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的铁蹄
叶廷芳
抗战木版画《起来》资料图片
进村
我的家乡衢州，地处浙江西南，是我国东南“四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故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从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上海淞沪战役打响，这里的人们就紧张起来了，准备着一场大战。但日寇要占领我们的土地也不是那么容易，到它罪恶的铁蹄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是1942年了！那时我才7岁。
那是1942年农历4月14日的下午，我牵着家里的一头水牛在村边吃草。只见附近的路上男女老少挑的挑背的背扛的扛，一眼望不到头，他们鱼贯着往西边山区里进发。同时一架日寇飞机在低空不断盘旋。我那时不知怎的，不懂得害怕，只注意着飞机腹部有没有人头探出来往下看我们。
第二天，农历4月15日，天下着毛毛雨。中午，我突然见68岁的爷爷，穿着蓑衣，手握一柄长把的耘田的耙子，风风火火地跑回家来，连连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央军(国民党的军队)败下来了！黑压压的，多极了！”那时的“中央军”纪律不好，老百姓也很怕。于是，爷爷奶奶以及我家和叔父家全体总动员，首先把所有的门都关上。祖母坐在大门旁透过门缝往外看。不一会，祖母惊叫起来：“哎呀，糟了！这哪里是中央军，这分明就是日本兵嘛！你看那装束，那靴子！”
大家赶紧把桌椅板凳搬过来堵上，并听父亲的话，赶快躲了起来。不一会，就听到鬼子用巨石撞击大门的声音。很快就听到两家的鸡呀猪呀一片啼叫声，几分钟后他们都沉静下来了。原来，鬼子宰杀这类家禽和牲口都用剥皮的方法，麻利得很。我们躲在楼上的一个窗口旁，大人们吓得索索发抖，加上我那三岁的弟弟身体不舒服，哭个不停，大人们更紧张了，恨不得把他扔出窗外去！就在我弟弟拼命哭闹期间，忽然听到村西一阵凄厉的喊叫！后来获知，那是外村的一个货郎，不知哪里冒犯了日本鬼子，被架在一堆柴火上活活烧死了！
下午三点左右，忽听得几声哨子声，鬼子们立刻七手八脚往外跑。我们赶紧下楼去，祖母立刻扑向我母亲，哭着说：“你公公和你男人都被日本人抓走了！”母亲马上抱住一根柱子呜呜咽咽哭起来。一会儿她抹了一把眼泪吩咐我：“你赶紧出去把爷爷爸爸找回来！你是小孩，日本人不会怎么你的。”我转身就往外跑，把这个上千人口的村子的大小街巷都跑遍了，也没有见到爸爸、爷爷的影子！直到天色已开始暗下来了，日寇的人马终于走完了。我回到家里，母亲急切地问：“见到你爸爸爷爷了吗？”我摇摇头。她呜的一声又哭了起来：“你爸是有吐血的毛病的呀，是不能干重活的呀！还有你爷爷，都快七十了，光走路也走不过那些年轻的鬼子兵啊……”
逃难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叫醒了我们。只见四只箩筐和两条扁担已放在了门边，还有几个包袱。箩筐里放了大米、咸菜、餐具、炊具、脸盆等；包袱里主要是换洗衣服、鞋袜等。但母亲让我背的包袱却是炒熟的番薯干。不一会，叔叔、哥哥吃完了早饭就各自挑起担子径直往外走。婶婶和我们一个个跟了上去，母亲刚跨出门就又转过身来对送别我们的祖母喊了声“娘！”就泣不成声。祖母哽咽着说：“你们放心走吧，家里有我呢。说不定他们父子俩很快就回来了。”
我们刚出了村口，突然一束强光从左前方约一里远的小山坡上射了过来！我心里想：怎么昨天还没有走完？但鬼子照了几下就不照了，也没有听到口令，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可恶的天气仍下着毛毛雨，脚下的土路都变成泥浆了！可怜母亲是传统的“金莲”小脚，她一手抱着病中的弟弟，一手挽着一个包袱，走起来特别困难。直到天大亮，我们终于上了俗名叫“上山头”的小山，不再泥泞了。大家趁此机会吃了番薯片之类的东西。母亲则始终心情不能平静，常常自言自语地咕哝：“也不知这父子俩现在在什么地方?日本人给他们派什么活？可千万别让他们干重活呀！”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终于进了大山，树木葱茏。但天公更不作美：毛毛雨变成小雨了！幸好哥哥和叔父穿着蓑衣，姐姐给妈妈撑伞，我始终戴着笠帽，勉强也能凑合。走的尽是羊肠小道，倒是不泥泞，只是常有坡度。若遇到陡坡，只得叔父先上去，再回来替哥哥挑。直到天色昏暗下来了，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叫“大岗头”的山庄，周围都是茂密的竹林，仅一户人家。主人是一家亲戚的亲戚，我的一个表哥叫他们“姑父姑母”，我们大小也跟着这么叫。虽然事先没有通知(那时一般人都没有电话)，而且他们已经接待了好几家亲友，所有能住的地方都挤满了，但对我们的突然到来，夫妇却依然热情欢迎，而且马上决定：停掉他们的草纸作坊，把空间相当大的“焙笼”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且允许我们任意挖竹笋，以减低粮食消耗。另外，他们还告诉我们：山上有一种野菜叫“苦叶菜”，既可以当菜吃，也可以充当粮食。他们有五个儿子，都是壮劳力，还有两个儿媳妇，所以家境很兴旺。这样，我们逃难的两家人总算宽慰地有个避难处了。
土匪
当天吃过晚饭，妈妈就开始整理几个包袱。忽然，我看见一枚亮闪闪的大银元落在地上。这家伙我打过交道的，原来就放在妈妈房间那个抽屉里。我曾经试图拿出来玩，被妈妈严厉制止了。这回我捡起来就往口袋里塞，也准备着妈妈以严厉的目光命令我放回去。但也许这位不幸的母亲经过这一天一夜的苦难，对那些身外之物再也不看得那么重要了，也许她要给这个小小的孝子一天来的表现给予某种报偿：她对我的举动竟表示默许！于是我就合法地拿着这件贵金属当玩具耍了！
吃过晚饭，我就到对门姑父姑母家的大堂去玩，那里有很多不认识的大人和小孩。我发现那张许多人围着的大饭桌擦得很光亮，我就掏出那枚大洋让它在桌子上发出“咣啷，咣啷”的乐音。很快吸引来很多的目光。其中有三个年龄差不多的“叔叔”立刻挤到我身边来，表现出对我特别喜欢，问我父母是谁，住在哪个房间？我一一如实作答。他们马上表示：“明天我们就把你爸爸、爷爷找回来！”我半信半疑，心想你们怎么知道日本鬼子现在在哪里呢？
第二天上午，哥哥、姐姐都去采竹笋和苦叶菜了，那三个“叔叔”继续跟着我玩。但下午就找不到他们了！晚上我仍去姑父家的大堂让那枚大洋来“奏乐”。由于缺了那三位“叔叔”的欣赏，气氛要差多了。回来后，我觉得这块大洋终于让我玩够了，于是就交还给了妈妈。
第三天上午11点左右，我正和哥哥、姐姐采完野菜、竹笋等往回走，忽然听得庄口坡道下“呯呯”两下枪声！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逃难者们都以为日本鬼子来了，惊慌失措，拼命往山上逃跑。这时，只见四五个匪徒已经爬上了陡坡径直朝我们家冲来。我们家的房门没有锁，只用一条棕绳子拴着，被他们一刀就砍断了！我妈妈赶紧跟他们一起挤了进去；有两个人把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土匪们喝令我妈妈：“快把那东西拿出来！”母亲说：“什么东西？”一个匪徒说：“就是那'咣啷咣啷’很好听的东西！”母亲看了我一眼，心想：“你干的好事！”却宽慰地笑了一下说：“哦，那块银元呀？”她马上打开一个包袱，取出那枚银元默默地递给了他。那家伙接过了银元，看我母亲没有下一个动作了，马上提高嗓门逼问：“怎么只拿一块？”“我全部家当就这么一件值钱的东西。”母亲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根本不相信，就一块银元还给孩子玩！”匪徒说。母亲自言自语似地从容回答：“一块银元，有它，家里富不了；没有它，也穷不了哪里去。既然孩子喜欢用它玩，那就让他开心一下嘛，又不会变小。”匪徒当然听不进去，把手一挥：“别听她瞎扯，搜！”门外两个赶紧进来，一起翻箱倒柜了起来！当然既没有箱，也没有柜，还有就是那两只箩筐和几个包袱，加上床上的被子、枕头。他们翻了又翻，捏了又捏，自然一无所获。最后那个土匪小头目把手一挥，悻悻然地滚了。
匪徒们走了后，母亲赶紧把房门关上，全身哆嗦着抽泣了起来：“这些没心肝的土匪，看我家里没有男人，就这样来欺负我！”我心里更难过，赶紧向妈妈认错。接着，她洗了一把脸，整了整衣服，赶紧领着我去姑父姑母家，向他们认错，说；“我太没有规矩了，怎么能把银元给孩子玩，招来那么大的祸！让那么多人受了惊！可是我又不认识大家，除了向你们一家陪不是，还要请你们向所有客人说一声：我老五妹(母亲俗名)对不起大家。”心地善良和友好的两位远亲，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还安慰了我们一番，并留下我在他们家一起吃热腾腾的玉米饭。
逃命
这次遭土匪劫掠以后，母亲更感到家里没有大男人保护太不安全，于是更想念父亲，盼着他快快回来，时不时抽抽噎噎。说来也真是上天有眼：第二天(也就是逃出来的第四天)的下午，一个高个子男人背着一布袋大米突然出现在造纸坊的后门内，姐姐说：看，爸爸回来了！我们三个孩子一齐围了上去，帮他卸下布袋子。母亲则站在那里发呆，接着一下子醒过来了，赶紧猛扑上去，抱住他的大腿，一边猛捶，一边泣不成声。
妈妈问：“老人家还没有回来呢！你跟他不在一起吗？”父亲说：“哪会让你在一起！鬼子砸开了门，一冲进来劈头就给我两巴掌，叫我把钱拿出来，我有准备，马上给他了，他还要！我摆摆手说全给你了！他又给我两巴掌！我说：'不信你们搜好了！’几个鬼子好像准备好了似的，马上就踢开各房间的门，一脚把箱子踢开，把抽屉一个个倒在地上，没有找到钱，一脸的气恼，就把我带走了。这时就没有看见我爸了！咳，日本鬼子真是狗日的，这么大年纪也不放过！”“那你是怎么回来的，是不是看你有病？”母亲问。“他才不管你有病没病！”父亲说，“说起来真是死里逃生啊！开始让我挑担。我说我有吐血的毛病，干不得重活。后来他给我牵来一匹马，说东西让马驮，但马的吃喝都我管。我说这我行。两天下来跟那管我的鬼子有点熟了。第三天，就是昨天傍晚进村弄饭吃。我跟那鬼子说：马也饿了，趁现在做饭时间，我先把马牵出去吃点草。鬼子同意了。我把马牵到田野上拴在一个地方，沿着那些有树木隐蔽的地方我就跑了。但我正要走上一条较宽的田埂，发现远处有几个鬼子在走动，心想：糟了，不知他们发现我没有？我立即趴下来，发现前面埂下有一蓬荆棘丛，我赶紧爬过去，死活钻了进去。那几个鬼子越走越近，最后恰恰走到我这条田埂上来了！我想：糟了，他们肯定发现了我，来抓我了！当他们走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全身哆嗦得厉害！今天肯定死在这里了！但上天保佑，他们没有跳下来，走过去了！等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赶紧爬出来，跪在地上，仰着头，说了好几声：'老天爷，永远忘不了你救了我！’接着我继续凭借隐蔽的草木，离村子越来越远。后来到了一个村子，想讨碗水喝，连个鬼都见不着！只好喝稻田里的水。快到云溪的时候，本来那里有好几个熟人，可以吃点东西。但想到这里是交通要道，怕有日本兵，只好绕着道走。这时已经半夜了，又饿又乏，周围一片漆黑。但什么狼啊鬼啊，一点都不怕了，真的是逃命啊！就这样，直到天蒙蒙亮，就是今天早晨，我终于回到我们家。幸好娘在家。上午睡了一觉，吃完中饭就往这里赶了。现在我挂记的是我娘，她一听我们父子没有在一起，而且也不知道在哪里，马上就哭了！她那么大年纪了，一个人孤零零守着三个家。
“姑父姑母”原来是认识父亲的，听说他回来了，都很高兴，特地端来两碗热腾腾、金灿灿的玉米饭，以示慰问。后叔父一家过来一同聚了餐。
脓疮
约三个星期后，日本鬼子大多数村镇都不留人了，我们和叔父两家终于结束了第一次逃难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又过了半个多月，一个乞丐模样的老人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身体很瘦，拄着拐杖，胡子拉杂，脸色发黄，径直走进屋里来。他见大家愣在那里，声音颤抖着说：“怎么不认识啦？我回来了！”
过了三四天，爷爷的身体恢复许多了，说话也有精神了，而且还涉及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尤其讲到他与日本鬼子路过的邻县江山县老百姓的抗敌故事时，总是眉飞色舞，说：“我们这里的人没出息，只知逃跑！人家江山县(现为江山市)就不一样！他们自己发明了一种炮，叫'松树炮’：把一棵很粗的松树锯成好多截，在截面挖个孔，再把火药和铁钉、鞋钉这类杂碎的铁器放进去，然后把口子封死，只留个引线，短程的杀伤力蛮大哩！日本鬼子都怕这东西。还有他们男男女女都很勇敢：日本鬼子刚进院门，事先藏在门边的人马上闪出来，对着鬼子后脑勺连刺几刀！妇女也很厉害：鬼子要强奸她，等鬼子解裤腰带的时候，匕首已扎进他喉咙里了！”大家听了不禁精神一振。
约一周以后，爷爷身上感到痒痒得厉害，不久就长出一颗颗蚕豆大的脓疮，肯定由于回家期间接触了太多的被各种动物死尸毒化了的污水引起的。染上这种病毒是非常痛苦的，经常听爷爷喊叫：“日本鬼子当时为什么不把我打死啊，打死了也就免受这个罪了！”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爷爷这场灾难持续到1949年才过去。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爷爷的这场灾难后来我也“分享”到了！只是没有爷爷那样严重，约豆粒那么大。于是家里没有人敢与我同床(当时农家没有条件单独睡一床)。幸好那年叔父有条件雇了个长工，此长工有好学的天性，他很欢迎我与他共床。后来我们成了终生的莫逆之交(解放后，他一步步当上了水电高级工程师)。
母陨
外婆惨死后，母亲就像换了个人：形容憔悴，郁郁寡欢。我经常看到，在她一个人做针线活的时候，低声啜泣。她饭也吃得越来越少了，身体一天天消瘦、虚弱下去，终于“积郁成疾”，干咳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病了不到半年，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走的那天，大家都没有准备。我清楚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还搂着我的弟弟，我则睡在她的另一头，完全和往常一样。第二天早晨我发觉被窝里冰凉冰凉！我大喊“娘！娘！！”再也听不见娘的回音了！全家一片惊愕和哭声。
门口的亲友们越聚越多，大家都跪着一边烧纸一边痛哭。但奇怪，我作为8岁的孩子也算懂点事了，却哭得并不悲伤，我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容易就永远离开人世了，不，她也许只是晕了过去，等一些时候还会醒来。后来她被放进棺材里了，我还以为可能人们为了让她好好休息，以便她慢慢“还阳”。直到人们把她的棺材抬到一座山坡上，堆起了高高的土堆，并竖起一块墓碑，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再也不可能醒来了，感到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撼，哭天哭地用手扒坟上的土，拼命地把头往土里埋，几个亲戚只得把我架起来抬离了。 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家乡还只是“过兵”，就给我的家庭带来这么多的苦难，而全国有多少个家庭遭受的苦难比我这里记叙的深重得多，尤其是那些交战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这段罪恶和耻辱的历史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心里，牢牢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