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宁名人】程默：万祀不朽王星拱（外一篇）

万祀不朽王星拱

安徽怀宁 程默

　　租住在怀宁新县城纬八路东端，早就听说这条路的西端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村村通”公路，直通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王星拱的墓地。从高河埠走出的一代骄子，从王家大屋走出的一位大师，死后能够躺在故乡的土地上，安逸地听袅袅清风，阵阵松涛，实在是一件“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之事。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陆续出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叱咤风云几十年，最终落叶归根，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墓地位于乡村公路旁的一块非常平坦宽敞的地方，方方正正的，约4亩左右。中间有两个平台，均高出地面一尺许。再隔三米便是墓前广场了，广场以红色方块砖为主体，很规则地铺砌着。墓身系土红色大理石砌成，墓冠略呈长方体，在杂草丛生下，显得很低调。墓碑颇见匠心和新意，斜面上刻“化学家、教育家王星拱之墓(1888—1949)”。墓的两边和前口均植有松柏，可惜长久干旱，那些松柏多半枯死了，掩在杂草下，显得不伦不类。与众不同的是，墓的后边矗立着四块2米多高的石板碑，一碑一字，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的挽词：“一代完人”——这是我很少见过的“墓制”。墓地简洁而明快，朴素而方正，这样的风格当属刻意为之。不过也对，它正好与墓主人质朴敦厚的性格、纯正朴素的家风以及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息息相通，且融为了一体。

　　先生系民国时期的科学家、教育家，专业造诣高深，思想敏锐深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爆发的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留英归来的您作为科学主义健将，坚定不移地站在科学派阵营，左右冲杀，对科学的伦理学意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科学之功效，既不只轮船火车之应用之技能，也不只热胀冷缩之物理的理论……” 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先生正式担任武大校长虽为11年，但在武大工作并实际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为武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也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武大西迁乐山后，物质匮乏，经费困难，先生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和发展。自强不息的武大人，硬是将自身历史上这段最困窘的年代，变成了建校史上最辉煌的“乐山时期”。先生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先生不问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往往亲自登门相邀，从而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先生乃重情义的爱国之士。国家风雨飘摇之时，您敢立潮头，并于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北大任教时，与同乡陈独秀成为莫逆之交，并且投身新文化运动，参加编辑《新青年》工作。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身陷囹圄，先生是“援陈”的主将;陈独秀获释后，先生不惧险恶，设法护送陈独秀离京。1928年至1932年，陈独秀经历了被开除出党、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出狱。这期间，先生与陈独秀仅书信联系。1937年9月，陈独秀由南京去武汉，与先生见面了。在武汉期间，陈独秀又被王明、康生等诬陷为“托派汉奸”、“日寇侦探”，是先生您率领一批学者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6月底，陈独秀全家离武汉到重庆，后由好友邓初(邓仲纯)接到江津县城居住。1938年4月，先生等人将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并更名国立武汉大学。先生每年到重庆公务，总要去江津看望贫病交加的陈独秀，两人见面，纵情畅谈。先生虽为办学弄得心力憔悴，但还在生活上接济陈独秀，性情孤傲、生活窘迫的陈独秀对先生的接济还是非常乐意接受的。1942年和1949年，两位同乡兼故友相继病逝，随后相继迁回原籍安葬。先生与陈独秀的政治信仰虽不一样，但在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爱国爱民等方面是友谊深笃的战友加老乡，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领域的安庆人杰，你们的墓冢，给安庆留下两处人文景观，也留给后人以缅怀与敬仰。

　　先生亦是高洁之士、爱生如子之士。身为大学校长二十年，年老治病竟靠接济。居国民党中央委员高位，不弃糟糠之妻，直至为不识一字的夫人叶玉芝的去世悲伤之极。国民政府曾为先生配置了一辆小轿车，但先生对此并不热衷，多是步行至校，间或坐黄包车，优哉游哉上下班。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期间，先生干脆把轿车也卖了，每日坐黄包车上下班……抗战初期，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把抓人的布告贴到珞珈山校内时，先生愤然指出：“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你们不得擅自进校抓人。”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大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管理，您一概不予执行，对于训导制也是推行不力。当一名学生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教官以辞职相威胁，要求将该学生开除学籍，先生却表示：“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也不会开除一个学生!”1945年秋，先生调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斗争。当局拘捕爱国进步学生，先生要求当局释放遭拒后，愤然辞职，返回安庆老乡。国民党当局屡次催促甚至威胁先生飞赴台湾时，先生未予理睬，却于新中国成立一个星期后的10月8日与世长辞了……

　　按说心怀社会、无私奉献、造福公众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心灵的参照和人性的指引，一旦裹挟进历史洪流中，尤其是身为国民党官员，多少会显得羸弱一些。读史阅事能使人宁静而致远，站在透视人生的维度上，先生，您的人格魅力已经超越了武大、超越了战争，您的巍巍风采，将历万祀而不朽，共三光而永辉!

两袖清风王星拱

　　王星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出生于清朝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字抚五，谱名芳辰，是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化学系教授兼二院主任，后曾在中央大学、安徽大学任教，并于1928年就任安徽大学校长;同年6月，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为武汉大学筹委会委员及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与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化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49年10月8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遗体运回后，与结发之妻叶玉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自幼受清贫的书香门风熏染的王星拱，铸就了一身两袖清风、澹泊名利、不阿权贵的高洁、廉正的品性。从1934年6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虽为11年，但在武汉大学工作并实际主持校务前后长达17年之久，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为武汉大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武汉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身居这样的官职，但王星拱一家拮据到年老治病竟靠接济的地步。居国民党中央委员高位，不弃糟糠之妻，情笃意重，直至为不识一字的夫人的去逝悲伤之极，乃至两年后合葬归一。为了更大程度上“挤出”教学经费，王星拱不惜卖掉了与省部长同等规格的公配轿车，坐着黄包车上班，一袭布衣，一双破鞋在显官达贵面前毫无愧色。平日里，王星拱一向生活俭朴，处处为人师表。他平素一贯爱穿长袍，从不西装革履，也不着马褂。曾有学生问道：“我国的传统礼服，为长袍马褂，校长为什么只爱穿长袍，而不穿马褂呢?”王星拱答道：“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既简便，又保暖，也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自立，不卑不亢’之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后，物质匮乏，经费困难，王星拱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教学与科研的正常开展，使武大得以继续和发展。自强不息的武大人，硬是将自身历史上这段最困窘的年代，变成了建校史上最辉煌的“乐山时期”。

　　国难空前，“出污泥而不染”的廉洁秉性，无疑注定了他家贫的境地——儿子到外务工，身为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坚持不为女儿申请贷学金，让其到小学兼课。更有甚者，女儿因拖欠学费，文凭一直留在档案馆。一校之长，领不到女儿的毕业证书，这不是无能，只是不愿且不为罢了，纵观古今中外，是没有第二例的。晚年的王星拱，不顾病痛的折磨，跑遍了整个抗战大后方，广揽学者名流。不问对方出身、派别，一律兼容并包，更有甚者，还常常亲自登门相邀，从而为武汉大学的巩固，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1945年秋，王星拱调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斗争。当局拘捕爱国进步学生，王星拱要求当局释放遭到拒绝后，愤然辞职，返回安庆老乡。国民党当局屡次催促甚至威胁王星拱飞赴台湾时，王星拱未予理睬，却于新中国成立一个星期后的10月8日与世长辞，时任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的陈毅，闻讯后送来一条挽词：“一代完人”。如今，这条挽词被刻成一字一碑，树立在王星拱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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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程默，怀宁人。三十年笔耕不辍，因为热爱才写作，因为热爱才坚持。文章散见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