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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背影：从贞观之治到万国来朝
和 谷
贞观之治
01
关中平原北部，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脉，它位于“东方帝王谷”的北侧，与南部的秦岭遥相对峙。这道山脉在陕西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这就是九嵕山。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的发妻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遵皇后遗言“依山而葬”，选择九嵕山作为自己和皇后的归宿之地，定名为昭陵。自此开创了唐代 18座帝陵“依山为陵，凿石为穴”的陵寝制度。
以名画《步辇图》来看，唐太宗身材魁梧，宽额深目，长着一副弯曲蓬密的络腮胡子。虽然唐太宗李世民出身于汉族军人世家，先祖李虎是北朝西魏的八大柱国之一，但因为祖上与胡人世代联姻，李世民形象性格颇有塞外草原民族的特征。
甘肃陇西草原，曾经是放牧军马的马场，这里相传是李世民家族的发祥地。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战马相伴，特别擅长骑射。李世民曾说自己自幼喜好弓马。他随身的武器是一张巨大的弓，名叫柘木弓。他的箭，比一般的箭要大出 1 倍，百步之外，能洞穿门阖。他 16 岁参军，18 岁随父李渊揭竿而起，23 岁成为天策上将军，打败隋末所有叛军，统一全国，这样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贞观十年，李世民发布《九嵕山卜陵诏》，诏书中说：“佐命功臣，义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
李世民把大臣们比作船桨，他说想起各位贤臣的功劳，仿佛船只离不开船桨，没有一天忘记过。所以若灵魂有知，愿意与群臣们将来在地下“居止相望”。
唐太宗首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即制《九嵕山卜陵诏》，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在唐太宗的号召下，大唐的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
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前后陪葬昭陵者有宰相 13 人，丞郎三品 50 人，功臣大将军60 人，还有众多嫔妃、王子、公主等等。
02
昭陵，总面积 20000 公顷，周长 60 公里，不仅是大唐第一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
李世民手下的大将秦琼，贞观十二年（638）病死后，陪葬昭陵。秦琼之墓，位于礼泉县袁家村，这位《隋唐演义》中的主人公，历史上先为瓦岗寨大元帅，后追随李世民做部将，大唐开国后封翼国公。
而传说中以三板斧著称的唐朝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程咬金——程知节之墓，位于昭陵上营村西果园中。
还有以尚书左仆射总领百司多年的大唐第一宰相房玄龄之墓。在他的墓前是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房玄龄碑，碑文长达 2000 余字。
在昭陵博物馆内，可以看到大量的“三绝碑”，即墓碑主人、撰写碑文者、墓碑书丹者都是著名人士，比如欧阳询所书的温彦博碑、王知敬所书的李靖碑、赵模所书的高士廉碑、殷仲容所书的马周碑。可以说在昭陵陪葬的初唐文臣武将中，后人耳熟能详者比比皆是。
这些文臣武将不仅在唐朝威名赫赫，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名人榜上也常常名列前茅。这也让后人无数次追问：为什么在唐太宗的贞观时代，会涌现这么多的人才？
乾隆皇帝曾经认为：贞观之治来源于初唐绝佳的君臣关系，而唐太宗最为后人称道的本领就在于“用人”和“得人”，很多人才甚至是被他从敌人那里吸引、提拔出来的。比如被后世老百姓尊为门神，当时号称“武艺天下第一”的尉迟敬德，出生于山西朔州，隋末天下大乱时被盘踞山西的刘武周招入麾下，与唐军交战时刘军大败，于是尉迟敬德就投奔了李世民。
尉迟敬德虽然归降，但仍有很多人对他不信任。他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刘武周部下的一些高级将领纷纷从李世民的手下逃跑。为防不测，李世民手下的将领把尉迟敬德囚禁了起来，并建议李世民早点杀掉他。李世民却说：他是那一批投诚的人中最有能力叛逃之人。他要是想叛，怎么会等到现在呢？马上放人。李世民还亲自接见被缚的尉迟敬德，为他解绑，并好言相慰。一番感人的话语，让尉迟敬德就此下决心终生追随李世民，这才有后来尉迟敬德的单骑救主等种种汗马功劳。
尉迟敬德与夫人苏氏的合葬墓，位于九嵕山东南约20 公里处。尉迟敬德，因军功显赫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七位。
漫长的战斗岁月，使贞观君臣不仅成为一个荣辱与共、利益攸关的政治团体，也给传统的君臣关系注入了一种可贵的战友深情。
李世民正是成功驾驭了这些英雄豪杰，用 7 年时间完成大唐统一的战争。大唐王朝的三分之二疆域，都是他和功臣们打下来的。
在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有 6 块青石浮雕石刻，这就是任何一本介绍中国艺术史的图书都不会漏掉的、闻名世界的雕塑珍品——昭陵六骏。
03
昭陵六骏每块石刻宽约 2 米，高约 1.7 米，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这是李世民 6 匹战马的真实名字。这 6 匹马都曾作为李世民的坐骑，跟随他在大唐统一战争中南征北战。
李世民首先是一个身先士卒、力战沙场的战将。他当过侦察兵，也做过断后掩护，甚至还有独身一人在对方阵营睡着的记录。他是一个神射手，并且曾经手刃十数人——据此推测其近身武功也相当了得。
李世民最重视骑兵，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名为“玄甲军”。《资治通鉴》记载：“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皂衣玄甲。……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皂是黑色，玄也是黑色，玄甲军即是一支穿黑衣戴黑甲、让人望而生畏的王牌军。以玄甲军每次当前锋的战斗状态来看，它应该是一支重骑兵。
昭陵六骏东面第二骏名叫“青骓”，苍白杂色，是李世民在平定窦建德时所乘之马。石刻中的青骓身中5 箭，均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箭却多射在马的后部，由此可见骏马奔驰的速度之快。
昭陵六骏中唯一一个有人像的浮雕，是大将丘行恭与李世民的爱骑“飒露紫”。这个浮雕的来由要从一场战争说起。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命李世民率兵 10 万征讨洛阳王世充。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外的故马坊激战，想查看敌人阵势的情况，找机会杀出敌阵。虽然阵形被打散了，但王世充部下的江淮精锐也不是等闲之辈，与唐军殊死力战，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在混战中被射倒，危急万分。关键之时，大将丘行恭冲到身旁，勇杀数敌，并让李世民骑上自己的战马，换下了身受多处箭伤的飒露紫。石刻记录了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时欲拔而又不忍的感人场面。
在大唐建国 7 年后，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此时的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声势浩大，一批武艺超群、智谋非凡的武将文臣也都围在李世民身边。因此李世民和胞兄太子李建成的关系日益势同水火。
唐太宗昭陵的主门是北司马门，中国古代建筑讲究坐北朝南，南门一般为正门，而昭陵却以北门为重，也许是因为长安皇城的玄武门即是北门，而李世民的一生命运与玄武门息息相关。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04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清晨，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射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此举结束了多年的兄弟相争，也令李世民顺利登基，改元贞观。
2013 年，警方和西安市文物稽查部门收缴了一方墓志，墓志上只有 55 个字，却因为具有重要意义，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方墓志的主人正是被李世民杀死的太子李建成。在墓志的志文中，李建成的谥号“隐”字明显被更改过。谥号是对一个人的最终评价，刻写之前必定经过反复讨论，至于李建成的谥号则一定为唐太宗亲拟，然而刻写之后又匆匆修改了。据推测，墓志之中，应当是改“炀”字为“隐”字。可见李世民的心中对于李建成和玄武门之变，一直是纠结的。因为得国不正，所以李世民几乎用一生来告诫自己，时时要有危机感。
危机感使唐太宗无法居功自傲。在即位的最初，他甚至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如何做一位让世人心悦诚服的明君？如何尽快安抚好饱经战乱的苍生，治理好满目疮痍的国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根据对隋末长期战乱的观察体会，李世民感悟到，政权好比一艘大船，要想大船能够驶得稳行得远，最重要的不在水手，而是船长要做好。所以李世民提出了“正人先正君”。
而在“正君”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魏徵。在昭陵主峰西南，有一座依山开凿的陪葬墓，和唐太宗一样“依山为陵”，这是唐代所有大臣陪葬墓形制中级别最高的，这座陪葬墓的主人就是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魏徵。
魏徵原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职，也曾建议太子杀掉李世民，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仅没有处置魏徵，反而爱惜魏徵之才，魏徵也回报知遇之恩，成为著名谏官，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 200 余事。
魏徵曾经对皇帝的一件家事进谏过。
在昭陵出土的 400 余幅壁画珍品中，有一幅无疑是其中的杰作，壁画仿自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洛神赋图》，画面流丽飞动。这幅绝世珍品出土于长乐公主墓。
墓中还出土了一方精美的辟雍砚，这是公主生前的实用之物。长乐公主天生丽质又精通书画，作为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女，深受李世民宠爱。
可惜长乐公主 23 岁时突然暴病而亡，唐太宗悲痛地将她安葬在距离九嵕山主陵最近的地方。这一墓葬是迄今发现的公主墓中地位最高的，在其陵墓中出现了三道石门，几乎是以太子之礼下葬，充分显示了长乐公主在唐太宗心中独特的地位。
长乐公主 13 岁下嫁于长孙冲时，李世民下令：照妹妹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嫁妆数量翻 1 倍，陪送长乐公主。这道圣旨刚下达，就招来了魏徵的抗议。他引经据典，认为公主的嫁妆绝不可以超过姑姑。李世民心里不痛快，但也说不过魏徵，只好从其言。李世民回宫后向长孙皇后说明了原委，长孙皇后感叹：我和陛下乃是夫妻之情，说话时往往都还要注意你的情绪脸色，魏徵不过一介臣子，就敢犯颜直谏，真是维护社稷的国家栋梁啊。
魏徵墓碑的碑额用蟠桃作为装饰，这在昭陵所有石碑中仅此一例。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借 3000 年才开花结果的蟠桃，寓意魏徵是千年不遇的人才。
后世公认魏徵对贞观之治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建议唐太宗改变治国方略。
李世民登基两个月之后，一场关于治国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之间展开。唐太宗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以封德彝为代表的一群大臣都认为：治乱世必须用重典。但是魏徵认为，乱世之民人心思治，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经历长期战乱之后，老百姓都渴望安居乐业，统治者应该顺民心，行王道，施仁政。
唐太宗最终听取了魏徵的意见，从而制定出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从战时体制及时转变为解兵罢战，以民为本，轻徭薄赋，发展经济。
唐太宗后来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首先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同时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减轻徭赋，让百姓休养生息，提倡诚信道德。结果仅用了 4 年就天下大治，牛羊满山坡，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远行不必带干粮，物价低到斗米 3 钱。
马上打天下转型为下马治天下，唐太宗是建国伊始的皇帝中做得最好的。
05
以王道治国，就应该“用法务在宽简”。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对《隋律》和唐高祖武德年间修成的《武德律》大事精简。贞观十一年（637）修成的《贞观律》宽平简约，审慎周详，不仅确定了整个唐代国家法律的基本内容，也让贞观法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刑法典范。
要想让大唐这艘大船开得远开得稳，还要保证它日常运营得好，国家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人才制度。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都在贞观年间得到发展和完善，这是唐太宗留给后代最大的财富。
在昭陵临川长公主墓中，出土了两通珍贵的石刻诏书，一通为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封李孟姜为临川郡公主的诏书；另一通是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加封其姐为长公主的诏书。通过这两通诏书，我们可以看到三省六部制度实际运行的情况，即使是皇帝封自家的女儿、姐妹，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遵守国家一道道严密的组织审批规范。
一般诏书的形成，需要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复，尚书省颁行 3 个阶段。所以临川公主的册封诏书明显分为 3 个部分，经门下省审核后复奏皇帝，由皇帝“画可”后，付外施行，后面则是尚书省的文字，这段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签署的文字，表明尚书省遵旨施行。
由此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皇帝的权力还是很受制约的。三省中门下省的核心工作，就是约束皇帝。
在贞观时代，理论上，如果门下省的官员审核不过关不签名，圣旨就发不出去，哪怕皇帝在公文上亲笔画了“可”，门下省官员照样有权把圣旨打回中书省，叫“秘书们”重拟，甚至自己提笔上阵，在皇帝已经批准的敕旨上乱改一气再扔回去。这在制度上是允许的。
在如今西安的南城墙上，从西至东有六座大门，朱雀门位于南门的西边，而在唐代，长安城皇城南城墙的正门是朱雀门。1000 多年前，唐太宗来到朱雀门之上，正巧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从门前鱼贯而出，他不无自得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所看到的，正是贞观时期科举制完善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场景，它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千余年，是人才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
科举制是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三种官员选拔制度，前两种分别是两汉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的执行人是政府的各级官员，从宰相到郡守均有考察推荐人才的义务。九品中正制的执行人却是多由豪门担任的名为“中正官”的专职官员，这才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而无论察举或九品中正制，都不考试，结果使得考察成了形式。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先河。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16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今天西安曲江池畔建起的大唐芙蓉园，在贞观时代，正是新科进士们聚会的地点。诗人孟郊在四十五六岁经过第三次科考，终于考中进士之后，写下了千古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句道尽了万千寒门学子奔赴仕途前程的苦与乐。
唐朝能够走向盛世，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座高峰，就是因为唐太宗深知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人才荟萃，百姓富庶。
国家头等大事只有两件：一是让老百姓富起来，二是得人用人。所以，唐太宗呕心沥血建立健全选官制度，从打破家世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到严格考核，绩优升迁，用贤任能，罢黜庸才，整治腐败，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既要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又要让所有的官员都受到制度的约束。
唐太宗给唐朝设计了一张宏图，他在造一艘大船。这艘船不但有着明确的航向，更有着众多经验丰富的水手，加上严密的组织管理，各部门协调配合，井井有条。不过唐太宗并不是一位仅满足于守成的皇帝，他小心地行驶，不仅是为了躲避暗礁，更是为了立于潮头，让他的大船驶向更宽阔的天地。
作为一代天子，李世民始终不敢懈怠，在其《温泉铭》中，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泡温泉是为了治疗风湿病，此举是担心后世评论他奢侈倦怠。
唐太宗带来了贞观之治，开创了大唐帝国雄功伟业的基础，使得他的后代子孙继往开来，创造了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
万国来朝
01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到了 6 世纪，西方国家在黑暗中已经越陷越深。与此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这里开启了一个辉煌而自由的时代——唐朝。
大唐帝国最重要的开创者，无疑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意气风发、国运昌隆的时代的基础。
何为盛世？历来标准不一，众说纷纭。但从老百姓朴实的感受来讲，当生活在大唐的国民走向世界的时候，只需要轻轻地说一声“我是唐朝人”便会引来钦羡的目光，这就是盛世。
盛世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有霸气无霸道，既自信又雍容，他们深信自己的大唐王朝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
昭陵的陪葬墓群东侧仅一沟之隔的冶姑岭上，是唐太宗妃子韦贵妃的陵墓。墓内出土的一件贴金彩绘双头镇墓兽和一对彩绘贴金天王俑堪称珍品，而墓内壁画幸免于山洪和雨水渗透的破坏，从墓道至墓室都大面积保留了下来，绘于天井两壁的两幅《献马图》笔力遒劲，气象恢宏，堪称初唐鞍马画的翘楚之作。
《献马图》蕴藏着来自西域的一段秘史。画上的两名献马者身材伟岸，体格健壮，皆卷发阔口，高鼻深目，是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左边一位牢牢抓着缰绳，右边一位双臂紧抱马头，皆目视前方。这两幅壁画显然是画家根据西北少数民族向唐王朝贡献良马的史实，提炼升华后绘成的。
在初唐画家阎立本绘制的《职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为荒远的少数民族因为景慕大唐王风，也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大唐，贡献珍物。
贞观年间，唐太宗通过军事实力，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龟兹、薛延陀等西部少数民族邦国和部落。战争结束后，唐太宗并没有采取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四海之内，皆朕之赤子。”唐太宗以开明民族和解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天可汗即全天下至高无上的帝王。而“天可汗”的荣誉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02
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千古一帝”，但只有唐太宗同时做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这两件事。和平时期长久地治理国家，不能用战争时期军事统治那一套，而是适当调整制度，按照法律来管理国家。
而对于民族问题，不惹事，也不怕事，则显示出大唐帝国军事实力的威武。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扰乱西域的东突厥，拉开了大唐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帷幕。这是自汉朝对匈奴战争之后，中原地区对草原游牧民族最大的战争。
昭陵陵区内有两座陪葬墓的封土非常特殊，它们都由并列的 3 个高大的夯土堆构成。这是为了纪念墓主人率军西征的赫赫战功。
其一是曾任兵部尚书的卫国公李靖。3 个东西并列的封土堆，中间一座高 12 米，其余两堆一个模仿突厥境内的铁山，一个模仿吐谷浑境内的积石山来塑造。另一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李勣。他正是《隋唐演义》中足智多谋的瓦岗英雄徐茂公的原型。李勣墓冢的３个土堆分别象征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李勣墓中出土的一顶三梁进德冠，以鎏金铜叶做骨架，以皮革张形，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唐代帽子实物。相传为唐太宗亲自设计，是对为国立功者最尊贵的赏赐。
对东突厥的战争进行到了贞观四年（630），天降大雪，李靖发动突袭，仅以 3000 名骑兵，顶风冒雪，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了东突厥颉利可汗牙帐所在地定襄，威震大漠。通漠道行军总管李勣配合李靖的军事行动，从云中出发，向西北进军，中途遭遇突厥主力。突厥军张弓搭箭，一时间飞矢如雨，然而唐军穿着的铠甲挡住了大部分的飞箭。唐代的铠甲有 13种，骑兵主要使用铁质的明光铠。这种铠甲的结构非常完备，堪称中国铠甲的巅峰之作。
明光铠以兜鍪护头，兜鍪两侧有向上翻卷的护耳，兜鍪还缀有垂至肩背用以护颈的顿项。胸甲一般分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袢，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臂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
唐军防守武器精良，进攻武器更为优良。唐军的进攻武器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唐刀。李勣墓中出土了一柄木质仪刀，因为唐律禁止陪葬兵器，所以武将墓中仅陪葬象征性的武器。
唐刀与汉刀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刀身加宽，并且延长刀柄，使人可以双手持握，并使用了“包钢”的技术，就是部分刀身覆土，然后淬火，这样使唐刀外硬内软，拥有极强的韧性。最大的唐刀长近 3 米，称为“陌刀”。唐王朝的王牌精锐就是传说中的“陌刀队”。以精锐雄壮武士编队，百人齐挥刀，史称“如墙而进，人马俱碎”。
突厥国力不及唐王朝，武器装备和唐军相差太多，所以唐军战胜了突厥主力部队。颉利可汗措手不及，只得狼狈出逃。
颉利可汗派遣特使到长安向李世民求和，表示愿意归附。但这只是颉利可汗的缓兵之计，他想等到第二年春暖之后，草青马肥，再与唐军大战。
李世民答应与颉利可汗讲和，而李靖却发现此时正是彻底击溃东突厥的良机。他亲率１万名精兵至阴山，全歼了突厥的一队巡逻骑兵，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颉利可汗的营帐。
此时颉利可汗正因李世民答应与其讲和而扬扬自得，忽闻唐军从天而降，仓促之间难以集合兵力迎战，颉利可汗奔逃，东突厥灭国。
03
唐军大败东突厥之后，其部众降附唐朝的有 10 余万。但如何处置突厥降众，朝廷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把这些人全部迁入内陆，也有人担心这些突厥人会继续作乱。
唐太宗认为，处置少数民族的办法，历来只有“征伐和亲，无闻上策”，他推行了一条符合李唐王朝利益的新政策，决定在东突厥颉利可汗故地设置都督府，以建立特殊州府的方式管理他们。
这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中最为著名的羁縻州制度的发端。羁指马的笼头，縻是缰绳。这些羁縻府州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州区划，以番首酋长为都护，可以世袭。居民不向国家纳税，户口不呈送户部，仅由本部酋长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土产方物。可以保留本部落原有的军队，但只能“慎守封疆”，不可擅自行动，必须服从朝廷或都护府、都督府的调遣。
从贞观年间首次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开始，到开元年间最后设置黑水都督府为止，百余年间，唐朝政府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 856 个羁縻府州，是内陆府州数量的 2.6 倍，而 856 个羁縻府州占了唐王朝整个版图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这三分之二以上的辽阔领土上，居住着突厥、回纥、奚、党项、契丹、室韦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相互吸收、相互促进。这一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
在新疆出土的唐代文物中，有一些饺子、馄饨、核桃、酸梅、葡萄干、馕、宝相花纹月饼等食物，这些保存了上千年的“美味”，至今看起来仍让人垂涎欲滴。在这些食物中，馄饨、饺子、月饼都是中原地区的传统食品，而葡萄干、馕则是新疆的土特产。可见在唐代，西域地区的居民就已经“吃遍”大江南北了。
昭陵李贞墓曾经出土一尊骑马女俑，她面貌上像汉族女子，但所戴的却是胡帽，且身着圆领长袍，衣袖瘦窄，都是女子胡服的典型式样。由此可见，当时“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服已成了居民的日常便服。
在昭陵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雕塑除了昭陵六骏，当属十四番君长像。2002 年昭陵正门北司马门考古发掘正式启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祭祀殿处发掘清理出番君长像 13 个像座残块，以及多个雕像躯体，经对合确认了至少 9 个雕像的躯体。
这些雕像对当时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容貌特征、穿着服饰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特色。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四番君长即唐代 14 个番夷君王酋长，其中有 4个突厥部落可汗、丝绸之路上的 4 个王国的国王，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比如南亚的婆罗门、越南南部的林邑王，以及在青海、甘肃一带的游牧王国。
十四番君长中还有一位女王，她是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乐浪女郡王金真德。十四番君长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与大唐文成公主成亲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自北宋以来，后人对十四番君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现在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物排列搞清楚了。西侧的番君长都是西北少数民族，分别是吐蕃赞普、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和龟兹王。而这些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是研究唐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关系非常珍贵的资料。
04
从今天新疆吐鲁番市东行 40 公里，即可看到一座恢宏的古城——高昌。高昌总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全城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 3 部分。外城的东南面和西南面各有一处寺院的遗址，城正中偏北是一个用红土坯筑成的高台，遗下的残破台基约有 15 米高，附近发现过雕有图案的石础和绿琉璃瓦片，有人认为，这里即是麴氏王朝的宫殿遗址。
唐朝建立不久，麴氏高昌国由麴文泰继位，他以西突厥势力为后台，阻碍丝路畅通，贞观十三年（639）冬，唐王朝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击高昌。
高昌王麴文泰听说唐军要来战，对大臣们笑着说：唐军根本来不了，因为唐都离我们有 7000 里，中间隔着戈壁荒漠 2000 里，冬天极冷夏天极热，哪能来呢！即便来了，劳师远征，多耗他们几天，他们没吃的了就得退军，到时我们就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等到侯君集率大唐 20 万大军远征 7000 里，奇迹般兵临高昌城下时，麴文泰惊惧不已，突然死去，其子麴智盛仓促迎战唐军。侯君集于清晨发动进攻，升起 5 丈高的巢车，俯瞰城内，作为观察哨，指挥抛石车轰击，一时“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唐军在炮石掩护下，填平堑壕，撞击城墙，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半日告破。
现存于新疆博物馆的《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了唐军攻打高昌时真正的制胜秘诀。
姜行本是一位将作大匠，是当时的高级工程师，他通晓机械构造之法。唐太宗深知征高昌是远离中原作战，既无援军，又无后勤保障，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因此他任用姜行本为行军副总管，带领大批工匠随军西征，在高昌城附近山谷里依山造攻城器械，改进过去的法式，把巢车、 辒、抛石机、冲车、云梯、长稍等攻城利器改造得更加精妙。以巢车为例，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车一打一个准。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统领西域。
贞观二十二年（648），大唐征服焉耆和龟兹，疏勒和于阗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抚宁西域，大唐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和印度接壤。
高昌附近曾经出土过生产于公元５世纪至８世纪的绢纱和锦缎。这些隋唐时期的古代丝绸，经过千年风霜，颜色依然鲜艳夺目，图案繁复、典雅、美观，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正是欧亚通道丝绸之路上运载的最重要的物资。
与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不同，唐朝因为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建立起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丝绸之路因此更为畅通。唐代开辟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并将西线打通至中亚，因此丝绸之路的东段全面开放，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国内局势保持了相对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辉煌。
05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传播世界文明，促进东西方交流、各民族文化融合之路。
昭陵出土文物中著名的釉陶骆驼，高 44 厘米的双峰驼，引颈昂首，张嘴嘶鸣，看来它即将踏上丝路，远征沙海。驼囊装得鼓鼓囊囊，驼囊两端横置着丝绸两卷。在丝绸下面一旁挂有猎获的山鸡、野兔以及扁壶、勺子等，另一旁吊着刀鞘、箭囊等。为解旅途寂寞，另有一只俏皮的猴子攀爬于袋上。
从 1971 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在昭陵陪葬墓中陆续发掘出数百件不同造型的骆驼俑。有单峰驼、双峰驼，有载物的，有载人的，有的抬头挺胸，有的引颈嘶鸣，这些骆驼俑生动地再现了骆驼在丝路古道上长途跋涉的艰辛。当年的驼队，正是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埃，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经新疆大漠，穿越中亚，走向西亚，最终抵达地中海东岸。
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在唐代结出了硕果，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之路、友谊之路和发展之路。
事实上，虽然秦汉文明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而最应当注意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
在昭陵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反映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地人物形象的陶俑、石刻、壁画比比皆是。例如郑仁泰墓出土的头戴尖形毡帽、深目高鼻、留有大络腮胡的阿拉伯人，段简璧墓出土的穿条纹波斯裤的波斯人，还有张士贵墓出土的戴软折沿帽、尖鼻细目、留八字胡、穿翻领束袖衫、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等等，无不显示其彪悍、精明之气。
在长乐公主墓内出土了一幅《群侍图》，图中甚至绘有一位黑肤卷发，戴大耳环，来自非洲的“昆仑奴”形象。
贞观之治在于用人与纳谏。然而几乎每一个王朝在政治清明的时候，都会任用贤才和接纳谏言。那么唐朝兴盛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昭陵郑仁泰墓彩绘釉陶骆驼
06
唐朝兴盛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开国的恢宏气度，文化的海纳百川。唐朝是世界文化与学术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吸引力。
唐太宗本人开明的思想，也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武德九年（626），御史祖孝孙被委任修订大唐新的礼仪音乐。贞观二年（628）六月，祖孝孙带着乐工们在朝堂之上进行首场演出，唐太宗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审定这些音乐。在朝堂上，唐太宗问大臣们，如何制定大唐新王朝的音律呢？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唐太宗不同意他的说法，他说，音声能感人，是自然之道，“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反对听音乐亡国的看法，甚至要当场为这些大臣演奏这两首“靡靡之音”：《玉树》《伴侣》这两首曲子我都可以弹奏给你们听，我知道你们听了，肯定是不会悲伤的。
就这样，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
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思想、艺术文化都登上了唐朝这个大舞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的繁荣盛世。
在西安唐乐宫剧院，根据唐代旧谱发掘整理出的大型歌舞史诗《秦王破阵乐》颇受观众欢迎。
《秦王破阵乐》原出于唐太宗早年打仗时的军乐。后来唐太宗命魏徵等填词，又亲自画出《破阵舞图》，让音乐家吕才按图教 128 个人执戈戟而舞，后来逐渐成为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气势磅礴，场面壮观。当年露天演出的《秦王破阵乐》甚至曾引入 2000 匹马参与演出。
昭陵出土的白陶舞马，展现了大唐骏马多样的分类，说明唐朝既有驰骋疆场的战马，也有能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马。《秦王破阵乐》中糅进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事实上，西域乐舞当时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
唐太宗的开明，不仅体现在文化政策上，也体现在对民族政策充满创见。唐代从长安通往蒙古高原有一条宽阔的古道，它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名叫“参天可汗道”。今天，在宁夏吴忠市附近的贺兰山脚下，还可看到这条 1000 多年前的古道遗迹。
贞观二十年（646），唐军大败割据漠北的薛延陀。在唐朝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下，漠北 11 个部落上表归顺，言辞十分恳切，唐太宗决定抱病赶赴灵州亲自受降。
当年八月，唐太宗一行离开长安，沿泾水北上，于九月十五日到达今天宁夏吴忠市附近的灵州，分布在宁夏北部及青海、内蒙古各处的 11 个部族的首领，亲自出城列队迎接唐太宗车驾。
贺兰山山势雄伟，古人称之为“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既削弱了西北寒风的侵袭，又阻挡了腾格里沙漠流沙的东移，成为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现存的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遗址，是大唐在西部偃旗息鼓，停止战争，“欢好之念永未断绝”的象征。
当时，唐太宗就在这个会盟台上，接受漠北各部落献上的珍贵礼物，他们尊唐太宗为“天至尊”“天可汗”，唐太宗也爽快地答应了将这些部落列入大唐州县的请求。
为加强与唐朝的联系，这些北方部落首领提议开通由漠北通往长安的交通要道。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应邀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参天可汗道”，“量置邮驿总六十八所，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
丝绸之路的畅通，“参天可汗道”的开辟，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西北边疆的控制，而且空前地便利了西北与内陆的经济文化交流。
李世民深知仅凭武力难以保障中原地区不再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只有通过中原地区繁荣的经济带动周边民族发展，提高其生活水平，才能使少数民族安定下来。因此他开辟道路，设立边贸市场。事实证明，繁荣的经贸往来正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的重要因素。
大唐之“天可汗”会盟台，默默矗立在漫漫戈壁的贺兰山下，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在这里交会。
唐太宗不远千里来到灵州举行会盟，用会盟替代对抗，用一条多民族共同繁荣之路——“参天可汗道”代替万里长城，这是灵州会盟极其特殊的历史价值。
其实，长城自诞生起至唐王朝建立的 1000 多年里，春秋战国、秦、汉、北朝、隋等朝代都相继修建过，其中仅隋朝统治的 38 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 5 次之多，唯独到了唐朝，对长城的修建却戛然而止。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从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 ?”这表明唐太宗对隋炀帝大修长城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富有战斗力的将军对游牧民族的威慑力其实远胜于长城。
07
读过唐太宗史料的人常常感受到，这样伟大的人物，作为后人虽无法望其项背，但随着他的足迹，循着他的思想，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得到智慧的启发。
唐太宗留下两本成体系的论政要籍：《帝范》是他写给太子李治的为君之道，《贞观政要》是后人辑录的唐太宗和大臣们的政论对话。这两本书后来被公认为是治国宝典，成为后世帝王们的必读书，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之作。
贞观二十三年（649）春，窗外虽然春和景明、繁花似锦，但李世民的身体已日益衰弱，他却还是常常强撑着去凌烟阁，看看曾和他一起浴血征战，为贞观辉煌殚精竭虑的老伙伴们。这时候，开国二十四功臣已所剩无几，抚摸着画像，李世民不禁伤感不已。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另一个嫡子李泰咄咄逼人，第三个嫡子李治过于怯懦，若立能力超群的李泰为太子，则承乾、李治一定被杀，于是唐太宗选择立李治为太子。庞大帝国交给李治，兄弟相残可免，但李治能驾驭如此复杂辽阔的国家吗？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唐太宗在征辽东的路上给太子李治写了亲笔信《两度帖》，意思是说：“两次收到宫里来的信，却不见雉奴（李治的小名）你的信，爸爸我担心得要死。”信中完全展示了唐太宗慈父情深的另一面。
唐太宗的精神经过太子之争的巨创后，过去的从容不见了，他急于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太子李治也不敢倚重，贞观十九年（645），他不听劝告亲征辽东。失败后，身体状况一落千丈。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身体虚弱的唐太宗服用天竺丹药中毒，七窍流血，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时年 52 岁。
在敦煌第 158 窟有一幅著名的壁画——《各国王子举哀图》。各国王子听闻释迦牟尼涅槃的消息，一一赶来，有侍女搀扶着的头戴冕旒、身穿大袖裙襦的汉族王子，也有吐蕃、突厥、回纥等族以及南亚、中亚等国的王子。他们见到释迦牟尼涅槃后，十分痛心，有的割耳，有的削鼻，有的刺胸。
这样惨烈的画面并非画师们的想象，据记载，唐太宗逝世时，“回夷之人入侍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这幅创作于唐朝的《各国王子举哀图》当是借鉴了当时人们哀悼唐太宗的场景。
昭陵陵区内碑刻众多，除了唐代的碑刻，还有众多后代帝王祭祀唐太宗时留下的石碑。这些祭祀石碑表达了后世帝王对唐太宗李世民由衷的尊崇。而在中国所有帝王陵寝中，由后世历代皇帝的祭祀石碑组成专门祭台的，唯有唐太宗李世民。
清乾隆皇帝曾称赞唐太宗：“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昭陵中最大的谜团当属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若真如民间流传的一样被温韬盗出，为何世上只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真迹从未现身过？
李世民喜爱书法，他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放于枕边日日研习，并让手下大臣大量临摹晋代书法。
西安碑林内有块《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太宗李世民被玄奘西游艰苦取经的事迹感动，为其所译经文撰赐的序文。唐太宗希望用王羲之的字体来刻碑，长安洪福寺高僧怀仁历经 20 年，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成就了这块王羲之字体的《圣教序碑》。
中国文化在书法艺术天地中得以承袭，滋润着后人的精神家园。
历代评论李世民的一生，除对其弑兄和亲征高丽二事略有微词外，无不交口称赞。宋代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赞美唐太宗一生虚心纳谏，始终居安思危，“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由于贞观时期唐太宗海纳百川、开明开放的治国思路，使大唐有了这样傲视群雄的气度。
《职贡图》局部
大唐铸造的强盛国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世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可以说，贞观之治是由一个从马上打天下成功转型为下马治天下的皇帝，和一群不畏权贵的大臣、一套分权制衡制度，以及一种开放、自信、融合的价值观，共同创造的一个万国来朝的伟大时代。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
大明宫研究（院刊）
摘选自作家和谷文史散文新著《唐朝背影》西安出版社
和 谷
和谷，国家一级作家。1952年生，陕西铜川黄堡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长安》《特区法制》《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主编，陕西省文联副巡视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市长张铁民》《无忧树》等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报告文学奖、新时期散文奖和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著有《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长篇小说《还乡》《谷雨》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北京高考试卷，翻译为英文、法文。
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兼事书法绘画，画作《东原》《闺怨》《种豆南山》《北地》等入选《中国作家书画集》等多种书刊展览。曾获陕西省直机关书画奖项和陕西中青年书画家称号。
黄堡书院设有和谷文学（艺术）馆。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