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逊的中国照片

约翰·汤姆逊

　　约翰·汤姆逊（1837—1921）生于英国爱丁堡。在他出生两年之后，摄影术的始祖——银版照相法问世。同年，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亦称碘化银法）。爱丁堡的两位著名摄影家奥克塔维厄·希尔和罗伯特·亚当斯运用这种新技术拍摄了近3000幅照片，题材涉及城市景观、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无疑对汤姆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香港皇后大道（摄于1868-1870年）

香港市政厅（摄于1868-1870年）

　　就在汤姆逊成为职业摄影家之前的短短二十年中，摄影术的发展堪称日新月异。而诞生于1850年的火胶棉湿版法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降低了曝光时间和摄影成本，生成的影像也更加清晰锐利，因此迅速取代了银版照相法和卡罗版法。正如汤姆逊所说：“火胶棉湿版法的底版细节纤毫毕现，过渡自然，冲印出来的照片质量更是任何现有技术所无法超越的”。但是火胶棉湿版法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曝光之前需要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所以摄影师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

上海外滩（1869年）

广州英国领事馆内的清军士兵
（摄于1868-1870年）

　　但是汤姆逊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所接受的严格教育使他养成了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个性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为刚刚开拓的非洲和亚洲而感到激动，他们对探索异域他乡充满了热情。他深信摄影“不仅能给探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也使他们的工作具有不朽的价值”。而“在这个知识和教育至上的时代，照相机应当成为教育这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工具”。

恭亲王奕䜣肖像

晚清三大臣（1871—1872年）

清漪园宝云阁

清漪园宝之大报恩延寿寺遗址

　　1868年，汤姆逊第二次来到亚洲，居住在繁华的英国香港。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几次短暂前往广东。而汤姆逊最为重要的中国之旅始于1870年，为时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从广东进入福建，然后游历了华东和华北，并到达了都城北京；此后他又南下长江流域，其行程长达8000多公里。他此行所拍摄的作品在影像质量、内容深刻性、题材广泛性和作品艺术性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他在北京拍摄那些以街头和社会为背景照片时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和技术为他五年后创作《伦敦街头生活》奠定了基础。而后者不仅使汤姆逊成为了纪实摄影的先驱，也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

穿礼服的满族新娘和她的仆人

（北京，1871—1872年）

约翰·汤姆森在英国伦敦街头拍照（1870年代）

　　回到英国后，汤姆逊开始积极地向公众宣传介绍中国。除了举办图文展外，他连续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和文章。19世纪末，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汤姆逊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记录其亚洲之行的书中写道：“蒸汽机和电报使中国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我们不能再漠视中国”。毫无疑问，他的摄影作品使得19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认识大为改观，填补了东西方之间的视觉空白。他也获得了“中国通”的美誉。

明孝陵神道（1872年）

金陵机器制造局（1872年）

学童（大约拍摄于1868—1872年）

　　汤姆逊作品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其数量众多，而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忠实、准确地描绘中国的风景与人文，哪怕这种影像并不总是赏心悦目。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观众能够目睹中国的洪水、饥饿、蝗灾和内战，他更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观众能去分享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要求自己的作品要超越人物的格式化和群体化，而生动地描绘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去捕捉每个人物的独特性。

汤姆逊和两个清兵
（福建厦门，1871年）

　　1920年，汤姆逊决定将他拍摄的650块玻璃底版出售给维尔康姆医学史博物馆，其中包括他在中国拍摄的部分。但是这一心愿尚未完成他便与世长辞。后来，生于美国的药商和慈善家亨利·维尔康姆爵士从汤姆逊的继承人手中购买了这些底版。

　　虽然维尔康姆博物馆以医学和历史为主题，但亨利·维尔康姆在收藏方面的兴趣广泛，甚至到了无所不收的地步。他本人喜欢用人类学的方法来探究历史，因此想要创建一座人类博物馆，但是这个夙愿终未实现。维尔康姆去世后，三箱装有汤姆逊的底版与他的其它许多藏品一起被转送到了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在那里收藏至今。

　　（摘自 《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编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9年8月。本文题目有改动，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