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以色列摩萨德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追捕和一番神操作,成功将躲藏在阿根廷十几年的纳粹余孽阿道夫·艾希曼抓回了以色列。艾希曼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犹太人灭绝计划的执行人,所谓“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就是他执行的,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室批量屠杀犹太人的方式也是出自他。保守估计直接死在他命令下的犹太人就超过20万之巨。但在审判的时候,尽管血债累累,艾希曼却概不认罪。他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在被迫奉命行事和遵守效忠誓言,错在上级,自己作为纳粹体制下的螺丝钉并没有错。阿道夫艾希曼这场著名的审判有两个美国学者全程关注了。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和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两人都注意到艾希曼从外表到谈吐都完全不像一个杀人狂魔。他不经意还能体现出体面、冷静、有教养的一面,甚至偶尔还会引用康德的名言。他的思想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就像我们平时都会遇到的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邻家大叔。但为什么这样一个正常世道里谁都不在意的普通人,会在屠杀数十万犹太人的过程中如此冷血?汉娜·阿伦特由此写出了划时代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出了今天耳熟能详的概念——平庸之恶。汉娜认为艾希曼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邪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也就是说当任何人甘于放弃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膺权威和体制,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导致最极致的邪恶。恶并不是那些我们认为罪大恶极的人身上才有,它就在潜伏在每一个普通人之中。也就是说,只要是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具备这种天然的人性缺陷,一旦陷入艾希曼那样的历史语境,极有可能也会成为作恶的一员。汉娜米尔格伦作为心理学家,为了证明汉伦娜“平庸之恶”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为此于1963年在耶鲁大学设计了一个在心理学上至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的试验——电击试验。这个试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个正常人有没有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变成艾希曼?这个试验先后招募了40名参与者,事先掩盖了真实的试验目的,而是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有没有促进作用”的实验,参与者将扮演“老师”的角色,教导隔壁房间的学生答题。在实验中会事先“无意中”告诉老师,学生有心脏病。作为老师能控制一台连接着学生的电机,可以选择电压,从低到高。老师在让学生答题的过程中,学生一旦答错,就要用“电击”的方式予以惩罚,并且逐次累加,答错的次数越多,电击的电压就越高。最高电压可达450伏,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个可致命的电压。由于学生和老师的房间隔音很差(故意设计),学生被电击时候发出的痛苦呻吟老师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参与者并不清楚,学生其实也是事先安排的工作人员,会故意答错题目遭到惩罚。但其并不会真的被电击,不同程度叫喊声、求饶声其实都是事先录好的。但在试验的过程中,大部分“老师”在电压逐渐升高的过程中,面对学生的越来越凄厉的惨叫,和对学生有心脏病的担心,大部分会有所疑虑、不安,但也有小部分甚至会偷笑、兴奋。每当他们问试验人员要不要继续的时候,试验人员都会给予千篇一律的督促:“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你必须继续下去”。米尔格伦事前估计最多只有10%的人会恶毒到用450伏的电压电击学生。电击试验示意:科学家E、老师T、学生L但试验结果却大跌眼镜——40个人中有27人,也就是总数的62.5%,在惩罚学生中最终使用了完全可致命的450伏的最高电压,没有一个参与者在300伏电压之前停下来(实际上这个电压对于心脏病人也可致命)。这些走进实验室前行为正常、心理正常的普通人,在面对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学生时,在普遍表示出担心和不忍的同时,却又在外界的压力下都选择了继续,“学生”凄厉的叫喊没有唤醒他们的良知而停手,是否会造成“学生”的性命之忧最终也在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中变成了下死手。这个试验的事先的秘密设定是,如果经过四次怂恿之后,参与者仍然坚持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也即是说,没有一个参与者坚持过4次,往往是经过试验人员两次的否定,要求继续试验后,就不再坚持。这个著名的试验后来又在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参与者之间做过,得到的结果都是惊人的一致。最终使用致命手段电击“学生”的参与者始终在60%以上。先后做过试验的780名参与者中,仅有极个别人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让试验得以终止。米尔格伦把这个试验拍成了一个纪录片——《服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服从的危险》,其中写道: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电击试验现场照片电击试验可以说从真实的人性的角度,完美的印证了汉伦娜关于“平庸之恶”的分析陈述。可以看出在一个恶的体制中,人性之所以会普遍泯灭的根本原因。即便它确有那么一两个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反例,但掩盖不了普遍的黑暗和冰冷。之前我写文章,经常会提到我自己的一种观点:人性是和制度适配的。群体行为的改变首先要从制度的改变开始。所以我不太赞同过高或者过低的估计中国人的品性。我们所抨击的所谓民族性其实也是普遍的人性。所以当有人揶揄我,你写了那么多,是不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我只回答两个字: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