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说长阳】从加盖官印到附粘契尾——反映“民写官验”形式变迁的李氏地契

地契——买卖土地双方所立的契约，是民国及以前中国民间数量最多、且最为人重视的民间文书。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地契事关土地所有者世代所有权，经官方认可的地契合法性可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故而民间往往将地契视作生命呵护、珍藏、传承。一度，世代相传的地契数量巨大，可以海量计。

1949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代表土地私有制的地契自然失去了法律效力，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此后，当大多数地契陆续被人们遗弃时，残存的少量地契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又凸显出它宝贵的价值，纷纷得到了妥善保护。长阳档案馆现存的几十份清代地契，正是“破四旧”期间，长阳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和基层干部，以睿智的眼光，从民间抢救保护下来的。

长阳档案馆馆藏的清代地契，主要分为两种：白契和红契。所谓白契，是指仅仅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书写，但没有经过官府进行验核的地契。而红契，则是指经过官府进行验核后的地契。验核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清初实行的“官验契”，即在民写地契上加盖当时州县官印，收取契税，表示官方对地契的承认，“白契”变成“红契”。另外一种是清代中晚期实行的粘连契尾的方式，即经州县收税认可之后，又由布政司（相当于今天的省政府）统一刊印契尾，编号发行，粘连在民写地契之后，作为官府验契凭证。

长阳档案馆馆藏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李维周买田契约及乾隆三十四年湖北布政司颁给李维周的契尾右联，即是反映清代中后期地契“民写官验”形式变迁的珍贵文书档案。

清代乾隆三十一年时，长阳人李继祥年老无子，按照封建社会的家规，他的田产不得由外姓继承，也不能随意出售给外人。他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优先赠予或出售给李姓亲房或族人。另一种是亲房或族人不买，可再卖给“田邻”。可能是出于对这种继承、买卖制度的不满，尽量给他的女儿留存一点财富，李继祥最终决定出售而不是赠予他拥有的土地。按照亲房优先的原则，既是李继祥堂孙（本人兄弟或堂兄弟的孙子），又是田邻，且有购买力的李维周最终成了买主。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众多乡邻的见证下，卖主李继祥亲笔书写了地契，相关见证人进行画押确认。其契文为：

立卖田约人李继祥，今因年老无子，祖遗田地无人住种，情愿请凭中人在内，将祖遗坐落地名安场岭东旱田壹分，先尽亲房人等。不买，后尽田邻、堂孙辅周买管住种。买主出价银肆拾壹两整，卖主亲手领讫明白，傍人不得生端议论。田内随载钱粮，夏麦四升，收户完纳当差，脱业画字，一并在内。恐口无凭，立此田约，买主子孙永远管业为据。

其界：东抵大沟李盛远连界；南抵岩坎曹祥野连界，直上买主大岭；西抵大岭，直上横过祖茔高坎，买主窖石为界；北抵过路口岩直上窖石，直上，下窖石为界。四界明白，并无包卖他人田地。
永远为业。
凭堂侄：李怀安、李在中、李克正、李得象、李国钦。
凭中人：李克茂。
凭田邻：曹祥野、李盛远。
凭  亲：刘正臣。
凭堂孙：李功成、李玉珍、李玉助。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卖主亲笔。

“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这是清代认可的土地管理方式。这份地契的订立，已经确定了田地的四界和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经过了“田邻”和族人、村民的公证，看似买卖手续就此宣告结束。然而，这份地契还只是一份“白契”。按照当时的规定，要使这份田契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

所谓认可，就是必须经官方核验，方能得到法律保护。官方核验的核心，在于收取契税。在不同时期，契税有不同的收取办法。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政府制定的契税法就规定，断卖契需交税9%，典契交4.5%。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订税则，改为断卖契每两征洋银6分，典按契每两征洋银3分；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又进行加税，规定断卖价每两征银9分，典价每两征银6分。

今天我们看到的李维周买田契约上，加盖有数枚官印。据笔者师兄、青岛市工艺美术大师、青岛北部画院副院长李继伟先生鉴定，这枚官印的印文为“长阳县印”，以满汉两种文字镌刻而成。这无疑说明，李维周与李继祥订立买田契约后，是按规定向官方缴足了契税，所以才会盖有官印。

然而，不同于清代早期仅由州县盖章认可的红契，这份契约同时还粘贴有湖北布政司的契尾右联（左联为布政司存根）。这份契尾是据模板统一印刷的空白契尾填制而成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契（尾）

湖广湖北武昌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遵旨议奏事。奉部院抄：案乾隆拾伍年正月初伍日准户部咨，嗣后布政司颁发给民契尾格式，编列号数。前半幅照常细书业户姓名、买卖田房数目、价税。后半幅，于空白处预钤司印，以备投税时，将契价税银数目大字填写。钤印之，令业户看明，当面骑字截开，前幅给业户收执，后幅同季册汇□布政印查核。此系一行笔迹，平分为二大小数目，委难换改。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到院，行司奉此相应昭式，印刷契尾，分发各属，一体遵昭办理，毋违。

计开：业户李辅周买李继祥地/田/房/山，坐落  亩间，用价银  千  百  拾  两  钱，纳税银  百  拾  两  钱  分  厘。

布字庚壹百陆号。右给    府业户      准此。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从契尾上的说明文字，以及契尾右侧、田契左侧印文（长阳县印）可合二为一来看，此契尾系当时湖北布政司印制、预盖有布政司印章，委托州县颁发（在业户缴税时）。在李辅周缴纳契税后，当时的长阳县衙除在契约原件上盖上官印外，还代表布政司填写契尾，将契尾右幅粘连于田契之尾（左），并加盖骑缝章。这是清代中晚期“红契”实行粘连契尾方式的直接印证。粘连契尾，是对地契“民写官验”方式的强化，对契税征收的规范化。值得一提的是：契尾右幅中本应填明的项目，却保留空白。这是因为交易项目、地点、交易价格在契约上已经载明，右幅（业主留存）毋庸赘述，但左幅即作为官方持有的存根上应该有所记录。而缴纳税银数目、业户所在府名称、业户姓名，虽然右幅没有载明，但左幅必不会不载明。

对比契约和契尾的落款时间可知，李辅周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李继祥订立“白契”，直到三年之后才变为“红契”。这是因为李辅周的无谓和拖延遇上官府的敦促？还是申办“红契”流程多、效率低？笔者不得而知。

这两份清代乾隆年间的地契档案，充分了印证了清代中后期地契“民写官验”形式由单纯加盖官印到附粘契尾的历史记载。包括这两份地契档案在内的长阳清代地契档案，是研究清代民法、赋税史、财政、行政管理，乃至长阳民风民俗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有赖于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和有识之士悉心保存才流传至今，值得永续珍藏，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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