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实生命思维性沟通” ——黑格尔与西方现代阐释学

【摘要】

黑格尔认为存在整体的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因而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之中，这种历史性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特征。伽达默尔认为，在有关理解本性的问题上，黑格尔这一思想洞见超越了施莱尔马赫一般阐释学偏重方法论的局限，正确规定了阐释学的任务。一方面，西方现代阐释学以黑格尔历史性思想为突破口实现了思想转向：海德格尔从中得到启示，直面“存在的历史”这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其运思变得更富于阐释学性；伽达默尔则以海德格尔的思想基础为出发点，对之进行了吸纳和改造，构建了效果历史学说。另一方面，西方现代阐释学又无一例外地反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逻辑与历史的同构性。事实上，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并非外在附会到历史之上的思想预设，而是通过历史的发展被揭示出的内在秩序。因而，历史性对黑格尔而言并不是指历史按照哲学家头脑中设想的逻辑范畴发展，而是指对历史意义的可理解性做思维上的把握，从这个角度看，黑格尔并未否定历史意义和理解本身的开放性，或许现代阐释学仍能从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中汲取养分。

【关键词】

黑格尔 西方现代阐释学 历史性  存在的历史  效果历史意识

【作者简介】

徐贤樑，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历史性特征，并肯定其对阐释学基本原则和任务的确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假如我们认识到以跟随黑格尔而不是施莱尔马赫为己任，诠释学的历史就必须有全新的着重点”。有研究者据此指出，伽达默尔通过对举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关于解释的不同规定，重新评估了整个阐释学史。尽管黑格尔本人并没有专论理解和解释的著作，但却为不少阐释学家所重视，如伽达默尔就曾反复提及黑格尔对自己思想乃至整个阐释学的深刻影响，黑格尔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影响也愈发被研究者重视。国内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成功将黑格尔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融为一炉，确保了理解本身的开放性，但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包含的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却最为西方现代阐释学所诟病，逻辑对历史支配也会造成整体主义压制历史主义，从而产生绝对主义的弊端。尤其要注意的是，在黑格尔那里，逻辑不是指通俗意义上人的思维原则，而是对存在整体是合乎理性的一种揭示，这一思想无疑需要更审慎地对待。

本文通过呈现几位西方现代阐释学大家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争辩，以阐明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与西方现代阐释学对其历史性理解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澄清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真实意涵，进一步考察黑格尔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复杂关系：首先深入到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形成的时代语境，通过分析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对历史本身的不同看法，解答何以正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意识的出现，才使得诠释学在精神科学范围内起了根本的作用”；其次分析海德格尔中期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误读和改造，以更深入地探究西方现代阐释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分歧；进而分疏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学说和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说明西方现代阐释学与黑格尔在理解的开放性和历史的多元性这些问题上仍存在相互对话的可能；最后总结性反思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是否对西方现代阐释学仍有借鉴意义。另外需预先说明的是，本文选择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三位阐释学哲学家为代表来讨论黑格尔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关系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试图以历史性概念为内在线索，围绕其产生的论争、解构和重构串联起黑格尔与西方现代阐释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综合vs.重构——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阐释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论争

在《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中，伽达默尔在结论部分明确指出，“不论对施莱尔马赫还是黑格尔来说，一开始就存在着面对传承物的某种失落和疏异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引起他们的诠释学思考。然而，他们却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规定了诠释学的任务”。什么是面对传承物的某种失落和疏异化的意识？这事关历史之转变，诚如德国史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近代(Neuzeit)所标识的整个概念性(Begrifflichkeit)有别于流传下来的古希腊一基督教传统”，“法国大革命似乎取代了以往所有的经验……过去和未来永远不会相符合，因为发生过的诸事件不会重复(wiederholen)”。从启蒙运动晚期到法国大革命，由于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的变迁，旧的传统或经历了巨大的语义转变或被弃之不用，新的术语和词汇则应运而生，传统和传承物究竟有何意义，这成为黑格尔、施莱尔马赫那一辈思想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更在深层上关乎历史的意义。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均成长于启蒙运动的高潮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文化连续性所造成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破坏，这种破坏使以文学艺术、法律、宗教和哲学等为代表的古希腊一基督教传统与人的生命由亲密无间走向疏离异己，更使得历史的连续性乃至历史的意义本身成为了问题。因而，浪漫主义阐释学的任务不止是狭义上去理解各种文学、法律、哲学以及宗教文本，或是使这些文本在当前世界重获新生，而是已然涉及了何为文本意义之来源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有着类似的目标，即阐明种种人类精神现象的来源和意义，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在19世纪，诠释学这个原本古老的神学和语文学辅助学科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一发展使得诠释学成为整个精神科学活动的基础”。如何克服历史的断裂、揭示文化现象的意义之源，是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共同的问题意识。

德国观念论专家耶施克(Walter Jaeschke)认为，虽然施莱尔马赫在方法论上最大程度地接近于黑格尔的思想，但他与黑格尔的哲学基础却截然不同。施莱尔马赫以个体性(Individualität)为运思的起点，当然这并非意指经验意义上的个人，而是借助直接形象(Unmittelbarkeitsfiguren)所呈现出的、作为感觉的先验自我意识施莱尔马赫以此为阐释学的根基，认为只有通过心理学还原的方式，才能实现理解者和作者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以确保理解的普遍性，并将此作为历史连续性的保障。在《1819年讲演纲要》中，他将这种心理学还原称之为“重构”：

(1)客观的历史的重构是考虑话语如何在语言整体里起作用，并把话语的自我包含知识认为是语言的产物。客现的预期的重构是估量话语本身如何发展语言。没有这两者，量上的误解和质上的误解都不能避免。

(2)主观的历史的重构是认识话语如何是精神的事实（灵魂的产物）。主观的预期的重构是预期包含在话语中的思想如何又出现在讲话者的心灵里以及对他发生影响。同样，没有这两者误解是不可避免的。

客观的重构是理解者借助语言避免对作者的误解，而主观的重构则是理解者深入作者生活的外在环境以体会作者创作时的内心世界，重构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实现了理解者与作者之间直接的等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重构的目标不仅指向了作者的原意，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古代的流传物在当代世界完全地复现，“从我们当前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构成古罗马或者古希腊的诸想法(Vorstellungen)，并尽可能地以古典地方式将之复述出来(wiedergeben)”。施莱尔马赫将历史视为关于过去的知识，因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理解者或阐释者对过去知识的重构，他认为这种重构得以可能的前提乃是个体性原则所保证的理解者和作者之间心理状态的普遍性。施莱尔马赫虽然已经开始反思理解的条件，将理解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但他却预设了个体与作为其生存世界的历史之间的相互割裂，这样一来他只是解释了理解者如何保证理解的普遍性，却未能说明意义本身如何展开。伽达默尔认为施莱尔马赫的重构(Rekonstruktion)策略会产生美学一历史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也是方法论阐释学的困局：经由重构的历史并不是原来的历史，而是被对象化了的、已经脱离当前生命的僵死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人存在的前提，反倒依赖于人的有限视角。

相较于施莱尔马赫的重构，黑格尔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就是意义本身的展开，揭示出存在整体的发展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因而过去虽然不可重复(wiederholen)，但却与现在、未来结成了一个意义关联体。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就是以“综合”(Integration)的方式完成精神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自我渗透，从而克服传统阐释学的局限，建立起历史和当前世界生命性的沟通。历史性指的是黑格尔将历史看作存在整体的发展过程，进而发现存在整体的展开乃是理性本身必然的实现，因而历史事件本身成了演示历史中的理性的实例。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展示了存在整体如何发展的逻辑过程或理性内核，而逻辑范畴之间的过渡和展开乃是存在整体逐渐深入自身根据的过程，而不是相互脱离的环节之间的外在连接，因而不仅历史的发展中具有理性，而且理性本身的展开就是一个过程。简单说来，洞察和掌握历史之中的理性，才能揭示和理解历史（例如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存在整体中的位置和意义），这被后世归纳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与施莱尔马赫奉个体性为圭臬不同，黑格尔一开始就站在存在整体(Ganze)的角度看待世界、理解历史，他将存在整体的实现过程称为“精神”，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体就是意义展开的空间，过去作为现在的前提被纳入现在之中，获得全新的意义，完成了历史的自我塑造。黑格尔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思考历史的意义，而是直接思考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尝试阐明历史的可理解性。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人的认识活动不断深入自身，最终扬弃认识和对象的二分的整个过程，展示了无论是人的认识还是对象的存在都有着一种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二者都为历史性所贯穿，也体现了哲学和历史如何合一，即“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包含着的真理”。《精神现象学》的前五章主要描述了个体认识方式和个体意识的发展，并揭示出个体非但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世界，反倒是必须以世界为自己的存在和认识根据。因此从“精神”章开始，意识经由“伦理一教化一道德”，从个体形态融汇到整体之中。在进入“宗教”阶段之后，“宗教以这些环节的经历过程为前提，并且是这些环节之单纯的全体或绝对的自我或灵魂”，作为整体的意识将先前的所有个体形态都汇入到整体之中并使之相互区别，构成整体的内在环节，而整体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决定了秩序的不可逆性，这种不可逆的秩序构成了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历史性对意识运动的支配得以完全呈现，我们也站在了存在整体的高度来考察历史。从《精神现象学》的“宗教”章开始，黑格尔清晰地描述了历史性原则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因此伽达默尔也尤为重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艺术宗教”的分析。艺术既是个体意识认识存在整体的一种方式，又是存在整体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二者互为条件，认识方式的逻辑性必须以存在的整体发展为前提，而存在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又需要为认识方式所揭示，这恰如黑格尔体系中“逻辑学”和“实在哲学”的关系。但按照历史性的原则，作为人的认识方式和对象的存在方式的“艺术宗教”又必须同时被超越，被提升为更高的认识方式和存在方式——“天启宗教”。在黑格尔所描绘的历史性的自我证成之中，伽达默尔揭示了存在整体的生命和内在统一性，艺术这一阶段的真理被保存和提升到精神更高的存在形态和认识方式（宗教）之中。黑格尔并没有将“艺术宗教”这一古希腊世界中的特殊历史现象视为僵死的、和当下生命无关的过去的知识，而是从历史性角度把握和肯定了“艺术宗教”的意义——“艺术宗教”作为存在整体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总是内在于整体的发展进程之中。基于对历史的独特且更深刻的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黑格尔更深入地思考了理解本性，理解并不止于恢复文本的历史语境或者通达作者的原意，“而是在于与现实生命的思维性沟通(in der denkenden Vermittlung mit dem gegenwärtigen Leben)”。这也使得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任务得到了重新规定：考察存在整体或历史如何被揭示，以及什么是理解的前提。这也将意义世界从文本世界拓宽为整个历史、文化世界。

美国学者格耶斯达尔(Kristin Gjesdal)指出，伽达默尔显然接受了黑格尔对浪漫主义阐释学批评的要点——艺术（也包括普遍的精神）是为历史所中介的，这也是为何伽达默尔自视为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并宣称黑格尔哲学将当前阐释学导入正规。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从个体性原则出发，试图通过理解的普遍性构建起历史的连续性；但他又将个体视为超历史的，从个体视角规定历史，未能深入历史本身，因而无法解决理解和解释何以自行展开的核心问题。而黑格尔则将历史视为存在整体自我塑造的必然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内在于过程之中，从而阐明个体向来就是以整体为前提的，理解和解释依赖于意义本身的展开，由此将阐释学导向了精神科学的轨道：阐释学的任务是探究作为理解前提的整个历史、文化世界。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已经包含了阐释学存在论转向的重要因素，超越了传统方法论阐释学的局限。

二、精神的历史vs.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阐释学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解构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将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分别改造为存在的结构和理解的前提，这构成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一方面认为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确揭示出了存在本身是一个自我发展的整体，另一方面却拒斥将这一发展过程视为理性自身的实现，他们认为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包含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局限，即历史的必然性只是理性思维的独断要求。如何一分为二地看待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成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构造自己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串联起了黑格尔和西方阐释学现代发展的关联。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以20世纪30年代为分水岭，前期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出发点，将理解规定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模式；而在后期如《论真理的本质》《哲学论稿》等著作中，海德格尔直接转向对存在真理的思考，而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对黑格尔的解构无疑可与这一思想转向互证。按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双料专家珀格勒(Otto Pöggeler)的梳理，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解构确与他自己历史观的发展有关，海德格尔在1930—1943年间多次开设有关黑格尔的讲座，并发表不少有关黑格尔的论文，而他在1942年所做的有关荷尔德林的讲座（未刊）也与黑格尔关系极其密切。在此讲座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对历史性真理的经验本身应是历史性”的观点。根据珀格勒的转述，在这份讲座稿中海德格尔将“历史性”规定为“在诗人索福克勒斯和荷尔德林作品中描绘的对人性(Menschentum)的嘉奖”，在其同年完成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中，海德格尔完成了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解构，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已经开始历史地思考存在的本质。

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中，海德格尔通过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核心——个体意识认识方式与对象存在方式的相互生成的关系，将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性解构为存在的历史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绘了自然意识通过检验认识（知识）和对象之间是否相互符合，最后实现认识与对象的合一，以及个体意识和存在整体（精神）统一的整个过程。在检验过程中，最初级的认识方式被提升为绝对知识，而最直接的存在方式也被证实必须以存在整体为根据，从黑格尔体系的角度来看，《精神现象学》充当了《逻辑学》的导论，《精神现象学》的终点构成了《逻辑学》的起点。在黑格尔看来，个体意识的本性决定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意识作为一种自我区分的活动，它总是需要设定一个对象，意识与对象的关联的一面被称为认识，而区分的一面则被称为对象，因而认识与对象的双重结构统一于意识自身之中，如此一来，在检验过程出现的二者的不相符合都会导致新的对象从之前的关联结果中出现，这种新的对象从旧的认识中的涌现，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经验(die Erfahrung)。黑格尔的经验包含了两个维度，既有对象存在方式的改变，又有个体认识方式的改变，认识方式的提升会使对象逐渐发展为整体，而对象逐渐发展为整体也会使个体领会到存在整体乃是认识的根据。个体意识会在历史性的过程中不断否定自己的个体性，而返回自己的内核和根据——存在整体。海德格尔非常重视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否定性的因素，却对“前进—回溯”的逻辑必然性不以为然，他将这种逻辑必然性视为近代自我意识哲学（或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遗留物，从而在思想立场上与黑格尔划清界限。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解构是从整体上拆解经验概念的结构，以证明存在的辩证结构决定了意识自我区分的本性，而非反之，进而提出自己存在的历史的学说。

国内已经有学者详尽地分析了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有意误读，在此不再赘述，转而重点考察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的解构中包含的思想取向的根本转变。首先，海德格尔敏锐地注意到《精神现象学》中包含的双重视角，“就它（意识经验的运动）是为意识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同时就是一种形成运动”，所谓“我们”，在黑格尔那里代表了意识经验运动本身的逻辑必然性；而海德格尔将这种结构性的双重视角合二为一：他将“我们”对意识经验之考察理解为“绝对之绝对性所意愿的东西是使意识经验自我运动成为可能的力量，这就将这种在黑格尔那里起着揭示和引导作用的逻辑必然力量的因素解构为存在整体的内在驱力。这一拆解赋予了意识经验运动本身的自足性，海德格尔将《精神现象学》原先拟就的标题“意识经验的科学”解读为“意识的经验科学”，这样一来，“意识才是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主体。而经验乃是科学的主体（主语)”，而黑格尔历史性概念所包含的逻辑必然性就为经验（存在整体）无目的的往返性所取代，由此《精神现象学》就不再是《逻辑学》的导论，《逻辑学》对黑格尔整个体系的支柱作用被瓦解。其次，海德格尔将这种经验往返性称为辩证，并指出黑格尔不是辩证地把握经验，而是根据经验的本质来思考辩证法。海德格尔将意识规定为经验本身的显现，在取消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逻辑必然性的维度的同时，建立起意识经验作为存在本身的绝对优先性。最后海德格尔亮出了底牌，将经验的辩证性称为存在历史性的原初表达，“经验是绝对者的在场(Parusie)。经验是绝对之绝对性，是绝对在彻底的自行显现中的显现”，这一表述无疑可以与《哲学论稿》相互启发，由此，海德格尔在解构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基础上证成了作为源初历史的存在的历史。

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有如下表述，“存有的本质现身乃是历史性地被把握”，乍看起来存在历史的提法和黑格尔历史性概念揭示的“精神的历史”非常类似。黑格尔的“精神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性概念中历史性和逻辑性之间互为条件的整体关系，意识经验的运动或存在整体内在发展和逻辑进程的必然性不可相互替代，存在整体的发展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进程以证成自身，逻辑必然性亦必须体现为存在整体的发展；缺了逻辑必然性一环，存在整体的发展无法被理解，而缺了存在整体发展，逻辑的必然性也就沦为哲学家主观的设想。而海德格尔恰好是将逻辑性理解为哲学家独断或主体性的僭越，他强调他的存在的历史并不是描述逻辑范畴之间的相互过渡，它不是历史逻辑或思维原则组成的严密体系，而是存在本身的发生，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揭示。为了避免和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包含的逻辑必然性相混淆，海德格尔用“存在的命运”(das Geschick des Seins)来表达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包含了思维或逻辑对原初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梳理的形而上学谱系中，黑格尔处在非常矛盾的地位，海德格尔一方面认为黑格尔业已突破传统的实体形而上学，即肯定了黑格尔从形而上学框架下将历史把握为存在整体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表达的开创性贡献，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已包含了发展成为存在的历史的基本要素；但另一方面又厌恶黑格尔将存在整体的发生贬低为逻辑范畴的中介、将思维规定为存在本身的意义之源的做法。故此，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历史依然隶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它代表了近代的主体形而上学：任何一种具体的思想形式或文化虽然是为历史所中介的，但只有在绝对精神自我认识或逻辑必然性的支配下，才能界定诸如国家、艺术、宗教乃至具体的思想究竟发展到了哪个环节，才能达到历史本身的透明性。

从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性方面来看，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有所继承，珀格勒据此将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归入到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效果史之中，但按上述分析及珀格勒的后续梳理，海德格尔建构存在的历史同时即是对黑格尔精神历史的解构，这种存在历史在索福克勒斯和荷尔德林作品中的表现便是命运，因而后期海德格尔的关注点不再是作为此在（人）存在方式的理解，而是倾听和领会存在的历史，他据此主张艺术比哲学更具有优先性，而阐释学的任务也转变为“带来福音和消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解构一方面应和自身思想的转向，正如美国学者帕尔默所言，“海德格尔思想的诠释学特征，在其后期著作中呈现在其他维度上，但它是变得更多而非更少诠释学的”，另一方面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历史性思想，西方现代阐释学的任务变得更为明晰：存在本身的历史性如何得到揭示。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没有要求以哲学思维来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然而，当他将形而上学思想视为统一的存在遗忘史，并在技术时代看出它的极端尖锐化的作用时，他恰好就把一种内在的连续性赋予了历史……这种历史意识的广博性并不亚于黑格尔的绝对哲学”。

三、历史的逻辑性vs.效果历史的开放性——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的重构

在海德格尔完成对黑格尔主体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后，伽达默尔认为已具备了足够的历史间距来对黑格尔思想做更进一步的吸纳。他以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为出发点，悬置起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逻辑性维度；但他却并不像海德格尔后期那样赋予艺术对哲学的优先性，故而他更依赖黑格尔历史性概念包含的整体性维度，肯定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相互生成，从而将历史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理解为相互规定。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在主体形而上学的框架下已然把握住了理解和历史的内在关系，即“与现实生命思维性沟通”，他在这个方面追随了黑格尔而非海德格尔，将历史规定为人自我理解的条件和根据，这就是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学说”。当代法国阐释学大师保罗·利科认为效果历史意识“标志着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效果历史意识也可被视为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两种相互对峙思想进行综合的结果，正如让·格朗丹(Jean Grondin)所言，伽达默尔从“存在之为历史”这一方案中获得了意识通过理解历史完成自我理解的洞见。

同海德格尔一样，伽达默尔也对黑格尔的经验概念情有独钟，并将其作为重构历史性概念的入手处，与海德格尔在宏观层面重构经验概念的进路不同，伽达默尔更侧重从黑格尔经验概念内部的关键点入手，而这个内部的关键点就是经验之为意识之颠倒(Umkehrung des Bewusstseins)。黑格尔通过对意识自身结构的分析，勾勒了认识与对象如何相互检验，“意识现在有了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种对象的经验”。这个检验过程具体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意识认为对象是区别于自身、独立于自身的，因而被设定为自在的和本质的，是真实者，而认识是意识与对象的关联，它是为意识的。其次，在对象和认识的相互检验中，意识发现对象独立于自身其实是自己的设定，这种独立性实质上是意识所建构的，因而对象也是为意识的。这样一来，认识揭示了对象是为意识的，认识成了对象的对象性，因而认识才是真实者，换言之，原先关于对象的认识变成了意识的第二个对象。最后，黑格尔得出结论：新的对象的出现乃是通过意识本身的颠倒实现的。颠倒意味着：意识只能把握到新的对象的出现，却无法洞见新的对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意识改变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而在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看来，伴随新的对象的出现，意识自身发生了变化，在整个意识发展的历史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赋予颠倒以双重含义：从意识的角度来看，新的对象是对旧对象的认识，是认识与对象关系的颠倒；从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的角度来看，新的对象的出现意味着认识对象方式的变化，新的意识形态是旧的意识形态自身结构的颠倒，意识本身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伽达默尔在颠倒概念中透显出了经验的结构——否定性、对象和认识之间整体的关联性，而否定性也是吸引海德格尔的关键点。但与海德格尔将否定性解读为辩证性不同，伽达默尔注意到黑格尔在讨论经验概念时做的一个重要论断，“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况”，伽达默尔进而把经验概念的否定性与怀疑主义相联系，“黑格尔把经验设想为正在行动的怀疑论(sich vollbringenden Skeptizismus，即怀疑主义)”。伽达默尔将否定性与怀疑主义联系起来，是为了强调对象和认识之间的整体关联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连续过程、无限过程，他创造性地将之发挥为理解活动的根本特征，经验无限性或历史的多元性保证了理解的开放性。

以经验的无限性为核心的阐释学经验是伽达默尔对黑格尔历史性概念重构最核心的地方，改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伽达默尔引证的怀疑主义并不同于黑格尔意义上的怀疑主义。黑格尔认为，怀疑主义和意识自身的颠倒一样，都是为了趋向于真理这一目标，因而带有逻辑的必然性，怀疑“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作为意识自我检验的怀疑实质上是一种作为规定的否定，换言之，怀疑主义虽然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否定性，但却在具体的怀疑行动中确证了所谓的无规定也是一种规定性，正如没有目标实际上也是一种目标。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作为规定的否定作为历史的逻辑性，其运作方式实质仍是一种独断论，他的效果历史意识所构建的是哲学阐释学意义上的否定，即“对象本身并不坚守住。新的对象包含关于旧的对象的真理”。其次，伽达默尔认为颠倒的结果并非指向知识、对象乃至知识和对象相互规定的关联体的最终确定性，而是三者的开放性。黑格尔构造的意识的经验是直接的认识形式提升为绝对知识、个体意识返回到作为自身存在根据的存在整体的历史道路。这一历史的道路兼具了认识和对象相互关联、互相成就的整体性和前进发展的必然性。伽达默尔部分接受了黑格尔的洞见：对象的改变意味着认识领域的扩大和认识方式的提升；但他同时又认为“经验的辩证运动的真正完成并不在于某种封闭的知识，而是在于通过经验本身所促成的对于经验的开放性”，伽达默尔批评黑格尔忽视了此在的有限性，换言之，从此在有限性的角度来看，理解活动不会最终完成，而只能像经验那样无限开放，那种要求历史绝对透明性的要求只是主体形而上学一厢情愿的想法。最后，伽达默尔将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整体性维度提升为经验所揭示的自我知识的加深和对象知识的扩大的一面，并将之作为理解的原初条件。

近代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客观的经验必须排除任何历史性的因素，以此实现经验和真理的等同。黑格尔和伽达默尔则与之相反，他们都同意经验的历史性，超历史的真理是虚妄的，真理是一个过程。但如果落实到“理解究竟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上，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以历史的逻辑性掩盖了历史的多样性，伽达默尔非常幽默地称自己是“恶的无限性的辩护人”，并因此和黑格尔处在对立之中。在黑格尔那里，恶的无限指的是与有限相互对立的、永远向外扩展、不能自我实现的无限，具体可能表现为数学意义上的无限或者费希特的“无限进展”或施莱格尔的“反讽”。黑格尔主张一种真无限，即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种理性的自我满足和必然进展。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本身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过程，为黑格尔所批判的恶的无限恰好真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他虽然肯定阐释学的理解必须以黑格尔历史性概念中的整体性为条件，但却坚持必须在一种新的情景下去界定理解的主体。黑格尔的主体是超出个体的普遍者、存在整体，因而历史是存在整体自我实现的必然历程。伽达默尔所构建的理解的主体性是个体的自我意识，历史支配着个体。两位思想家都注意到个人不是历史的主体，反而是属于历史的，历史是理解的根据。在追问理解之根本条件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坚持了此在有限性的立场，对在黑格尔那里使历史过程完全透明的逻辑必然性抱有警惕。他通过重构黑格尔的历史性概念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将否定性视为理解无限开放性的源泉，以此对抗黑格尔历史的逻辑性。效果历史意识无非是理解历史和自我理解之间的循环整体，它既规定了个体意识，又决定了其有限性。

四、反思与小结

历史中是否具有理性，是否具有逻辑？毫无疑问，黑格尔和西方现代阐释学都承认历史本身的整体性和内在性，但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学哲学家对历史中具有理性的观点无疑抱有存而不论的态度，更不会承认历史具有逻辑性。但是假如我们尝试抛开西方现代阐释学对有限性立场的偏爱，而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再次同情之理解地考察其历史性概念，就会发现对黑格尔而言，历史和逻辑本身就是一回事，并不存在谁支配谁的问题。黑格尔绝不是浅薄地主张历史会按照逻辑范畴的规划发展，相反，上文已多次强调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无非就是历史或世界本身的可理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始终是阐释性地看待历史，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是意义本身的展开。因而可以说这种历史的逻辑性并不是穷尽了所有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知识，而是对意义的生成机制和意义本身层次的透彻掌握，由此才可能依据历史性去考察历史的特定阶段是否真正实现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原则。而西方现代阐释学不会否定历史本身的可理解性和对意义生成机制的把握，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西方现代阐释学或许可以达成一致，黑格尔从来没有否定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他只是认为这些多元的意义需要依据意义生成的机制和意义本身的层次加以理解。我们或许大方地承认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逻辑性不再有新意，但却不能批评这一洞见毫无意义。黑格尔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意义可能正在于，坚守有限性或个体性的立场和坚持真无限的立场都有其局限，我们既不应该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否定理解多样性和历史多元性的意义，也不应该固守现代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超越的立场去狭隘化黑格尔思想的全貌，更合适的做法是将近代思想境遇和现代思想境遇纳入一个真正的历史关联体之中，为阐释学的当代转型找到新的思想生长点。

（原文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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