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聊天】中国历史上的政变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各种各样的政变，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中国历史的各个社会形态，二哥发现，大大小小的政变大抵集中发生在封建社会，而且大多是宫廷政变。因此，今天，二哥就集中来探讨和谈论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政变。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应该有足够的兴趣。

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的更替、政权的变换，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制度上的传位登基；二是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夺取皇位；还有一种，便是政变。

政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衍生物，伴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沙丘之变、周勃诛吕、王莽篡汉、杨坚代周、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陈桥兵变、靖难之变、夺门之变、辛酉政变……从秦到清，政变一直没有间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

因此，读懂了封建中国的政变，也就从一定意义上读懂了封建中国的历史。

在封建中国，宫廷里面放着一把龙椅，案上摆着传国玉玺，这就注定了那方大宅，绝不会是清净的殿堂。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至高无上的皇位更诱惑人的了。于是，政变之举，不绝史书。秦与两汉，俯拾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代代皆有；隋唐五代，从未间断；宋元明清，高潮迭起……为了皇位皇权，不知上演了多少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外戚夺位的政变，而那些有名的惊天政变，更是把整个朝廷弄得一直弥漫着一股杀气，一股血腥味——

在秦朝，有著名的“沙丘之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在出巡途中的沙丘病得不行了，于是立下遗诏，让长子扶苏继位，但宰相李斯与嬴政的幼子胡亥以及宦官赵高串通一气，毁真诏立假诏，赐死于扶苏，立胡亥继位。李斯等矫诏的沙丘之变，不仅令嬴政大帝死不瞑目，也因后来秦二世的暴政导致了秦朝的加速灭亡。

在西汉，有著名的“周勃诛吕”。西汉开国之君刘邦死后，吕雉利用皇太后的身份，一直独揽朝纲，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吕后死后，周勃、曹参等人重执“白马盟誓”大旗，起兵诛吕，拥立刘邦子代王刘恒为汉文帝，不仅还朝政与刘氏家族，还开启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景之治”，并对西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姓为王从此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组成的法定制度。

在西汉末年，有著名的“王莽篡汉”。西汉末年的三朝辅政大臣王莽托古改制，最后废除了西汉王朝，登上皇帝宝座，建立新朝。王莽通过“改制”的“和平方式”而非战争流血的“暴力方式”实现了朝代的更替，这在全国处于统一状态下的中国封建史上是唯一的一次。但王莽的“改制”既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新体制，又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民众起义像洪流一样迅速蔓延。最后，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死分尸。新莽政权灭亡。

在隋朝，有著名的“杨广夺位”。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一直垂涎于其长兄杨勇的太子位。后来杨勇因生活奢侈渐失隋文帝的欢心，杨广于是捏造杨勇“谋反”罪名，致使隋文帝将杨勇贬为平民，改立自己为皇太子。公元602年，隋文帝病重，杨广入宫侍奉，因调戏陈夫人被隋文帝怒斥，杨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父亲登上了皇位，是为隋炀帝。而正是由于隋炀帝后来的横征暴敛，才使隋王朝的气数早早丧尽。

在唐朝，有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在长安城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一次流血政变。李世民杀死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成为皇太子继承皇位，是为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在唐朝，还有著名的“神龙政变”。705年，武则天改年号为“神龙”，这一年就被称为神龙元年。此年正月，武则天病重，以张柬之为首的大臣们抓住时机，联合羽林军，发动了政变，杀死了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戴时为太子的李显即唐中宗复位。唐王朝中断了14年之后再次复国。

在五代，有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本是后周小皇帝郭宗训的殿前护从官，但却一直伺机夺取后周政权。960年正月初一，北方边关突报契丹军队来犯，赵匡胤率大军前往抵御，行至开封东北十公里的陈桥驿便安营扎寨。黎明时分，部下将领把早已准备好的黄龙袍披到了赵匡胤的身上，于是，赵匡胤以“皇帝”的身份返回开封。郭宗训无奈退位，赵匡胤将仅仅立国10年的后周改国号为宋，中国从此又进入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时期。

在明朝，有著名的“明英宗复辟”。1449年，蒙古族瓦刺部进犯北部边疆，明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瓦刺。由于指挥不灵，行动迟缓，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军包围，明英宗被俘。留在都城的兵部尚书于谦等拥立英宗弟弟朱祁钰为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一年后双方议和，明英宗被送还都城。明英宗做了7年太上皇，于1457年在“夺门之变”中复辟，以“谋逆罪”将于谦杀害，重登大位。

在清朝，有著名的“辛酉政变”。1861 年是农历辛酉年，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及恭亲王奕䜣等人，剪除了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顾命大臣，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政变中，8位顾命大臣有3人被处死、5人被革职。政变后，慈禧太后登上“垂帘听政”的宝座，开始了她长达47年的黑暗统治，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和灭亡。

在漫漫2000多年的封建中国，政变一直不断发生，在可查的史籍中，记载的政变史事就有200多起，也就是说，平均每10年就有一起政变发生，上述这些政变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举而已。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政变，我们发现，政变是规律性很强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以下三个鲜明的共同特征——

政变的目标主要是夺取皇位。在封建中国，皇位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皇帝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支配着无穷的财富、拥有天下美色、享有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和人世间最大的自由，皇帝生活代表了人类的最高需要，对天下所有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过皇帝那样的生活就成为了许多皇室人员、朝廷高官、地方大员甚至某些平民百姓的梦想，皇位也就成了众多具有一定实力的政治野心家竞相争夺的目标。但按照封建皇权制度，皇位其实是天生的，长子嫡传，按序排位，早已“私人定制”了，是用不着争夺也是不可争夺的。很明显，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不是选优制度，能够继承皇位的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出身而不是凭借才能，这样，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与皇位无缘。这种皇位继承制度当然不合理，于是皇位的争夺常常由公开转入地下。那些有治国安邦才能或者自以为有治国安邦才能的人，不能通过正当手段得到皇位，就会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不能以和平手段得到皇位，就会以暴力手段去夺取。于是，谋划政变、发动政变，想法设法夺取皇位，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沙丘之变”是这样，“司马除曹”是这样，“杨坚代周”是这样，“玄武门之变”是这样，“辛酉政变”还是这样。

政变常常伴随着血腥杀戮。在封建中国，发动政变争夺皇位，是宫廷政治的极端表现。应当说，无论哪朝哪代，宫廷和皇帝的保安级别无疑是最高的，要想发动政变并能成功夺取皇位，无疑是一场生死之战，最后只能通过自相残杀来决出胜负。宫廷政变是封建王朝极端自私和凶残本性的集中暴露。在权力之争面前，丝毫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和起码的人性人情。秦二世发动“沙丘之变”即位后，即“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西汉的“周勃诛吕”，为拥立汉文帝，吕后一族不管男女老幼被全部族诛。西晋的“八王之乱”中，司马氏自相残杀，几乎造成了皇族的灭绝。唐朝女皇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整整半个世纪，自她晚年病重被迫退位后，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接二连三地发生，短短8年间，历经中宗、殇帝、睿宗、玄宗，君位四易其手，每一次易位，都是一场血腥政变，这一系列宫廷政变中，充满了子逼母、父诛子、妻鸩夫、女弑父、兄害弟、侄除姑之类的丑闻。野心勃勃的唐中宗皇后韦氏，企图早日临朝做第二个武则天，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幻想成为“皇太女”，母女俩便在饼馅中掺放毒药鸩杀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中宗。唐玄宗李隆基于是诛灭了中宗皇后韦氏，韦氏家族凡身高“马鞭以上皆斩之”。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太祖冯跋之弟冯弘，为了平定后宫篡权，不仅血洗了后宫，吓死了冯跋，还乘势登上金銮殿，坐上大位，太子冯翼不服气，率领东宫卫队出战，要夺回王位。尸横遍地后，冯翼被击败，随后被赐死。冯弘索性斩草除根，把冯跋所生的100多个儿子也就是自己的100多个亲侄子们全部处死，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血腥的骨肉相残，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冷血君主”……举凡这些政变，都让我们看到了血腥的杀戮。这些血腥杀戮，既为新君主扫除了即位前后的障碍，也为日后的新政变埋下了种子。

通过政变建立的新朝代寿命往往都不长。在封建中国，由于实行的是皇位世袭制，每一家王朝都想千秋万代，永世传承，但历史的悖论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做到这样，而且，许多朝代及其皇位的更迭，都是由政变促成的。同时，通过政变建立的新朝代大多都是“短命”的。王莽政变建立的新朝维持了16年；杨坚政变建立的隋朝维持了38年；司马氏政变建立的西晋王朝若从灭吴算起，仅有37年；慈禧政变，“垂帘听政”的时代也只维持了47年……这种规律表明，江山改姓式的政变，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都没有变，体制机制都没有变，统治集团的成员也大多没变，人们仍然沿袭原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社会也就只能沿着原来的方向运行，仍然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轮回，即便发生了政变，也依然如此。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政变作为国家内乱的主要形式，与兵变、民变交替发生，成为困扰统治阶级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防止政变作为执政的主要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相应的政治制度，然而政变却一直没有消除。中国封建社会因为防范政变而走向极端，但政变不仅没有防住，还为其他内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并最终为自己的灭亡掘下了坟墓。因此，封建中国的政变，给我们留下了至少三点深刻的启示——

政变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发生，都是封建王朝政治的必然产物。封建中国的政变，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宫廷政变，二是“请除奸臣，以清君侧”，三是“天命转移，皇祚有归”。宫廷政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发生的次数最多，生存的历史最长；宫廷政变，新君主取代旧君主，旧王朝及旧君主的血统世系未变。其实，封建社会的所有政变尤其是宫廷政变，都是封建王朝政治的必然产物。封建中国，实行的是君位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虽然确立了君位继承的合法原则，但在实施中却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极力主张传位“以贤不以长”，这与“立长不立贤”的宗法观念产生了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往往成为改变既定继承位序的借口。在位君主对待自己众多的妻妾子女亲疏喜恶有别，宠姬之爱子自然有着更多的继位的希望，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龙子龙孙”们的嫉恨。专权的君主贪恋权柄，“君老而晚置太子”。因此，宫廷政变大多发生在旧君主“驾崩”前后。越是享国年久、威权素著的君主，身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越大，因而越是容易出现激烈的宫廷政变。因为，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权力转移的渠道极为狭小。君位被君主终身独占，又为君主家族世代相袭，他人无法染指。二是容易出现君位与君权的背离。在世袭制下，血统是君主即位的唯一依据，但当在位君主因年幼无知、庸懦无能、身衰体弱等原因而被架空、操纵、挟制时，便会出现君位与君权的背离。占据君位的人，并未真正掌握实际的君权；实际掌握君权的人，又没有占据名义上的君位。随着封建王朝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必然会提出权力转移的要求。君位与君权不可能长期背离，它们的合归也需要经历权力转移的过程。由于缺乏民主的合法的权力转移渠道，造成了政变在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下的不可避免性。封建王朝政治为政变提供了天然的生长土壤和广阔的市场，政变发生也就成为必然。

政变不论造成朝代怎样更迭，都会给老百姓带来痛苦。封建中国的政变，给老百姓带来的几乎都是灾难。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变之一。这场政变历时16年，同时引来了“五胡乱华”，造成战乱连连，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社会惨状，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分裂时期，其中匈奴族所建的前赵政权更是发生了一场皇弟与皇子之间争权的政变，失败的皇太弟被杀，更多的无辜者同时惨遭杀害，出现了“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的屠城场面。更重要的是，政变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巨大。因为政变既是决定一个朝代兴衰存亡的重大事件，又是推动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完善的主要因素。政变促进了皇权的强化，使皇权越来越集中，大臣的地位越来越低；政变推动了太子制度、皇室分封制度及后宫、外戚制度的变革，使太子的选立越来越神秘，皇族的权力逐步受到限制，后族势力逐步得到削弱；政变还促进了御臣术的变革，使封建官场政治越来越残酷，越来越黑暗。也就是说，不管政变使封建王朝发生怎样的改变，但他们剥削和欺压百姓的本质都不会变，甚至常常还会变本加厉，从而使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越来越痛苦。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经济、政治、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进步和发展，与政变的负面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有诗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政变不管产生的客观效果如何，主观上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封建中国的政变，总起来说，负面意义更多一些更大一些，但它在客观上尤其在一些具体的政变案例上，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政变具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功能。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政变以其快刀斩乱麻的简捷方式，常常可以使一些长期积存而难以解决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迎刃而解，促成某些严重的社会危机得到相对缓解，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同样是骨肉相残、弑兄杀弟，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这场政变对于清除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动乱因素，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大唐王朝，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这次兵变的成功，结束了自唐朝末年以来藩镇割据、长期战乱的局面，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加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政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也只能将其看作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某种调整，不能高估甚至夸大政变行为在历史发展上的意义，更不能说发动政变的人是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起事的，因为从封建王朝政治的角度看，不管政变产生的客观效果如何，发动政变的人主观上都是奔着皇位皇权去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在政治道德、人格品行上，都是丑恶的。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政变，是一部既浅显又深奥的史书，在中国历史已经演进到现代化的今天，在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读懂它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