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老行当四十一 木划子人

武汉有歇后语“集稼嘴的划子——擂着淌”。说的是在汉水的集稼嘴过渡到汉阳或到武昌，由于水流速快，不用力划船，到不了对岸。比喻做事不能耽误，要抓紧时间。

武汉市区的木划子，是从划渡开始的。武汉三镇，由于长江、汉水自然的阻隔，水上有没有桥梁，往来交通，必须借助于水上运输工具，而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只只小木划子。据《武昌县志》记载，武昌汉阳门曾有一位淌木划子的高寿老人叫汤云山，他常年就在长江边为需要过江的人摆渡，风里来雨里去，虽说年数高，依然稳稳当当，急人所急。

因为摆渡人并不收取力资，人们称为“义渡划子”，据民国九年（1920年）出版的《夏口县志》记载：“硚口至关圣庙（即武圣庙）之间有义渡四只，关圣庙两岸（今江汉一桥两边）有卫生堂义渡二只，接驾嘴、打扣巷两处各有义渡二只。”由此可见，直到民初，连接三镇的交通枢纽，仍然是这几只小木划子。稍后，由天门、沔阳、汉川等地逃荒来的农民用自己种田用的木划子荡来武汉摆渡，收取少数渡资，既方便了三镇居民间的往来，又能维持自己起码的生活。

1926年前后，划子才有了较固定的渡资，但价目不一，每船定额6人（汉江限额5人），过长江每人每次120文，过汉江每人每次40文，若独人雇用，须加价二三倍，遇到大风发流水渡资加倍。由于划子增多渡资形成，划子的主人便各自占码头，发展了渡口。汉口的龙王庙、打扣巷、大水巷、鲍家巷、集家嘴、泉隆巷、武圣庙、大王庙、硚口；武昌的汉阳门、大堤口、平湖门；汉阳的南岸嘴、铁厂、东门等处，便成了武汉固定的划子码头。

划渡以渡口为主，灵活方便。汉江江面较窄，水流平缓，划子渡较多；长江江面辽阔，水流湍急，划渡较少。这些小木划子，有的用芦席棚放在船中避风雨；有的则是敞开的。随着划船增多，有些水上人家，专以小划子在沿江密布的船只之间叫卖猪血、汤粉、豆丝等小吃，以利于船民，成了武汉三镇独具特色的“摊点群”。

木划子人若开船，出行前多看天色和风向，如遇风暴，木划子人忌讳乘客在船上惊慌躲闪，已在船上坐定的乘客不许起身四处移动。泊岸返航之时不得互相抢垱。乘客坐船不能跷脚架腿，女性不上当头船，船头上栓船缆桩不能坐，大桅杆不能随便靠，曾有“大将军（大桅杆）八面威风，二将军（缆桩）镇守乾坤”之说。大小便不得对船头。

坐船也有说话的规矩，尤其忌讳说“翻”﹑“沉”之类不吉利的话或有谐音的字眼。上船要顺脚（右脚）先上，不能反脚（左脚）向上，因反与翻谐音。有帆的船不能说帆要说成“蓬”，船上吃鱼不打鳞﹑不剁头﹑不剁鳍和尾，不翻身也与之同理。吃饭时筷子不能架碗上，船上器皿不许扣放，据说与搁浅架滩的忌俗有关。添饭时忌说盛饭，有姓氏中带“陈”“程”﹑“成”﹑“臣”这些字眼的，要用别的字眼取代，多将陈说成“耳东”等。这都是“沉”字谐音的忌讳。

武汉的木划子人，大都是来自黄陂、孝感、新洲、汉川等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外省的湖南、四川也有一些。随着划子的增多，解放前的武汉有划子、驳船（装货用的木船，比划子大），停泊码头234个，从业船民达3400余人。船民饱受封建把头（俗称头佬）的欺压和剥削。当时工人中流传这样一句民谣：“麦麸糠菜是我粮，河滩码头是我床“；”草包麻袋当衣裳，屋檐吊楼是我乡”；“驾船上来了岸，不卖油条就讨饭。”这些饱含血泪的民谣，是当时船民痛苦生活的写照。

解放后，1951年8月成立了驳运大队，木划子人才真正走上了康庄大道。1956年成立了武汉水上运输公司。以后客渡改用了小轮船，集稼嘴的划子成了历史名词了。

                                        作者：王琼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