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青铜艺术|朱凤瀚：庄重与灵动的和谐
朱凤瀚，1947年7月出生与北京，籍贯江苏淮安。我国著名的先秦史、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博物馆专家。1988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任南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2000年7月，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考古》、《考古学报》编委、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总论》等。作为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者，笔者常常自问，商周青铜器究竟美在哪里呢？如果试着用一句话来概括地回答这一问题，我的感悟是，商周青铜器艺术之美最集中地表现为：在每一件堪称为艺术精品的青铜容器上，都展现了一种从表面上、从概念上看似有矛盾，但又被高度地和谐在一起的两种要素，即在造型基调上呈现的肃穆、庄重的气质与同一器体在设计上洋溢出来的活泼、灵动的风格。正是这样的两种因素，被自然又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使商周青铜器具有无穷的韵味。在我们欣赏青铜艺术珍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造型特征前，先让我们通过商后期亚址方觚（图1）的造型来解释一下体现于青铜器造型上的所谓“庄重与灵动之和谐”的意思。这件方觚，体形瘦长，大敞口，由于全器任何一处的横截面均作方形，特别是方口、方形的中腹（实际是其下腹部）与方形圈足，使器物显得那么庄重，但这种稳重的造型却没有令我们感到枯燥，其原因在于，方觚的上半截与下半截分别作成外敞与外撇的4个弧面，且器身通体在四棱与中部贯穿着8条呈优美弧线的扉棱，其顶部更伸出器口，以其无懈可击的曲线美，又使整个器物在刚劲中洋溢着活泼，展现出一种生动而优雅的美感。商周青铜容器，如按照器物腹部的截面形状分类，大致可以分为长方形、方形、圆形与椭圆形四类，这也代表了商周青铜容器形体造型的基本类型。而方、圆、椭圆本身可以说是规整的几何图形，均有轴对称的特征。作为容器的腹部，在其最重要的部位作如此设计，这就自然从根本上保证了整个器形给人以视觉上的稳定与庄重的感觉。商周青铜容器在形体的造型上遵奉此一原则，当然与这些青铜食器、酒器、水器在实际用途上多数是作为礼器被应用有关。与此形体造型之特点相应的是，此一时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彰显了青铜礼器的庄重之势，因此凡主要部位的纹饰也具有三点特征：图案性强、布局多呈轴对称状且形象森严，最典型者如所谓饕餮纹。然而，仅仅是上述特点尚不能全面反映商周青铜礼器在造型上的总体特征。在当时，用如此贵重的金属，用相当昂贵的成本来铸造的青铜礼器，一方面必须要迎合其使用者的贵族阶层的审美观，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在造型设计方面集中当时最好的设计师与能工巧匠，并因而代表了古老的商周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爱好。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青铜器中也必然会同时融入优秀的设计师与工匠个人的才华与灵感，这样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当时所铸造的青铜礼器必然不仅是只满足于造型之肃穆、庄重这一层面，而其中优秀者，同时也是一件可供贵族阶层欣赏的艺术品，必须有令人喜爱而富有魅力的艺术特质。于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青铜礼器，不仅仅是具有神灵氛围的圣器，使我们肃然起敬，同时又使我们被其巧妙的构思所深深吸引。商周青铜礼器的形制多种多样，那么，三千年前的能工巧匠，又是用何种手法能在不同形制的青铜器上完美地将庄重与灵动的艺术因素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呢？此次展览恰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其手法的典型器物。手法之一，在直立的外形刚劲的（如方形、长方形）器身主要部位上，衔接以曲面的几何形体，从而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例如上图之方卣（图2）即非常典型。这件方卣的形制与属于殷墟文化一期（殷代早期）的安阳小屯M331出土卣相近，只是M331卣圈足作圆形。与此器更为相近的是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出土的亚方卣。这件方卣之方形腹鼓张而腹壁竖直，加上方形圈足，使整个器物的重心显得相当稳重。但是腹部上面的长颈，实际上是由4个坡面围成，而从腹壁四棱上端向上伸展出的4条弧形扉棱附在长颈上，再配以长的圆拱形提梁，形成了方形与弧线的对接。其实图1那件亚址方觚，将其上腹部至口沿做成坡状而与方形的下腹部及圈足相接，也属于此种手法。手法之二，在作为器身主体的直立的方形或长方形部位上衔接其他各种不同的平面几何形体，成功地避免了视觉上的枯燥感。较典型的例子，即如上图之方彝（图3），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方彝形制近同。其造型特征是，占了通高三分之二以上的深深的腹部四面均为直壁，无论是正视还是侧视，器腹均近于长方形，使全器显得非常端庄，如果盖顶也做成平面，全器即只是个方正的单调的几何体，所以设计者将器盖设计为四阿式（指屋宇或棺椁四边的檐溜，可使水从四面流下）的屋顶式的器盖，将耸立的四壁转化为倾斜向上的集凑的四坡。与此相应，器腹四角直立的折棱向上延绵至器盖，收拢为4条斜棱又终汇成盖顶的1条横向的直脊。此外，四阿式的器盖，其正视为梯形，而侧视为三角形。而长方形的圈足四面中间又开有一圆拱形的小口，也都予以了变化的感觉。全器器表呈现的这种几何形状的变化，成功地构合了造型上的多元因素，在保持了总体的庄重气质的同时，给人一种丰富的多层面的视觉感受。特别是盖顶上的同样是四阿式屋顶状的提手，处于器物的最高端，更会凝聚观赏者的目光，进一步消除了直壁的单调感。方彝在迄今经考古发掘的一般商人墓葬中甚少发现，多出于较大型的，也即是较高级的贵族墓葬，殊为珍贵。其整个造型，会使人想见到当时的宫室建筑，考古发掘已不可能展示其屋顶，而方彝的四阿式盖顶，证明了这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历史之悠久。手法之三，用纵向的弧线与曲面来展现腹部横截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器体。例如上图中的商后期方罍，与一件现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馆的方罍形近，只是此方罍已有矮圈足，表明其年代可能相对略晚。方罍也是一般商人墓葬中很少发现的，常是较高等级的贵族墓才有出土。方罍通高一般均在30厘米以上，高大者甚至可以达到60厘米，故其本身已自具有庄重的气势，如其深腹再做成直壁造型自然难以摆脱板滞之感，故设计者使方罍成坡肩，腹部四壁呈缓缓的曲面而微向下收缩，从而使其四边棱正视则呈弧线，这种设计将横截面的长方形体态与纵行的曲面及弧线相互交叉，构为一体，也生动地体现了商人在青铜器造型艺术上使刚、柔两种因素对立统一于同一器物的设计理念。这种理念与其优美的效果，在另两件青铜器中也可以看到。如图5的方彝，其截面虽大致仍作长方形，腹部正面略近于梯形，但亦与商后期常见的腹部作直壁的形制不同，而是做成缓弧形壁且垂腹，下部圆转内收，带扉棱的四边棱则呈弧线形态，从而改变了方彝腹部常见的刚正垂直的长方形体态，而呈现出圆曲、宛转的风格，这种用立体的曲面与弧线来表现截面为长方形的造型方法与上述方罍之造型手法相类。这件方彝同时又配以四阿式屋顶形盖与直壁的方圈足，更将几种不同的几何形体综合在一起，使全器在造型上尤显得丰富多变。分布于腹部与盖顶作为主纹饰的鸱鸺（chī xiū，猫头鹰）纹，以夸张的凸起的双目与尖喙及张扬的羽翅配合了上述造型的多姿，使全器洋溢着生气与谐趣。此器综合了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多种手法，器形与纹饰均别致不凡，堪称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华。以上两器均可以作为此件方彝年代不晚于商后期的证明。又如一对扁足方鼎（图6），长方形浅腹，高鸟形扁足，具备西周早期形制特征。鼎腹横截面作长方形，其方正特征尤展现于鼎口，但鼎腹却并未做成通常那种直壁的形式，而是设计为缓弧形壁，渐向下内收，也将本来极易板结的长方几何体鼎身，变为由方正而刚性的器口与优美曲率的弧壁构成的浅盘形，再接上高耸的动感十足的鸟形扁足，成为现所见商周扁足方鼎中造型优美而极具特色的珍品。与此两件方鼎类似的鸟形扁足见于宝鸡青铜博物馆收藏的方鼎。手法之四，在器物主体上铸接多种造型活泼生动的附饰。在上文其实已几次提到了扉棱在青铜器造型中的修饰作用，扉棱相对器物主体部分而言，也是一种附饰。当青铜器主体部分层面变化较少，几何形状较单一时，扉棱的作用即尤为明显。例如上图的商后期偏早的大口折肩圆尊（图7），此尊器身虽作明显的三段式，但通体各部位横截面皆作圆形，器物圆润感有余，但略显单调，且器表光滑而缺乏层次。于是设计者在器身上添加了6条齿状扉棱，并随器表而起伏，分成三段，同时这6条扉棱又将单调的器壁均分为六部分，打破了器表的平淡格局，增加了器表起伏的节奏感。特别是其顶端更侈出器口，不仅扩大了尊的喇叭形口沿外张态势，并因此更增添了一种微妙的动感。这种将扉棱顶端延长探出器口的设计，在商后期虽已出现，但尚未流行。到了西周即已习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后癸方尊虽截面作方形，但同样饰以分成三段而贯通上下的扉棱，亦可见此种修饰手法在当时之盛行。另一种常见的附饰，是用铸合法依靠榫卯结构与器身相连的小型鸟兽形或兽首形的附饰。这种附饰在二里岗上层文化偏晚时期，亦即商前期偏晚时开始见到，由于其造型生动、活泼，加在器表，显然平添了栩栩生气。例如图7所示大口折肩圆尊，在折肩上等距离地设置了3个小兽首，使得由于折肩而生出的比较醒目的一层斜面给人在视觉上的平淡被打破，3个小兽首虽体量较小，但圆目鼓张，翘鼻张口，其状颇为醒目，仔细端详，会使人忍俊不禁。而此种尊、罍在因折肩形成的平面上设置鸟兽式兽首，在商后期青铜器中是很常见的一种修饰手法，深为商人所喜爱。上文已举出的那件商后期偏早的长颈方卣（图2），在颈部前后两个坡面上设置了两条首向下爬行的小龙，身躯弯卷，尾部下勾，与翘起的龙首相呼应，其首部是铸接的，而其身部则是作为高凸的纹饰与器身同时用浑铸法铸出的，此种工艺亦见于著名的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这一龙形附饰的安排既使相对于鼓张的腹部显得细弱的颈部与腹部达到视觉的平衡，同时更与提梁两端安接的鸟形附饰相合，成为一组鸟兽形饰件，从而使几乎占了器高一半的坡面形颈部避免了平淡。此龙形附饰在设计上、造型上均极为成功，从而使这件方卣相比起同型的方卣来更为精彩，成为不可多得的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以上所述几种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造型手法多沿用至后世，特别是更多地施用于与其年代相近的西周早期青铜器造型上。西周早期铜器与商后期铜器有不少共同处，此已为研究者之共识。其所以如此，自然也与造型手法的沿用有关。在本次展览展出的西周青铜器中，图6所示两件扁足方鼎即是一个例证。这一特点也在上图中的簋（图8）上得以体现。其器身本是西周早期圆簋最常见的形式，但此簋有盖，特别是在盖上还设置4条扉棱，并在4条扉棱上铸接了4条首向下、尾外卷的小龙。当然，这样的盖部设置是出于盛食器的考虑，但从造型艺术角度看，这一增加的附饰打破了无特色造型器物的平淡外观。此件簋（如暂不考虑其铭文的价值外）亦凭借这样一个有罕见附饰的盖而跃入艺术精品的范畴。此外，上图中的一件龙首三足盉（图9），以鬲状器身接以3个浑厚的柱状足跟，又配以穹顶形盖，外观很肃穆、雄壮，但设计者仍要发挥其艺术的创造力，力图为此器物添加灵动色彩，于是在器盖顶增加了一条盘旋昂首的龙，并将向上弯曲的管状流外形也设计为带有卷角的龙，另用一个头向上攀援的怪兽充当了銴。这样的3个神兽且首部均向着前方，盘踞在浑厚的器身上，将我们所谓的庄重与灵动的双重气质展露无遗。而附饰已由商人的小型鸟兽发展为身躯雄壮、体形硕大的神兽，无疑是西周早期周人对商人的艺术手法所作的新的更大胆的发展。以上所讲到的是商后期与西周时期青铜礼器中较多见的器类，但是要谈此时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还不能不谈到另一种颇受世界范围内中国青铜器爱好者推崇与厚爱的造型——各种器身具鸟兽形的酒器。上图中两件属于商后期的通称为觥（ɡōng）的盛酒器（图10、11），是腹部与圈足均呈椭圆形的有流的容器。因其流口宽阔且上仰，故设计者依其曲度，将器盖制成带有兽首的兽形之上半身，当其扣置在容器上时，即与容器的上腹部合成一个完整的兽的体躯，共同构成器物的上半部，盖前端张开的兽口恰接在流口上成为酒液的出口处。这一设计，使本来形态较普通的有流酒器一下子变得格外有神韵，且颇为怪异。其中一件觥（图10）上半部作龙身，特大的巨口利齿、耸立着双瓶形角的龙首，造成一种诡异的气氛，好像巨龙就要腾跃而出；另一件觥（图11）上部为虎形，虎双目圆睁，大口怒张，强有力的脊背上端高拱，再加上下边内缩的流口及圆鼓的器腹，均使全器造成一股猛虎欲蹿出的气势，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种具兽形造型的觥也有更具象形意味的，那就是将器物的下半部，即有流的、椭圆腹之容器，干脆制成带有四足的兽身下半部，使盖、器合成一完整的兽形，例如在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姤辛觥。但是，不论怎样在青铜器造型上注入鸟兽形的因素，商代青铜器中的鸟兽形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既有写生、象形的意味，而又皆非完全写实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常用的龙形，本身即是幻想中的动物，而即使是现实的动物，如上述觥（图11）所塑造的虎形，仔细看去，无论是虎首还是虎身亦均具有很强的图案性和对称性，虎背上竟然还有以扉棱表示的一条脊突。像又不似，以神取胜，这正是商周青铜器，特别是殷墟系统的青铜器中鸟兽形象的造型特征。这一特征，在上图中的双鸱鸺卣（图12）上也得到完美的体现。其造型是正、背两只对接的鸱鸺，首在盖上，身在器上，尾部并没有做出，身部也淡化了，只是靠两侧大的图案式的羽翅纹饰来表现。正背与两侧两两相对称的设计，也使全器显得非常整洁而圆浑，使作为酒器所需要的有相当容量的椭圆形腹部得到完整的保存。但是，这件器物并未因较为抽象的造型而失去生气，鸱鸺昂首屹立，勾喙前伸，两目炯炯有神，夸张的宽厚的胸膛与变形了的粗劲的蹄足显然是糅和了兽形因素，使鸱鸺的形象由于充满了力度而气势轩昂。这一造型手法，无疑地远远超出纯粹写生的形象，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与此件双鸱鸺卣形近的器物，在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中与传世的商后期青铜器中均可见到，如1980年殷墟大司空南M539出土的双鸱鸺卣，以及大英博物院所藏著名的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双羊尊。双羊尊将两羊后半身对接，此构思应该也是此种双鸟兽形造型的翻版。过了三千年，以这一造型特色制作的青铜礼器依然受到今日公私收藏家的珍爱，足见优美的造型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