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成都十二桥畔的民革英魂

四川成都十二桥烈士墓园中，长眠着32位在成都解放前夕不幸遇难的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其中有曹立中、王建昌和黎一上三位民革烈士。这三位民革同志，都是因不满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暴政，毅然投身地下工作而被捕遇害的。

1949年12月7日深夜，飒飒西风夹杂着绵绵细雨，在成都西门口外的十二桥下，突然传来了轰隆隆的卡车声，随即又响起接连不断的枪声和呼喊声。谁也不知道，就在这黑沉沉的夜幕中，共有32名中共地下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革命进步人士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十二桥血案”，而此时离成都解放只剩下20天。在牺牲的32名烈士中，有3名年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他们分别是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3位烈士。他们最年轻的只有25岁，最年长的也不过28岁。他们为什么被抓，又为什么会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被杀害呢？

▲十二桥烈士陵园。

▲曹立中。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三个陌生人走到了一起

曹立中，又名曹炽昌，四川省荣县人，生于1924年10月21日。他父亲相信为人行事应当不左不右，立乎其中，所以给他的儿子取名“立中”。但立中的性格与他的名字恰恰相反，遇不平之事往往不守中立，而是奋起斗争，坚持到底。在成都读高中时，他在路上见国民党宪兵无故殴打一位同学，愤然上前质问，结果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抗战期间，他眼看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于是开始探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1944年，曹立中考入成都光华大学后，经常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民主青年协会成员接触，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些革命者手里，他读到《新华日报》《观察》等报刊，得到很大的教益。他说：“过去，我觉得国民党政府腐败，但不知它为什么腐败，现在才弄清楚，它是代表旧的、反动的潮流，其所作所为，必然是历史的倒退，必然走向垮台。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血案之后，成都又发生国民党特务分子毒打和逮捕川大同学、民盟盟员李实育事件，全市广大进步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要求释放李实育的斗争高潮。曹立中踊跃写壁报、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他还对贴出的标语巡回守望，防止特务撕毁。他说：“谁敢撕标语，我就和他拼了！”

▲王建昌。

1949年2月，曹立中经人介绍，参加了民革。在办理填表手续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名字要不得，我要先进而不守中立，我愿化为炽烈的光焰，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昌盛而闪烁，就把我的名字填为炽昌吧!”他参加民革后，任民革川康分会组织处干事，担负光华大学的组织发展工作。他的工作异常积极，不久就发展了十多个成员，其中一些人立即被派往川南一带开展地下武装斗争，有的人归曹立中单线联系。

王建昌，1923年生于四川宜宾县泥溪区。小时家境贫寒，靠舅父接济上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为人处世富有正义感。在宜宾县中学读书时，对校方无理开除学生、克扣学生伙食等做法极为不满，常常担任学生代表，向校方和县教育局请愿抗议。1948年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先后在成都税捐处和眉山法院任职，皆因与上司不合去职。后回成都，结识了民革川康分会副主任李宗煌，在李宗煌的帮助教育下，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了深刻的认识，于1949年春加入民革。之后，他首先以四川大学为基地，发展了一批成员，其中就有黎一上。

▲黎一上。

黎一上，又名黎汉林，1921年生于四川铜梁县东郭乡铁佛寺村。在本县读书时，刻苦用功，酷爱文艺。他写的文章，笔意流畅，说理深邃，同学们争相传阅，誉为佳品。1944年，经铜梁县保送入四川大学法律系深造。黎一上政治上很敏感，非常关心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往来密切，经常一起参加活动。1948年，四川省政府制造“四九”血案，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他发起创办《新铜梁》刊物，以犀利的文笔，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川大未毕业，他又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949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根据上级指示，在军校发展组织，进行策反工作，以期争取一部分军官、学生起义。经过他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军校就发展了十多个民革成员，黎一上担任了小组长。同时，他又以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吸收了三十余人，作为团结对象。

智取军用地图，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1949年，民革川康分会筹组的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准备在崇宁县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崇宁、灌县、邛崃、雅安等地的军用地图，遂派人向川康分会求助。经川康分会研究，认为这种地图只有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才会有，而黎一上在军校的地下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因此即派王建昌与黎一上联系。黎一上虽然知道这个任务十分艰巨，风险很大，但为了革命的需要，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机要室的地图保管员。他开始以交朋友的方式，请保管员吃酒打牌，继而又借聊天了解那位保管员各方面的情况。原来，他对国民党的前途十分悲观，不愿再跟着干下去了，只想得到一笔钱，去外地另谋生计。于是，黎一上趁机提出，要他把军用地图弄出来，可以换取一定的报酬。保管员欣然同意了。

军用地图的保管十分严密，常常是双人轮流值班看守，一时不易下手。一天晚上，雷雨大作。趁值班同事打瞌睡的机会，保管员在雷雨声中偷偷取出一卷地图，挟在雨衣内带出大门，径直送交黎一上。黎一上接过地图十分高兴，但打开一看，并非灌县等县的地图，而是龙泉山一带的。原来保管员在窃图时心慌意乱搞错了。黎一上叮嘱他再想办法，他虽一口答应，但回到寝室后，前思后想疑惧万端，觉得此事必然很快败露，金钱事小，性命事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天一亮就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是国民党训练军官的重要基地，经常得到上级的褒奖。而此时居然发生了军用地图被窃、地图保管员逃走的重大事故，当时军校校长关麟征觉得颜面扫地，他对负责案件的特务人员要求：“马上将罪犯缉捕归案，一周之内抓不到人，将你们军纪论处!”

过了几天，黎一上始终不见保管员的人。他向代替王建昌前来与他联系的曹立中报告盗军用地图发生差错的情况，并将龙泉山地图交给曹立中转交川康分会。可是，他还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和他同王、曹的联系，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察觉了。

原来，曹立中在光华大学发展民革成员时，被混在学生中的中统特务赵某察觉。赵假装进步，与曹频繁接触，炫耀自己如何反对蒋介石，如何拥护共产党。曹立中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没有觉察，甚至将他发展进了民革。从此曹立中的行动都被叛徒报告给了中统特务机关。1949年5月16日晚，曹立中到春熙路悦来商场品香茶铺赴约，至10时许，约会的人仍未到场。曹起身回校，一出茶铺就被数名大汉强抓进汽车，押送至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王建昌也是在川大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发展民革组织时，被特务察觉，转报省特委会。省特委会在抓曹立中的同时，派人到东大街宜宾旅馆将王建昌抓获。而黎一上的活动情况，也早被敌特机关所掌握。1949年5月中旬，曹、王、黎三人被捕后，因系同案，被一同解送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

狱中英勇斗敌，血染锦水桥畔

在成都将军衙门街的四川省特委会的监狱里，黎一上、王建昌、曹立中和被囚禁的其他革命志士一起，每天虽然忍受着生活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但表现得十分坚贞、英勇、顽强，敌人无论使用刑讯逼供，还是许愿诱供，都没有得逞。因此，他们各自发展和领导的组织、成员都安全无恙，未受损失。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暗无天日的牢狱变成了革命的大学校，变成了革命的大家庭，变成了与敌斗争的战场。

6月份的一天，一个操着川南口音的年轻宪兵在值班看守。曹立中见左右无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得知他姓李，和自己同是荣县人，经进一步交谈，还知道他们有亲戚关系。曹即抓紧机会向李进行形势和前途教育，请李为他们做些传递消息的事情。不久，曹立中请小李带出一张纸条，告诉战友们说：“我们几经非人拷问，未供出组织及一个同志。为了革命，纵然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寥寥数语，道出了烈士们的英雄本色。

狱中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被捕的同志分别住在七间阴湿、霉臭和臭虫、蚊子成群的牢房里，特务为便于监视和防止意外，不准挂蚊帐，也不准点蚊香。每间牢房有一个或两个狭窄的铁栅窗以及专供送饭、送水用的一个小洞，牢门经常用大锁锁着。每顿吃的是夹生、数量很少的有很多谷、稗、鼠屎、砂子、虫子、草节、霉米的“八宝饭”，有同志曾经数过，一碗饭里就有280多个谷子、稗子。喝水也是相当困难的。平时不能自由呼吸新鲜空气，更不能自由大小便。艰苦的狱中生活，并没有消磨掉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和狱中同志的意志。他们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灯光，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很不容易得到的书报。书籍都是同志们的家属通过多方转托关系，艰难送进去的，而报纸则多是通过做看守宪兵的工作，高价买来的。他们用敲打牢房之间的墙壁作联络信号，对上暗号后，一边嘴靠着墙小声说，一边用耳紧贴着墙壁听，用这种方式来交流情况，互相鼓舞斗志。

1949年10月间，在听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后，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和狱中的同志们欢欣鼓舞，非常兴奋。他们虽然不能尽情地高歌，但是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表示内心的喜悦，他们在墙角边轻声细语热烈地庆祝这个用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艰苦的斗争换来的光辉日子！

1949年11月，向西南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突破了川黔防线，进迫重庆。在成都的毛人凤，立即在成都东门街召集在成都的军统特务秘密筹商组织游击暴乱和布置潜伏特务电台，并召见军统在四川省特委会负责司法的秘书罗慧开，询问关押在特委会的“罪犯”还有哪些人，并叫罗慧开缮造名册送他核阅。罗慧开秘密地把名册统计好后，送交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

徐中齐把名册交给毛人凤后，毛逐一阅看后，在名册上批了“一律枪毙”四个字，然后叫徐中齐向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王陵基请示。王陵基仍旧批示“一律枪毙”，并要求徐中齐作出一个行动计划，要做到绝对秘密，不能闹出事来。

徐中齐布置屠杀的具体方案后，还派人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领取步枪100支、机关枪10挺、手榴弹和子弹若干发，汽油若干桶，准备到夹江、洪雅打游击。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出乎了他们意料，徐中齐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将日期提前，地点改在西门外郊区，并商定于12月6日和7日两个夜晚，按原定计划，由稽查处和特委会先后执行。

12月7日深夜，国民党特委会、稽查处各一人到看守所去提人，每次都是由两名特务提一个，押到会客室门外，由特务用绳索进行捆绑，嘴里塞一团棉花，用布将眼睛和嘴严严蒙住。特务们还假惺惺地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是把你们转移到另一安全地方去。”午夜，特务把关在省特委会的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等32人捆绑完毕，拉上汽车。

随后汽车开到成都新西门城门口的十二桥外约200米的地方，在一条弯曲的防空壕（壕宽约1米、长50米、深不到1米，是抗日战争时挖的）边停下。特务们每次在汽车上拉下两个人，由四个特务左右挟持送到防空壕去杀害。先用刺刀刺杀，因为绳索捆得太紧太密，连刺刀都刺不进，只好改用枪杀。但又怕枪声惊动附近的居民，于是叫汽车司机把车子发动，加大油门，用喇叭的轰鸣声来掩盖罪恶的枪声。这样来回往返16次，直到凌晨两点半，才把被关押的同志全部杀害。

屠杀阻止不了黎明的到来，不过20天，成都就解放了，但是十二桥牺牲的烈士，却永远看不到这一天。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在成都解放前夕英勇牺牲的烈士，在第一时间开展寻找烈士殉难地点和发掘遗体的各项工作。

1950年1月19日上午9时，成都市各界人民隆重举行十二桥殉难烈士公祭典礼。层板厂大门上方悬挂着“成都市各界人民公祭革命被难烈士”的横幅，大门两侧悬挂着“以一死促民国之终，送断青天悬白日；为众人创共和之始，流将赤血染红旗”的对联。厂内挂满了各机关、团体、人民群众、亲戚朋友送的挽联、花圈。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到会代表和群众无不满怀悲愤，深切悼念。1月20日，为烈士们举行了公葬，将在十二桥边牺牲的32位烈士和在抚琴台牺牲的3位烈士，以及在白公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安葬于青羊宫的二仙庵墓园。

◎ 主要参考文献

1．《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982年。

2．《十二桥边草青青——成都十二桥烈士传选》，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