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灯火】朱同：《三次当教师的经历》
【总第042502期】
三次当教师的经历
作者：朱同
下乡插队到村后一直在大田里干活。时逢麦收不久，大队党支部老鲁书记来知青点找到我说:“麦秋假马上要结束了，村里小学校也要开学了，可小学校唯一的老师回家生孩子去了。孩子们开学上课没老师怎么行？得有个代课老师先顶替一下。找过你们知青几个人了，都说你最合适。”我问老支书怎么我就最合适。老支书说，农村的孩子顽劣粗野，满口的脏话，让女知青来教课恐怕管不了这群孩子。男知青里只有你的个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所以你最合适。好么，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把我这矮子当成了优势。老支书说的理由虽差强人意，可确实，8个男知青里除我一人只有1.6米出头外，其他人都是1.8米上下的大个子。老支书一再解释:其他知青也是好意，地里活多累，尤其是往地里挑糞备耕，挑水栽秧这类活计，你这小个子得吃多少苦？老支书说的是实话。春天往地里挑糞备耕挑水栽秧的活干过，尽管我把扁担两头的钩链都去掉了两节，可挑担过田埂时还是碰后脚跟。看来这种好意真是让人无法不接受。我提出只是临时代课，原来的老师产假一休完回来上课，我立马回地里干活。老支书看我答应了，马上应允下来，并告知我代课期间，大队除给我按出工计满分，还每月补贴5块钱。那年头每月能得到额外的5块钱，这是多大的优待呀！
小学校在村子最北边，一间办公室两间小教室，与知青点只隔了一条街，房后就是大田。开学第一天，全校四个年级的孩子们到齐还不到二十人，原来这里开的是复式班，因为学生少老师更少，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一起上课。可以想象，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一群孩子在一个教室里是一种什场面，就是一个字:乱！老支书说过，这些孩了淘气得很，常把女老师气哭了。看这场面，确实如此。
小学正式班的课都没教过，复式班的课怎么上？一开始还真挺头疼。给一个年级的几个孩子讲课本，让其他年级的十来个孩子安静地做功课根本就别想。嗓子喊哑了也白搭！虽然只上半天课，但几天下来嗓子真的喊肿了也休想让他们安静一会儿，男孩儿女孩儿全一样的闹。有天我真急了，冲他们也嚷到:你们再闹腾，课不上了，全都给我回家去！我这一嗓子不要紧，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竟腼腆起来，说:“老师，我们不闹了，可别让我们回家”。事后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不论大小，在家里全是小劳力，拾柴捡粪，喂猪喂鸡看孩子，什么活都得干。什么是麦秋假？学校放假是让他们回家帮大人干活去！能每天到学混半天，那是难得的轻松一下。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当你赶他们回家去时，却按在了他们的痛处。了解到这些后，我开始同情和理解他们了。但大队把这些孩子托给了我，怎么也还得把书本应学的内容教了吧，哪天女老师休完产假回来上课，也总得让她能接上吧。这点责任感逼着我得想点办法。
复式班分头讲肯定行不通，我就把四个年级的课本混在一起讲。农村小学一至四年级的课本就那点内容，语文以认字为主，算术也就是加减乘除。想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听课，孩子们不习惯，那就用做游戏的方式，把要讲的内容揉在其中。比如上语文课，我把四个年级各自要学的字都写在黑板上，每个字都少一笔或多一笔，先让孩子们各自对照自己的书找到这些字，然后再让他们给老师挑错。可别小看这些孩子，智商一点都不低，只要引导好积极性可高了。再有，我会用讲故事的办法扩展课文内容，时不时把其中要学的生字抽出来教给他们。这样一来，大点儿的孩子除了新课又复习了旧课，低年级的孩子反而跟着一起多认了一些字。算术课也一样，先做些游戏把该讲加减法讲了，然后让低年级的孩子先散了，留下高年级的再讲乘除法。其他文体课就是带着孩了们一起玩。当然要做到让孩子们能把课上了并学到东西，事先备课准备所谓的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体会到了什么是做老师的辛苦。另外，为笼络孩子们听话并完成作业，我也会到县城买些廉价的铅笔橡皮（1分2分的那种）发给他们，给点小刺激方便我自己。还有一天，县医院组织下乡给各村孩子们补种破伤风疫苗，可一听说要打针，平时天不怕地不怕挺能闹腾的一群孩子竟全给吓跑了。我全村满地头的追呀找，地里干活的男男女女看着这个笑，一下子小朱老师就出名了，简直是家喻户晓。
就这样，两个多月过去，女老师产假后回校，我即结束了代课老师的工作。老支书后来也没食言，让我到大队会计那里领取了十几块钱。说实在话，同屋知青每天和老农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大田里干活，而我每日半天课，充其量下午备备课，判判作业，与其他同学比悠闲很多，拿这补贴，心里还真不唠忍。苟富贵 勿相忘，应与大家共享。领钱那天正是小雪节气，到邻村蒋家堡买回半扇羊肉，当晚入锅放大炕前炉台上小火煮着。用同学老殷的话讲，早上起床，衣服还没穿上，再看锅里，别说羊肉，汤已没剩一口。
这是我第一次当老师的经历。
到了1975年底，文革已快十年，城里各行各业都缺人，北京文教卫生系统更是青黄不接。文革期间国家人口生产并未受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影响，反而猛增。众多孩子又都到了进小学升中学的年龄，学校缺老师也是显而易见。这时有人想到了我们这批到郊区农村落户的文革中的第一批高中生。
一日，大队老支书来知青点传达县知青办通知，落户的知青又可以返城了。返城名额中教师培训班和医士班占了大部分。不愿去上学的可回城工作，但能去的单位却都是商业、环卫、市政和房屋修缮等部门。有了几个月当老师的经历，並不想把当孩子王作为今后的职业。我因不喜医院的环境可又不想去上述那些地方去工作，无奈之下，还是选择了去教师培训班。当时想，将来当不当老师另说，何况上学期间每月还可享受到17块人民币的助学金，和去工作当学徒的薪水待遇几乎一样，所以先上两年学何乐而不为呢。抱着如此想法，于1976年初进到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法语班（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教师培训班学制两年。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5月份去外文印刷厂学工，6月份去门头沟煤市口村学农。7月6日朱老总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学校的院墙和部分房屋也受到损坏，全民投入抗震救灾。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中转出来又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热潮中。等到了年底回顾这一年，还真参与了不少的事情，唯独有一大项事没做:上文化课！两年学制，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其中还用了一个月时间当泥瓦工砌学校在地震中倒塌的院墙。
1977年寒假后开学，文革已经结束，终于可以平静地开始上文化课了，可剩余时间有限，又能学到些什么呢？一学年下来，自己心知肚明，学的那点法语，照着念还磕磕巴巴，真不知培训班结业后仅凭这点水怎么去浇学生。
1978年1月，从外校结业被分配到了朝阳区酒仙桥中学。学校虽在郊区，离家骑车距离要一小时，但那是北京电子工业区的职工子弟学校，条件还算不错。去学校教务办报到那天，教务主任见我敲门进来，张口就道:“你是哪班的，今天不办转学手续”。可见当时我还是什么样子，形象都不过关，何以为人师表！我马上递上通知书，说我是来报到上班的。教务主任“啊”了一声，表示惊讶，但又尴尬地露出笑容以示致歉表示欢迎。主任看过通知书后说需与校长等领导先研究一下我的工作安排，便请一位老师带我在学校转了一圈说是熟悉下环境，就让我先回去翌日来上班。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还在琢磨，把我放在外语组不就得了，还用研究一下我的工作安排？真是莫名其妙！
第二天到校上班，教务主任代表校长向我传达了关于我工作安排的决定:去看校门传达室。我听了一愣，没等我开口，主任可能怕我不能接受，接着补充上一大堆解释，这个那个的我根本就没听清他在说什么。其实简单地告诉我，恰逢传达室老大爷刚突发心脏病去世，传达室不能没人看着，先临时看些日子，等找到合适的人再替换我不就结了，我又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之人。看就看呗，不就是临时的吗。 看学校传达室就成了我第一份正式领工资的教师工作。
每天从传达室的窗户看着上学放学进进出出的学生，不少初一孩子的身高都超过我，高二的大男生有的更是已胡子拉茬。我有些庆幸没让我去教课。这里不是乡下小学校，土坯房柴禾垛，面对的是一群破衣烂衫拖着大鼻涕的小孩子，我自己也是住在由羊圈改建的知青点，同样蓬头垢面衣着污脏泛光。回想老支书当年说的，真的和那群孩子很般配。酒仙桥地区在当时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中关村。且不说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够不够，就这身高形象就配不上这里的环境，因而更无自信去面对一群高过自己的学生。看来酒仙桥虽好也非久留之地。
传达室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个精细活儿。收发报纸信函，接电话做记录，特别是上下课按点拉铃一点错都不能出。每天上下班还得早来点晚走点（其他时间由家住酒仙桥附近的老师排班值班）。学校领导为了安抚我，没多久告知我，经校党支部研究决定，任命我为校共青团总支副书记。真是挺可笑的。
七七年恢复大学招生考试时，因还在读培训班，不让考，错过了，所以78年的高考一定不能再错过。看传达室的好处就是有点时间翻翻书。可没多久即被告知，我们这批二年制培训班出来的视同中专毕业，按国家有关规定，须工作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两年后还不知又是什么政策，真的不甘心让上大学的愿望就这么灭了。培训班的其他同学当然也不甘心，先后多次去各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和高招办上访申诉，重点理由就是，我们是正经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什么中专毕业生。确实，按上学年头算，应算大专还差不多。招生办不管这事，说关键还在市教育局，可市教育局就是不吐口。我因看着传达室走不开没一起去闹腾。如此的结果，再无心去复习功课。但是，就算大学上不成也不能窝在这里，故开始找门路准备跳槽。
时间到了5月底，学校终于找到了能替下我来看传达室的人。可刚离开传达室，学校领导即通知我这挂名的校团总支副书记带队高年级学生到顺义去参加麦收劳动。6月6日，学校一老师来到乡下通知我，说教育局最终同意了我们这批人参加当年高考的请求，学校领导特意让他来接替我带学生，让我回城复习、报名，准备参加高考。当时听到这消息，除了挺感激学校领导的好意，但也看做是校领导对我几个月安心传达室工作的回报，心里并不激动，因为离高考的日子还剩不到两周时间，对能否考上已不抱太大希望。
我原本意想报考理工科，可在报名时得知，我们这批人在培训班学的什么专业就只能报考什么专业。理工科报不成了，我反而感到轻松了。本来已没时间了，数理化三门的复习全省略了。报文科考6门课，其中只有地理课从未学过。因此决定放弃其他5门的复习，利用高考前的这十天时间，集中精力突击学习地理。我的学习方法很简单，找来所有中学地理课本，买上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各一幅辅在家里地上，就蹲在地图上，一边看书一边在地图标注。用一周时间通读完了所有课程，再用两天时间前后串上遍就算齐活，奔赴考场。
高考完也没闲着，因不知能否考上，继续寻找能跳槽的合适工作。要想离开酒仙桥，就得双管齐下。经同学介绍，找到人民大学人口问题研究所。所长刘征人很好，问我参加高考没有。我说参加了。他让我先不要办调动手续来所里上班，等高考结果出来后再说。如果考上了，就上学去，因为人这一生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实属不易。如没考上再调来所里当资料员不迟。高考成绩公布了，我总成绩考了476分，这还要归功于上高中时各科老师用两年时间不仅补齐了初中的课程，高中各科课也教得扎实。另外在培训班学的那点法语多少和他人比还是占了不少便宜。而临阵磨枪的地理，竟然考了81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人口所的工作就放弃了并专程向刘所长表达了感谢，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了酒仙桥中学，按第一志愿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外语大学）。不到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涯有些滑稽，虽然没上过一次讲台，收获还是有的，看传达室的工作让我养成了守时的习惯。现在回想，校领导没让我上讲台真的是很爱护我。
这是第二次当老师。
1982年7月，结束四年大学生活，又到了毕业的时候。那时大学毕业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不服从分配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我被分配到了水电部直属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教育处。从系里拿到报到通知书起，心里就开始打鼓。科学研究肯定能用上外语，可去这教育处能干什么呢……？难道就逃不脱当老师的宿命？先报到再说吧。可在教育处，听大家都以老师相称，心里已凉了半截。当时心情很复杂。从下乡插队在村里小学代课，培训班后分配去酒仙桥中学上班，现在四年大学读完，八年过去，可老师的称呼真是如影随行。看来得认命了。
电科院在清河北面的小营村，被庄稼地包围着。教育处长安排我去院里研究生部工作。去教外语？这回居然不是，具体落脚点是个叫什么“模糊数控研究组”，好奇怪的名子。
模糊组（院里人们都这样称呼）办公地点不在大院楼里，而是在大院墙西面一个小院里的两间平房，院墙上开了个门洞与大院相通。组长叫袁萌，早年留苏的博士，五十岁上下，一表人材。组里其他成员都是袁博士当年招来的，已到齐，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组里一共五人，另外三人是:老沈，沈瑞民，文革前的大学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恢复考研后数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英语很好；小周，周昌华，留德电力系统控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小廖，廖群，留日国际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全组只有我在校时间与他们一样，可学历最低，因为师资培训那两年什么学历都不算。
报到后的第一个周一，袁博士召集开了第一次全组会。袁博士很兴奋，很高兴能招到这么多语种的人才，加上他本人的俄语，英法德日俄世界主要大语种齐了。了不得呀！用袁博士本人的话，这种组合绝对是院里第一，全国第一。他接着介绍了他的模糊数学的研究方向和他的宏图大志:要在5 - 7年内实现全国电网的模糊控制。原来“模控”是这么个意思。袁博士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我基本没听懂，但有一点似乎听明白了。为什么他招了这么多各主要语种的人员进组？原来他为了研究查阅国际文献资料方便，让我们给他当资料员搞笔译。人口所的资料员没去当，上了四年大学后又跑到这里当资料员来了，心里真是感觉有些悲催。可袁博士认定我们都是人才啊。
这次会后，一个多星期没见到袁博士人影。一次在食堂吃饭时，教育处管行政的徐老师问我到模糊组后什么感觉。我说只开过一次见面会，之后即无具体工作安排也见不到博士的人，组里各位无所事事还在候着呢。徐老师说她早就料到会是这么回事，候着吧，能真有事做才怪呢！据徐老师讲，袁博士在京城几所大学兼着客座，上大课讲授他的模糊数学。没课的时候也是在家搞他的所谓模控研究。需要查阅什么资料就来院里一趟，也是写个条子到处找人替他到图书馆去查，大家挺烦他。尤其他那个所谓的模糊控制理论，几次在院务会议上提出，院领导们让他给烦的够呛，所以专门弄个小院让他搞研究。意思够明显吧？！用徐老师的话讲，全国电网用系统控制还免不了故障，要是用了袁博士的模糊控制还不得天天掉闸停电？徐老师言语之中透着对博士的不敬。
那年国庆节后，袁博士招收要带的一男一女两名研究生来报到了。之前一个多月没见博士几面，我们英德法日四人虽每天上班但无事可做，难道我们就这样陪他5-7年？可博士还挺辛苦，白天到各校走穴，给研究生上课，晚上还要回小院给研究生单独补课，尤其是那女生。博士说她基础太差，需要吃小灶。可没多久，男研究生醋意大发竟然与博士吵了起来。后来我们得知两名研究生竟是一对恋人！之后，我们四人再没见过博士，也不知他去哪儿了。直到来年春节过后，教育处才通知我们，袁博士已调到某大学教数学去了，模控组正式解散！博士大概因绯闻在院里呆不下去了，但一声不响地把他的研究组成员就这么甩了似乎有些不够意思。
春天到了，老沈回南京大学教书与家人团聚了；小周回院里电力系统研究所搞科研；小廖和我又被再分配回到研究生部当老师。到了外语组，得知法语为选修课，40多各专业研究生只一人选修法语。已有77届分来的一名法语老师，我对她讲，这名学生留给她慢慢教吧，我是决意离开清河小营进城另找工作了。说实话，那年代决定跳槽的决心不是容易下的，当时院里正在分房，我也在名单上。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
第三次当老师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
正是袁博士当年的不辞而别成全了大家：老沈现为南京某大学数学教授；小周现为电科院研究员；小廖现为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本人在城里找了家外经单位，凭这点外语满世界转悠直到退休。
【作者简介】朱同，1955年4月生于北京。曾下乡当过知青。8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外语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外经工作，在国外工作多年。曾担任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总经理助理，08年调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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