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樊胜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有多大?
译言·译眼看世界
"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没有一分钱存款,哥哥结婚的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还贷也是我,连生孩子的钱都是我出的。”
这是热播都市剧《欢乐颂》中一段令人心疼的台词。由蒋欣饰演的樊胜美,被父母逼着为哥哥惹出来的祸端“买单”,为了帮助家里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家里人的谅解。
不幸的是,剧中樊胜美的遭遇有朝一日竟然成为了现实。近日,年仅24岁的女孩洛洛(化名)意外溺亡,其父母在女儿遇难后没有及时处理丧事,却强烈要求公司赔偿41万,据说是为了给儿子买房付首付。事件被报道后,许多女性为原生家庭的冷漠感到心寒。
这一事件背后是千千万万女性的心酸。性别歧视与刻板印象使她们在工作中需要更多努力来证明实力,在家庭中需要更多牺牲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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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始于童年
在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点从工资差距、荡妇羞辱、粉红税、权力职位上的男女比例以及社会对男女的普遍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是弱者、弱势性别、顺从者。这种误解的根源——性别歧视,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从刚出生起,男性和女性的抚养方式就截然不同,例如褒贬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性别歧视还源于允许孩子使用性别作为侮辱。孩子们常被教导说,两性是不同的,以至于他们之间不能有任何交叉,所以“你像个女孩”或“那太娘娘腔”的侮辱就诞生了。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性别的不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不同,更是心理上的不同——孩子们必须保证他们的性别是“正确的”。
教育孩子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对孩子和他们的课业有巨大影响的两种方法是“惩罚”和“镜像”。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许多孩子是在家庭中第一次体验到性别差异的,女孩和男孩之间的社会差异是通过家庭成员的早期教导灌输的……父母给他们穿上适合各自性别颜色的衣服,给他们不同的玩具,用不同的方式装饰他们的卧室,而这为性别歧视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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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通过强化、惩罚,孩子们学习分辨黑白是非。如果一个孩子以某种方式行事并受到惩罚,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不会再以这种方式行事——这将在他们的大脑中根深蒂固,反之亦然。然而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当男女儿童行为相同时,一种性别受到表扬,而另一种性别则受到惩罚。林恩·利本和玛格丽特·西诺雷拉所著的《儿童性别图式》中就此举例:一个女孩子放学后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于是决定步行回家,而非求助他人。当她告诉父母这件事时,他们却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觉得她行为危险,不负责任,独自走回家可能会受到伤害。然而,当一个男童也这样做,并告诉他的父母时,他们却赞扬他的主动性,独立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类型的鼓励和批评为之后的性别歧视与厌女症打下了基础。如果通过这些强化观念,一个孩子总被教育说男孩应该是独立强壮的,女孩应该是被动依赖的,那么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有扭曲的性别观念。当孩子长大成人开始工作后,这种扭曲的观念会导致日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损害了女性在反陈规定型领域的表现”。在工作场所,女性往往得不到与男性同样的尊重,她们在升职加薪、领导岗位、从事“男性化”工作等领域更容易被忽略。男女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纵向和横向隔离。“横向隔离”指的是许多行业具有强烈的性别差异;“纵向隔离”指的是男性往往处于职业等级的顶端,而女性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划分,“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观念才变得如此普遍。
即使妇女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她们也没有得到与男子同样的尊重。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对女性管理者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与男性管理者相比,她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消极属性……而且比男性更有可能与不称职的管理特质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尚是孩童时,我们教导他们那样思考,所以长大以后,他们也会这样思考。
孩子学习的第二种主要方式是“镜像”——观察他人(主要是成年人)在他们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并加以模仿。他们通过观察父母在家里做什么来了解什么是“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在母亲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的家庭中生活的孩子,长大后会相信家务劳动完全是女性的工作。如果孩子是男性,那么当他成为丈夫时,他会期望妻子做他年轻时观察到的所有家务。如果那个孩子是女性,她会期望所有家务的负担都在她身上,她也不会期望丈夫帮她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不平等的工作分工是“恭维式婚姻”的结果,丈夫承担主要养家糊口的责任,妻子则负责照看家人,而“初级/高级伴侣”婚姻模式中双方都工作,但妻子的工作居于次要地位,她仍然有责任照顾家庭。这是美国最常见的两种婚姻模式。孩子们通常会采用他们父母所采用的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对女性都是不利的。首先,它们带来了权力不平等——在这些模式中,丈夫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他的需求、工作和欲望被认为比妻子的需求更重要。在“初级/高级”模式中,妻子的工作没有丈夫的重要,因此,当一个孩子生病时,她就是那个不得不请假照顾孩子的人。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权力和责任的划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苛。有些人认为,从几个因素来看,夫妻间工作量是相等的。有人说,虽然妻子对家庭和孩子负有更多的责任,但丈夫“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与家务劳动特别是抚养孩子有关的乐趣”。他们认为,妻子们在家里做的额外工作可以通过与孩子们有更多的面对面的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更多的活动,如体育比赛、舞蹈独奏会和学校实地考察来获得补偿。然而,即使有了这样的补偿,给丈夫的工作量和给妻子的工作量也大不相同,妻子最终要做更多的工作,承受更多的压力。妻子有“两份工作的精神压力和身体负担”。要真正平等地分配工作、家务和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平等地分配任务,不要让大部分或全部的负担落在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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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的鼓励差异
在一个女孩的一生中,她通常并不擅长数学和科学。没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她不应该进入这些领域,但通过微妙的暗示,她“被推离了适合男性的领域”。
如今,从事STEM工作(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女性太少了,因为少有人鼓励她们像男性一样进入这个领域。尽管“从小学到中学,女学生往往表现优于同龄人,并占本科生的大多数”,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尽管这是事实,但“矛盾的是,在学术阶梯的每一步都有女性流失,导致她们在博士和研究人员中的代表性不足”。
“尽管他们的分数较低,但大学毕业的男性仍然比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获得更高的薪水……我们仍然认为,即使女性的分数更高,男性也是最好的科学家”(韦德)
在美国童子军项目中,一个教育领域的鼓励差异非常普遍。的确,童子军和女童军都教给孩子们有价值的技能,但是对于两个宣扬非常相似价值观的群体来说,传授给女童军和男童军的技能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团体的标准和使命几乎是相同的,然而当涉及到孩子们可以获得徽章或功勋的事情时,相似之处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基于传统的性别陈规。女孩们获得的徽章听起来很中性,对学习很有帮助,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健康生活徽章和科学技术徽章“教会女科学家如何衡量幸福感……强调饮食均衡和营养丰富所带来的美容益处。”
与其鼓励女孩们进入STEM学科,不如教她们这些学科的女性化版本。他们正在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女孩们应该更关心科学中女性化的部分,而不仅仅是教她们热爱科学。而童子军正在学习射箭,露营,爬山。在这两个群体中,孩子们都被教导在传统性别角色范围内的技能。
“男孩的徽章不仅仅引导男孩对科学感兴趣;它们鼓励男孩认同科学职业”
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女孩和男孩并非天生喜欢不同的事物;男孩并非生来就喜欢一切体育、科学和“男性化”活动,同样,女孩也并非生来就喜欢烹饪、清洁和养育。男孩和女孩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因为这就大人们所教导的。孩子们会玩任何东西,他们会尝试任何活动,(他们通常都会喜欢这些活动),直到有人过来说他们不应该玩,因为这种活动或玩具不符合他们的性别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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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孩成为一种羞辱
“你扔得像个女孩”“我不想那样,那是给女孩的”“那太娘娘腔了”所有这些侮辱,还有更多类似的侮辱,对年轻的女孩和男孩都有深远的影响。对女孩来说,它提醒她们女性越来越弱;它教会她们羞于“像女孩一样”做事。对男孩来说,它告诉他们,他们的性别是更好的,作为一个女孩或做一些“女孩子做的事”是不好的。
它还教导男孩们这样不尊重女人是可以的。它告诉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女孩。当女孩们听到有人用自己的性别来侮辱她们时,她们听到的是“所有的女孩都是软弱的”,甚至可能是“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女孩,你永远不会成功”。
这种“厌女症的习惯性和无意识对话的循环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卓别林),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停下来意识到它的影响。通过用性别来侮辱某人,我们暗示“女性特质与情感或身体的脆弱性有关——哭泣是软弱的;同情是无力的;谈论某事对我们的影响是虚无缥缈的”(卓别林)。这些含沙射影延续了视女性为弱者,视男性为强者的模式。
多给一些时间去学习,我们很有可能造就一代不以性别歧视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孩子。这一代的孩子都被鼓励进入科学界,做任何让他们快乐的事情。我们可以创造一代人,不把一切都贴上“娘娘腔”或“阳刚”的标签。我们可以阻止性别歧视,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和鼓励。
原文链接:https://kerrysmith.atavist.com/sexism-it-starts-at-childhood
作者:Kerry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