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铁列克提交火事件之俘虏
题记：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打仗吧。 古罗马学者韦格修斯
（边防军人守护的是这片美丽的国土）
A
和平从来没有在谈判桌前实现过，这个世界，谁的拳头大，谁的腰杆粗，谁就拥有了和平！
对于军人来说，成功的战例重要还是失败的战例重要？
这个问题，东、西方有明显的差异。
西方国家注重对失败战例的研究，而东方国家注重对成功战例的研究，因为成功可以弘扬一种精神，而失败嘛，我们得关着门说话，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50年前的1969年8月13日，在中苏边境新疆塔城的铁列克提边防线上曾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造成我边防军28人牺牲，在主阵地676高地上，仅有一名士兵幸存，且成为了战俘。
因为这场战斗我们败了，所以鲜为人知。
战俘叫袁国孝，河南柘城人，1969年3月当兵，当年只有17岁。
因为巨大的爆炸将他震晕，受伤后，被苏军俘虏，并在苏联境内被扣留了41天后交还中国。
当袁国孝被苏方打扮成一个时尚青年，穿着西装、带着鸭舌帽出现在巴克图口岸的移交现场时，我方接收人员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误认为是排长李国贞。而“袁国孝”已被埋在了托里县的烈士陵园。
袁国孝在苏联怎么过的41天，没人知道，只凭他自己说。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没人知道，在他复员回乡以后，曾被村民称为“叛徒”，当年，谁在乡里乡间添油加醋的传播了袁国孝被俘的经历，当然是退伍的同乡战友。
那年一同入伍的柘城兵有95人，其中牺牲在铁列克提之战的有9人。
为此，袁国孝当了一回盲流，1974年8月，从河南柘城数千公里返回部队，目的是开张证明来说明自己不是叛徒。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被拦截在去塔城的庙尔沟收容所······
事实上，谁都证明不了袁国孝是否在苏联被引诱而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他被送回国后，很快就复员回乡了。
而袁国孝的口述，也成为对这场战斗最直接的描述。
在当年的战场，矗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一段描绘：······我巡逻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展开殊死反击。八名官兵强忍断臂、断腿的剧痛，向来犯之敌顽强扫射；掩护分队六名官兵在我巡逻分队被敌火力层层压制的情况下，毅然向着西南方向敌人主力扑去。激烈厮杀，持续五个半小时，战斗于当时十五时三十分结束······这段记录只能算是文学创作，并不是现场真实再现，因为在主战场仅存袁国孝一人生还，他也没有看到战友是如何反击的。
但是，袁国孝说了真话，他的记忆尽管有偏差，但在他所认知的现实面前，袁国孝说的是真实的。
在袁国孝的记忆中，随军记者温炳林让他和战友举着枪对着苏军的直升机拍照这段记忆用影像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有文学作品说，苏军冲上我方阵地枪杀我受伤人员，并销毁了记者温炳林所拍摄的影像胶片。
事实上温炳林所拍摄的影像并没有被销毁而是被冲洗出来，形成了纪录片的一部分内容。这部纪录片叫《中苏边境交火事件》，纪录片中有温炳林所拍摄的影像，袁国孝呈跪姿射击动作，将冲锋枪指向苏军的直升机。而这部影片当年在苏联放映，引起了苏联的反华热潮，我驻苏大使馆遭到游行人群的冲击。
在袁国孝的记忆中，苏方审问他时，翻译是山东人，姓张。
没错，这个张姓翻译真实的存在。
B
网上有一部长篇纪实叫《苏联逃亡记》，记录了流亡苏联的中国人的命运。作者雷光汉，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7年写了一张大字报，讲述俄国历史上侵占了我国东北、西北大片土地的历史。在当时以苏俄为师的政治氛围下，无异于公开质疑。所以很快就被套上“反共、反苏和反人民”的右派帽子，多次被劳改，1961年被安排到新疆伊犁边境小城霍城第一中学教书。1970年4月，越过边境，逃亡苏联。
在这部书中有一段与铁列克提之战相关的信息。
书中记录了袁国孝被俘期间充当翻译的人叫张联堂，中俄混血，毕业于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父亲是中国人，1958年“大跃进”时随父母“返国”到了苏联。回到苏联时，张联堂发现，当时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远比不上新疆百姓，张联堂一踏上苏联土地便想回中国，给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写信，但使馆拒绝了他的请求。只好改了姓名，自报为俄罗斯族。
1969年的张联堂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汽车队开面包车，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编外工作人员。
雷光汉是在阿拉木图的大街上遇到张联堂并与张聊天时被一个哈萨克工友看到。之后，这个工友告诉雷光汉，1969年，他在边防军服役，在塔城边境的铁列克提与中国军队打仗，抓了两名中国俘虏，审讯战俘时，张联堂就是翻译，当时他在门外站岗。两个中国战俘很勇敢，斥责苏联军官说：“我们是战俘，你们要按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来对待我们，为什么把我们当犯人般审问？”还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不回答任何问题，特别是大骂张联堂是卖国贼。
在这段记录中我解放军战士是两人，那么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谁？
当时受伤被俘的我边防军有4人，副站长裴映章颈部受枪伤已不能说话，战士景长雄失血过多牺牲，那么另外一个一定是记者温柄林。袁国孝也许根本不懂《日内瓦公约》是什么？审问是分开进行的，所以袁国孝也不知道温柄林什么时候牺牲的。
这段记录至少证明，袁国孝在苏联表现是坚强的。个体说自己勇敢不可信，团队说你勇敢还可信，当对手说你勇敢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勇士。
袁国孝是一个勇士，不单在战场和被俘的时间内是勇士，在战斗之后50年中，生活中，袁国孝也是勇士。后来成为柘城有名的“辣椒大王”，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批“万元户”。
那么，那个充当翻译的张联堂是不是叛国者。
也许不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推测出张联堂的出身。
1931年，“9·18”事件发生后，一部分东北驻军、警察、山匪与周边省的爱国救亡的学生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转战白山黑水，后战败由东北边境进入苏联，后又经西伯利亚铁路、西土铁路进入新疆塔城和伊宁，然后乘车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
回归的义勇军大约二万人，1933年12月至1938年7月，分19批陆续回国进入新疆。
其中1938年7月18日的一封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榕发给伊犁行政长官姚雄的电报中称，此次回国人数为1075人，其中138名俄妇，请妥为安置。
1932年至1933年，苏联境内发生了大饥荒，缺衣少食，那时候在新疆流传一句话，“一块列巴（面包）就能换一个洋婆子”。
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些学生留在苏联读书，娶了当地妇女，后来又陆续回到新疆。也许，张联堂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新中国成立初，社会主义苏联在中国的宣传中是花一样美丽的国家，天天吃着土豆烧牛肉，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人民生活的跟神仙一样。
于是1958年张联堂随着父母“回国”了。
C
苏联人很幽默，是那种冷幽默，当时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太绕口，常被中国人称为“破裂的尿壶”。
据说“破裂的尿壶”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莫斯科。
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呀，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但是，共产党来了你该怎么办？
今天看来，狂热中也有幽默的因素：
1969年，中国处于文革的巅峰期，这年4月，“九大”召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青集团的张春桥、姚文元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造成了党的组织上的严重混乱。
而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也发生了一起笑话。
中央委员选举中全票通过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王白旦，这个王白旦比林彪还多两票。
王白旦大家谁都不认识，选他当委员，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王白旦是个干啥的。也许觉得名字搞笑吧。这个农民出身的王白旦当时只是个拥有10年党龄的34岁的炼钢工人。
1969年8月13日的中苏铁列克提之战，就是在中、苏这种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今天，不能以现在中国的强盛现状和目光去坚决的保证我们没有错，而事实上，铁列克提之战，我方在组织巡逻和反击作战中一错再错，以至28名烈士血撒疆场。
铁列克提之战，是一起值得我们反思的失败战例。
主阵地唯一的幸存者，战俘袁国孝则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