,则出现了碑帖融合的态势。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即便在清末,碑学仍然处于笼单群言的地位。不过,正因如此,方显出张伯英书学中融碑纳帖的特殊意义。
虽然说,清末民国时期的张伯英自然摆脱不了先前如日中天的碑学影响,但随着学养的提高和眼界的拓宽,对帖学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形成碑帖并重的书学立场。在多年的碑帖鉴赏和书法实践中,张伯英形成了学书观、审美观、帖学史观,张伯英书学观在继承古代传统书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当代书法的发展。
张伯英的书学观是其书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其书学价值他所提出的“以古为师”、“学书重在得笔”、“功夫与学养并重”、“临习刻帖宜别真伪”、“刻帖起源于唐刻《弘文馆本十七帖》”等观点正是当时书学背景中具有主流意义的理论阐发。比起同时代的书家,他的书学观显得独到而深刻。
应该说,张伯英的书学观基于他对帖学的深入理解,帖学的造诣使其看到了碑、帖内在的关联以及二者合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书学实践者,使其书学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张伯英学术地位显著,自民国以来,其书学著作多被传抄。启功早年问道于张伯英,对此曾有记述:“如《阅帖杂咏》,数十年来,若干传抄本中有诗章多少之异,此固由老人随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后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纸、信笺、笔砚交游之种种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现异同。”启功曾抄录《阅帖杂咏》七十余首,容庚也曾抄录《法帖提要》。
张伯英(1871年-1949年),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榜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著名画家启功、齐白石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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