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火火的对联是怎么来的，原来跟王羲之也有关系！

对联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自身特性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艺术，它们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楹联史中关于对联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

启功对联

对联最早出现在哪朝哪代，楹联史上一直争执不休。人们旁引博证，列举若干逸闻，说来有趣，竟都与书法艺术有关：

有人认为对联产生于梁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 《石菊影庐笔识》中说： “考宋(实为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 '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

有人则认为对联出现在比梁代更早的晋代，王羲之为最早的对联艺术家之一。传说有一年新年，他连贴三次春联均因大家喜爱“书圣”的书法而被人揭走，临除夕，不得不再写一春联，他怕又被人揭，便先贴出一半对联：上联为“福无双至”,下联为“祸不单行”。由于内容突兀，人们不敢再揭，到大年初一黎明，王羲之再补足另一半，对联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当然，这种传说不足为信。

启功对联

更多的人认为对联产生于五代，所据乃《宋史》等典籍记载：五代蜀后主孟昶在其当政的三十年(公元935—965年)中，每年除夕都要学士题与桃符春联，特别是他在其降宋的公元965年除夕，曾亲笔题写了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春联。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对联。

实际上，刘孝绰兄妹乃续诗题门，而非撰联，王羲之所书对联尚需考证，而孟昶之联已是成熟楹联中的小类——春联。那么，对联究竟生长成熟于何时？我们从对联的特征与书法艺术相结合的角度探寻，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般地说，唐代诗人，书法家喜欢在壁上书写。李白《草书歌行》说怀素写字时是“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陈彬龢在《中国文字与书法》中引 《新唐书·柳公权传》中事迹云： “(唐)文宗尝于夏日集学士联句，命柳公权题于殿壁，字径五寸”。唐代诗人王湾名作《江南意》中有一名句：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当时的宰相张说(667—730年)大为赞赏，特 “将此联亲笔题于政事堂，令朝中人士作为楷模。”(《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二分册)皇帝倡导，宰相推崇，名家实践，自然大大推进了题壁联句之风盛行。

对联

《全唐诗补遗·卷十八》记载颜真卿在书写完毕《奉使帖》后，感慨良深，提笔再题一联云：“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这似乎已是大书法家在直接创作楹联作品了。

著名的岳阳楼建于岳阳市西古城门之上，自唐开元四年(公元716)中书令张说谪守岳阳建岳阳楼时起，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来此把酒临风，使楼名重一时。岳阳楼内古代文物和历代名家诗碑甚多，其中一副 “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楹联据传就是李白题写的。

名家撰联，法书亲题，各位方家的求新的艺术创造，便逐步使文字对联演变为以书法表现的楹联，书法与对联的联姻又使书法艺术家族中出现了与其它书写方法大异其趣的楹联书法这一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类，流风所布，使楹联艺术的装饰性、表现性与实用性逐渐定位，成为一门成熟的艺术。因此，仅在唐代，穷乡海隅的一般学士都广有题写楹联的：

对联

据 《福宁府志》(乾隆版)和 《福鼎县志》(嘉庆版)记载，唐代赤岸(今福建霞浦)人，姓林名嵩，字神降，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考中进士，他在未第时，曾结草堂于今福鼎滨海渔村——礼岙灵山，他在草堂悬挂有一副楹联： “大丈夫不食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士君子岂依篱下，敢将台阁占山巅”。

另《霞浦县志》又载：唐人陈莲，号白水仙，他在乾符年间驾舟从海上来，家于后崎，他曾自题居所两副楹联其一： “竹篱疏见浦，茅屋漏通星”,其二： “石头磊落高低结，竹户玲珑左右开”。

本文并不具体论及对联产生的基础、过程及年代，只是列举楹联史上与书法艺术有关、特别是与大书法家有关的书写楹联的“佳话”来说明书法与对联艺术特有的渊源关系。

对联

楹联在唐代以摘句、题壁、题画等途径从唐人律诗的母体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历千年而不衰的独特艺术品类过程中(详见王晓明 《联对艺术发生新论》,载《天津师专学报》85年第2期),始终得力并依附于书法艺术对楹联的独特艺术表现。只有当楹联具有了完整的结构形式和独立的书写形式后，对联才能从一种对仗的句型和修辞手段上升为一种特有的艺术体裁，书法艺术才能增添新鲜多姿的书写形式。明乎此，探索对联与书法艺术双向交流、双向促进才有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