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 | 刘伶：被曲解和低估的一代酒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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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伶醉酒的政治文化蕴含
前几篇文章曾经提到，以政治立场和处世态度论，“竹林七贤”可以分为三类：嵇康是“玉碎”型，山涛和向秀属于“瓦全”型，阮籍属于介于中间的矛盾型。刘伶既不属于“玉碎”型，也不属于“瓦全”型，他大致与阮籍相似，属于矛盾型。所谓矛盾型的最大特点就是“心之想”与“行所为”之间的分离和矛盾，具体而言，其“心之想”就是嵇康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行所为”则要忌惮因冒犯司马氏政治统治而招来杀身之祸。
尽管《晋书》本传对刘伶的记载比较简略，其他相关材料也比较匮乏，但仍然还能感觉出刘伶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那颗“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心：
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晋书·刘伶传》）
这短短的两句话中传达出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在相当于国家公务员考试程序的“对策”活动中，刘伶交出的答卷是“盛言无为之化”。也就是说，他认为最能代表自己的知识水平、施政理念和表达能力的是对老庄“无为”思想应用实践的表述；其二，与刘伶同时参加考试，交出另类答卷的人士皆高中得到任用，而刘伶这番表达老庄施政理念的答卷却名落孙山，以“无用”作罢。同时，刘伶这个失意故事似乎也暗示出本传所载刘伶“尝为建威参军”何以没有交代离职的理由。
这样的人生挫折非常有助于人们理解刘伶所有不循规蹈矩，乃至反叛和疏离现实主流社会意志的言行：
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条”刘孝标注引《名士传》）
一个形象丑陋但又心胸远大的文人在遭到主流社会遗弃之后，只能以自己任性的方式抒发心志，寻找平衡。与此同时，刘伶还以这种饮酒放荡的肆意行为方式去寻找同类的价值共鸣，而且果然奏效：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加盟“竹林七贤”是刘伶一生的重大事件。这件事情不仅使刘伶走出遭受主流社会淘汰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终生引为自豪的同好和挚友。于是，他那遭到世俗厌弃的资质和行为，因为物以类聚的缘故，不但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效应，而且也在后代文士中引起深深的共鸣。本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早于刘孝标的沈约则更是从政治角度总结理解评价竹林七贤的聚会主旨：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沈约《七贤论》）
在沈约看来，竹林七贤的组合聚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躲避政治风险的需求，用饮酒醉态的方式为自己戴上一副假面具，达到逃避现实的目的。这是对刘伶乃至竹林七贤醉酒活动政治内涵的明确定性。但包括刘伶在内，竹林七贤饮酒醉酒的文化内涵还有躲避政治风险以外的内涵。
以饮酒方式为重要特征的文人放诞乖张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这个方式是他们用来抒发个性，与世俗风气分离、标新立异的重要途径。据余英时等学者考订，从东汉末年起，“修异操”成为重要的士林风气（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刘伶此举应为这个大背景中的具体个案，所不同的是，刘伶以醉酒形式表现出来的“异操”具有更深厚的文化蕴含。所以，刘伶醉酒作为士人“异操”的经典案例，其深刻文化蕴含在后代士人中引起深深的共鸣：
客散有余兴，醉卧独吟哦。幕天而席地，谁奈刘伶何？（白居易《咏兴五首·小庭亦有月》）。
刘伶避世唯沈醉，宁戚伤时亦浩歌。（韦庄《云散》）。
长羡刘伶辈，高眠出世间。（姚合《武功县闲居》）。
曝裈还当屋，张幕便成天。（李端《晚春过夏侯校书值其沉醉戏赠》）
这几首诗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反叛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中去理解感受刘伶的醉酒行为。这些共鸣与此前世俗社会推崇刘伶的最大不同就是世俗社会只看到嗜酒的表层异趣，有的甚至是利用这种异趣来赢得一些经济利益。与之相反，有些文人学士对刘伶醉酒的认知开始逐渐深入，有些已经能够把握到刘伶醉酒的深层隐情：
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颜延之《五君咏》）
从“闭关”“韬精”这些词汇中都能看出颜延之对于刘伶韬晦避世行为的敏锐关注，而“非荒宴”“深衷”这些词汇则说明颜延之不但看出刘伶《酒德颂》寓有深意，而且还对刘伶以醉酒作为“韬精”方法的行为给予认同和赞扬。但这个“深衷”究竟何在，仍然没有具体点明。
除了颜延之之外，对刘伶醉酒行为有深层把握者还有苏轼：
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苏轼《放鹤亭记》）
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苏轼《寄周安孺茶》）
苏轼这两段文字可谓独具慧眼，他一反前人评论对刘伶醉酒只是就事论事的局促，而是放眼回望，从中国饮酒文化的历史去溯源和比较。因为殷纣王以肉山酒海灭亡，从周公、卫武公以来一直把饮酒作为亡国之兆而加以禁止。苏轼则借阮籍、刘伶以饮酒成名而为酒翻案。同时，苏轼还从癖好的角度，提出刘伶饮酒之癖与前人的不同。
颜延之从深挖刘伶醉酒“深衷”的角度和苏轼历史对比的角度，从“纵”“横”两个方面为深入挖掘探索刘伶醉酒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角度，极富启发性。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虽然提出了“纵”“横”两条线索，但尚未进行深入分析。而且，除了他们提到的几个角度外，还有其他方面也需要同步进行全方位挖掘分析。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于《魏晋人物谈：刘伶：被误解和低估的一代酒神》，《文史知识》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