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重寿：朝鲜高句丽壁画与南京的影响（一）
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后来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一度为都，可称“十朝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原始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时是奴隶主封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是为吴文化。
后越灭吴，范蠡也在此筑城，接受越文化。后楚夺越地，又接受了楚文化，手工业、商业大发展。秦始皇南巡路过南京，开通驰道，使南京交通便利，并带来中原北方文化。可见南京早在汉以前就已兼容南北文化。汉时南京金属冶炼技术更加发达，铜、铁器普及。所有这些都为六朝经济、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朝鲜）、扶南（柬埔寨），孙权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使东南海路进一步畅通。六朝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盛产丝绸（锦绣）、瓷器、铜镜、纸张等，海外又运来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盛。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当时南京画坛大师如云，杰作如雨，六朝大家（诸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僧佑、张僧繇、萧绎等）几乎都在南京从艺，他们就构成了一部六朝美术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世纪三国东吴曹不兴开创了南京六朝美术史，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南朝刘宋），一脉相承，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其中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再加上南梁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这四大家都活跃于南京。南京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大家，分别创造了三种风格范式，作为南京样板，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589年隋灭陈，“城邑宫阙，并荡耕垦”，六朝繁华之都，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废墟。此后又历经几次南京大屠杀（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日寇侵华等），南京文化毁灭殆尽，现存古建多为清末以后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六朝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去猜想、想象当时美术的艺术风貌。
中朝两国山水相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友好交往，朝鲜一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相传早在3千多年以前，周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就把中国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带入了朝鲜。战国以后，中国东部燕、齐、吴、越等地人民为躲避战乱，不断移居朝鲜，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和铁工具。汉初燕人卫满率领千人投奔朝鲜，后自立为王，建都平壤。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平定卫满，设置乐浪等四郡，平壤乐浪汉墓就出土有大量汉代文物，涉及金属工艺、丝织工艺、漆艺、陶艺、玻璃等工艺美术。此后朝鲜三国时期（-1---7世纪）与中国汉魏六朝，新罗统一时期（7---10世纪）与大唐帝国，高丽时期（10---14世纪）与宋元，李朝时期（14---20世纪）与明清，一直友好交往，文化交流从未中断。
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还有百济和新罗），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活跃于东北鸭绿江两岸，前期（3--427年）建都于吉林集安（辑安），313年高句丽攻陷乐浪、带方，继承了这里盛行的汉文化。广开土王时（392--412年）强盛起来，向外扩张，南达朝鲜中部，北有辽东大部。
《好太王碑》就是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作于414年（5世纪），有一千多字，书法继承汉隶，初成楷书，正是隶、楷过渡形态，此外还含有篆意、草意，书写自如，可谓丰富多彩，气象万千，但万变不离其宗，整个看上去又匀称严正，雄健古朴。北方胡人学习南方汉人文化，北碑学习南碑，其实北碑、南碑很接近，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只是地方不同而已。
5世纪的北碑《好太王碑》也是学习南碑，例如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墓群出土的墓志，这些墓志大多作于4世纪，属早期南碑，也是楷书带有隶意，正值隶、楷过渡。（东晋琅琊王氏家族堪称书法家族，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就在其中，南京王氏墓志中，可能就有王羲之笔迹。）《好太王碑》还与差不多同时（5世纪）的著名南碑二爨，尤其是《爨宝子》（405年，5世纪初）相近，前后相差不到十年，也是楷书存隶意，恣肆更雄奇，而《好太王碑》还存篆意，显得更加古朴。
高句丽427年迁都平壤（朝鲜），集安就成了陪都。高句丽文化和艺术就集中在这两都。6世纪高句丽开始衰落，668年为唐所灭。高句丽一直与中国内陆交往，文化深受中国影响。高句丽人能歌善舞。高句丽美术以墓室壁画成就最高。
高句丽墓室壁画始于4世纪，终于7世纪，一直受中国影响，主要集中在两都附近。集安发现20多处，平壤发现30多处。高句丽壁画分早、中、晚三期。
高句丽早期壁画，主要是4世纪，主要在首都集安洞沟古墓群，以舞蹈墓、角抵墓、三室墓为代表，此外还有朝鲜平壤安岳三号墓（357年）等。多为封土石室墓，石壁抹灰，涂白彩绘，勾线平涂，工笔重彩。主要画墓主人生前生活，诸如夫妇坐像、牛车、狩猎、舞蹈、角抵等，墓顶画日月星辰、流云、花草等。深受中国汉画，尤其是汉墓壁画影响，但衣冠服饰仍有本民族特点，生活气息很浓。
舞蹈墓中最精彩的壁画是《舞蹈图》和《狩猎图》。《舞蹈图》画上下两队舞人跳舞，上列5人，下列7人，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舞人大同小异，重复排列，形成节奏，富于节奏感，装饰性很强。此画还是研究朝鲜古代舞蹈的难得的形象资料，说明朝鲜人自古以来能歌善舞。
舞蹈墓——牛车
《狩猎图》“人大于山”，笔墨酣畅，三人骑马射箭，追逐猎物，大同小异，也有节奏感。山如波纹，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性。
此外舞蹈墓中的《角抵图》、《牛车》、《仙人吹角》等也很精彩。
角抵墓中的《角抵图》画二人摔跤（角抵、相扑），一人裁判，二人只穿短裤，抱在一起，难解难分，生动有趣。高句丽早期（4世纪）两都三墓都有《角抵图》，说明角抵（摔跤、相扑）当时极为流行，上述舞蹈墓和下面要说的平壤安岳墓中的《角抵图》画二人对峙，都在寻找突破对方的机会，也很有趣。
角抵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周时属国家军事体育，汉时独立，普及民间，成为民间体育和节日娱乐活动，汉画中就有所体现，并传到朝鲜、日本，以至于高句丽如此流行。
角抵墓壁画
后又传到日本，演变成日本特有的相扑，平安时代（794--1191年）在宫廷贵族中流行，镰仓时代（1192--1333年）在武士中流行，室町（1338--1573年）、江户（1603--1867年）时才普及到民间。
三室墓壁画也画墓主人生前生活，诸如宴饮、狩猎、战斗、托梁力士、武士等，画风同上，也受汉画影响。日本学者说此墓是5、6世纪的，似乎有些晚了。
三室墓壁画——战斗
三室墓壁画——托梁力士
朝鲜平壤安岳三号墓，即冬寿墓，建于357年，冬寿原本燕人，336年率众去高句丽，有些像上述汉初卫满投奔朝鲜。东晋王朝为牵制北方十六国前燕，拜冬寿为侯，冬寿可享受东晋宫廷文化。一说此墓为高句丽美川王陵（300---331年），似乎太早了些。此墓画墓主人冬寿生前生活，诸如夫妇坐像、大出行以及当时日常生活风俗画。
《夫妇坐像》，细致华贵，与其他壁画迥然异趣，男主人褒衣博带，汉官威仪，女主人雍容华贵，娴静优雅，画风细致严谨，色彩华丽，有贵族气，在高句丽壁画中画得最精细，很像东晋宫廷艺术，很有可能是东晋朝廷派南京画师去高句丽画的。
如前所述，前有卫满带去中国文化，后有百济引进南梁工匠，看来此事屡见不鲜，更何况冬寿又是东晋王侯，有资格、有条件享受南京宫廷文化，至少说此画受南京宫廷绘画影响，应不为过。有人说此画受顾恺之影响，但此画画于357年，这时顾恺之才十岁。
不过可以说此画与顾恺之共同体现了东晋画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古画皆略，至协（西晋卫协）始精。”东晋顾恺之学卫协，也画“密体”，细致严谨，与此壁画画风相近。但此画与顾恺之画相比，精细有余，生气不足，不及顾恺之成熟。
《大出行》，此画很大，长10米，高2米，人物众多（250多人），浩浩荡荡，经千年屋漏、风化，漫漶不清，远看仿佛美国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气势磅礴，酣畅淋漓。近看千军万马，刀枪如林，“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队伍行进，并有乐队伴奏，有声有色有节奏，声势浩大，表现出墓主人生前势力显赫，气焰嚣张。
大出行——仪仗
舂米
厨房
前有兵马开道，后有主人牛车相随，周围护卫环绕，前疏后密，互相对比，互相衬托，相得益彰。类似车马出行，汉画（画像石、壁画）中很多，明显受汉画影响。
日常生活风俗画，描绘了车库、牛棚、马厩、厨房、肉库、水井（杠杆）、碓房、门卫、仪仗、乐舞、角抵（摔跤、相扑，上面提及）等，几乎包括了地主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生动，可见当时（4世纪）当地（朝鲜）社会风俗，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社会历史的可靠的形象资料。
这些壁画上的建筑都是直线，是用尺子画的，非常工整，而人物曲线造型，委婉生动，互相对比，互相衬托。上述风俗画，汉画（画像石、壁画）中都有，也受汉画影响。
总之，高句丽早期壁画勾线平涂，工笔重彩，简朴生动，稚拙有趣，虽受中国汉画影响，但仍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这才是最宝贵的。
上述南京三大师，先说顾恺之，顾恺之活跃于东晋时期，东晋（317---420年，四、五世纪）建都南京，偏安江南，文化艺术繁荣昌盛。与此同时，北方五胡十六国战乱频繁，北方胡人逐鹿中原，积极学习南方东晋汉人文化、典章制度等，竞相进行汉化改革，东晋美术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方的样板。东晋文化影响到北方，已是十六国后期（5世纪）了。这时北方才逐渐安定下来，美术事业才开始起步。北方又影响到东北和朝鲜。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最伟大的画家是顾恺之（345---407年，四五世纪），他是无锡人，他与他的老师卫协都是中国最早的插图艺术大师（参见拙作《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还是中国佛画大师，曾在南京瓦棺寺画壁画《维摩诘》，“清赢示病，隐几忘言”，非常传神，将一位印度居士画成了东晋名士，因此轰动一时，号称“瓦棺三绝”之一，他对外国佛像进行中国化、精致化、文人化改造，功勋卓著，可惜他画的佛画没有流传下来。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他画裴楷添上三毫，画谢鲲置于丘壑，这些都说明他注重“传神”，“以形写神”，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这对中国画后来发展有重大影响，其画传神，一方面是指画中人有神，表情生动，富于性格；另一方面是指作品有神，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其画曲线造型，细密连绵，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如流水行地，非常自然，非常轻松，非常成熟。
《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传图》三幅横卷传为顾恺之画，实为后人摹本，但也体现出顾恺之画风，画中仕女优雅娴静，窈窕多姿，文人褒衣博带，表现出汉官威仪，整个看上去，生动传神，文静典雅，曲线造型，轻松自如。
北魏漆画屏风，顾恺之画风
顾恺之活跃于4世纪，影响到5世纪。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首都）司马金龙墓（484年）出土的漆画屏风（残片），上画孝子、列女故事，其中仕女娴雅文静，窈窕多姿，文人褒衣博带，汉官威仪，与顾恺之画风相近，可能就是以顾恺之的画为底本（样本)制作的（参见拙作《中国工艺美术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出版）。可见顾恺之画风不仅影响到佛教美术，还影响到世俗美术、工艺美术。
北魏漆画屏风，顾恺之画风
北魏漆画屏风，顾恺之画风
北魏漆画屏风，顾恺之画风
南京顾恺之典雅文静的画风，作为当时风范、样板，风行南方，影响北方，广泛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5世纪）、南朝刘宋（5世纪），西至敦煌，东到朝鲜，影响之广，实为罕见。他继承了西晋卫协，启发了南朝刘宋陆探微，为中国美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5世纪就是顾恺之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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