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关学宗传》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关学自北宋张载创立之后，作为宋代理学四大派别之一，与濂学、洛学、闽学相提并论，历经宋、元、明、清80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一部绵延不绝的关学史，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关学史的研究，明代大儒冯从吾首开先河，撰有《关学编》四卷。其后，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等人对其不断续补、增订，出现了数个内容交互的《关学续编》，为进一步探讨关学思想源流、道统谱系，了解学人生平行谊、理论著述，研究关学思想特征、精神气象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民国初年，四川成都双流人张骥侨寓关中，以“在关言关”的高远情怀潜心关学，洞察到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学思潮不断涌现，“关学之式微久矣！”[1]《自序》同时，又深感《关学编》及诸《关学续编》等关学史著作“卷帙寥寥，搜罗未广”，忧虑“诸儒学说都付阙如，后学问津，茫无把握，关学之奥义未窥，邹、鲁之渊源何接？”[1]《自序》于是，慨然以道自任，遍访前贤道场，东游二华，北过三原，西望凤翔，南瞻周至，目睹了“讲台鞠为茂草，垩室毁于兵戈”的凄凉景象，发出了“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乎” [1]《自序》的哀叹！同时，肩负起了振兴关学的神圣使命。他效仿周海门《圣学宗传》、孙夏峰《理学宗传》编纂体例，采集书籍1300余种，三易寒暑，收录了从宋代张载到清末柏景伟、刘古愚等在内的240余位学人，以本传为经，学说为纬，撰成《关学宗传》一书，成为系统梳理关学史发展历程的重要学术著作。
《关学宗传》全书约25万字，最早排印于民国十年（1921年）。该书自问世以来，其学术价值及其在关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与深入研究。2011年，我申请的“张骥《关学宗传》整理及其关学史意义研究”课题获立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关学宗传》一书得到系统地点校整理，并作为《关学史文献辑校》的主干内容之一，与《关学编》《关学续编》等关学史著作合为一体，于2015年1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自此，《关学宗传》作为关学史上叙事时间最长、涉及人物最多、内容最为详备的文献资料，得到了推广与普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关学宗传》主要内容
从编纂体例与形式来看，该书对胪列的学人严格按照标准裁定。如《例言十二则》规定：“以理学为范围”，“诸儒仅以关中为限”；“以地系人，纵讲关中之学”，“生存者槪不录”；“是编不立宗派，节取众长，凡有关于身心性命、发明圣学者，得搜采之”；“传后附诸儒学说，悉本全书录入”等。该书共56卷，其中，宋代6卷，金元3卷，明代21卷，清代26卷，附录2卷，共为240余位学人谱写传记，个别传记末尾还有附传，述及子弟门人大约26人。全书采用人物传记形式，各传内容大致先胪叙人物生平行实、师承授受，再钩沉其思想要旨、学术影响，列举其主要理学著述，并附诸儒之经典著作、语录于传末。对关学学人及其思想学说、理论著述、经典语录等进行甄别考量，取舍得当，文气贯通，体大思精。
从思想内容来看，该书以“关学宗传”命名，那么，何为关学之“宗”？其又是如何承“传”的？“宗”与“传”之间是怎样的维度关系？《关学宗传》开卷为《横渠张子》，以张载“鸣道一方”之功，善“体”圣人之意，首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精神，高扬了孔、孟圣学，故为关学一代宗师。但是，张骥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关学在张载之后承“传”过程中的学术裂变与衍化现象。尤其是金元以降，诸儒或学宗张载，或恪守程朱，或推崇陆王，关学呈现出思想主旨与工夫路径截然不同的诸多学术派别。如何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关学与异地诸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学术衍化，以利于更加客观地反映、再现关学的发展历程，是张骥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从《关学宗传》所录240余位学人的传记来看，关学不仅有自己完整的历史，而且绵延800余年、影响极其深远。这些被载入史册的学人，以其毕生的道德实践，去达致“道以参赞天地为量，学以求至圣人为归” [1]《自序》的理想境界。诸儒在思想上虽分门户，工夫路径上亦有分歧，但殊途同归，万法归宗，都是对孔、孟圣学的坚持与高扬，是对儒学的一种承传。对于这一点，张骥在《关学宗传·自序》中有过详细论述：“盖关、闽、濂、洛之学，卽邹、鲁之学。虽鸣道一方，皆有圣人之一体。”“邹、鲁之学，寄于关、闽、濂、洛”，学子们“假途于关、闽、濂、洛，以寻源邹鲁”。显然，在张骥思想中，关、闽、濂、洛等理学派别，是儒学适应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形态。各学派在思想主旨与工夫路径上虽有差别，但在“内圣外王”的修养目标上是共同的。正因如此，张骥将历史上关中地区240余位理学家悉数纳入《宗传》，且不论其入程朱，还是入陆王，都是入孔门，走的是孔孟儒学的正道，承传与坚守的是儒学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是对孔、孟儒学正宗地位的捍卫与坚守。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认识，《关学宗传》以宏大的规度，破除理学内部门户之见，博取兼容，收录240余位学人，为关学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二、《关学宗传》学术价值
《关学宗传》自其面世以来，以其叙事时间长、涉及人物多、内容详赡而成为记录关学发展历史、反映关学发展面貌、承载关学思想气象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一部首尾完具的关学史文献资料。其学术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呈现了一部系统的关学发展史
《关学宗传》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将关学置于宋代以降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探究，通过学人学术命运的起承转合，折射出关中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风貌。可以说，《关学宗传》既是关中理学发展的形象写实，也是中国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关中发展的真实再现。全书清晰地勾勒出关学800余年的发展历史，揭示了关学的发展进程。宋代张载“开门授徒，分濂、洛之席，绍邹、鲁之传”，创立关学；蓝田三吕、华阴侯仲良、武功苏昞等诸儒“阐扬师旨，道学风行” [1]《自序》，关学得以承传光大。金元杨君美、杨奂、杨恭懿、萧维斗等人服膺程、朱，笃信好学，操履不苟，真履实践、“通道力行”[1]《维斗萧先生》，关学呈现出“埙吹篪和，济济雍雍，横渠遗风将绝复续” [2]《原序》的景象。明代王恕倡道三原，王承裕缵承家学，创建宏道书院，为天下培育大批英才，关中士风为之丕变；南大吉兄弟“笃信文成”[2]《原序》，讲学湭西书院，并将心学传入关中，至此关学“门户分矣”[1]《自序》；冯从吾“予告还乡，提倡绝学” [1]《自序》，创建关中书院，关学得以中兴。冯从吾之后，关学渐趋转衰。清代李二曲以坚苦卓绝之身，肩程、朱、陆、王之统，力维纲常；李元春以贤圣自期，尊崇正学，匡弼时风；贺瑞麟亲业其门，光大师旨；柏景伟、刘古愚闻风而起，倡导西学，传统关学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趋于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张骥在《关学宗传·自序》中提出：“茫茫绝绪，继续何人？吾寓关中，留心关学。以余所见，三水萧筱梅，坚苦卓绝似二曲。临潼郭希仁，明体达用类古愚。而所闻则有高陵白悟斋，蓝田牛梦周，恪守西麓之传，皆关学之晨星硕果。然窃不知此外尚有人焉否也？”牛兆濂、白悟斋、郭希仁、萧筱梅作为民国时期的关学后劲，肩负着存亡继绝的神圣使命。尤其是牛兆濂，作为清末民国时期一代大儒，恪守师说，极力捍卫程、朱理学，是张骥《关学宗传》一书中提及的最后一位关学学人。这对研究关学发展史，解构“关学”概念，了解关学的思想特征与精神主旨，研究传统关学的时代下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说，一部关学史，折射出了理学由兴起到衰亡的全部过程；一部关学史，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轨迹作了有启示意义的诠释。
二、大大地扩充了关学史人物研究范围
《关学宗传》是明清以来出现的诸多关学史著作中，涉及人物最多的一部著作。所述宋代学人18人，金、元学人28人，明代学人106人，清代学人89人，附侯可、申颜2人，共243位学人。比《关学编》及诸《关学续编》约增加170余人。
具体地说，宋代增加了潘拯、李复、张舜民等8人。其中，潘拯作为张载弟子，“居则侍立，出则杖屦，服勤至死，心丧三年”[1]卷六《潘康仲先生》；李复“于吕、范诸子为后辈”，然犹及横渠之门”，曾因上书朝庭“乞罢造船事” [1]卷六《李潏水先生》而享誉天下；张舜民曾从横渠学，王安石行新法，曾上书言“便民所以穷民，强内所以弱内，富国所以蹙国。堂堂天下，不应与小民争利”[1]卷六《张芸叟先生》，为时论所热议。作为张载后学，上述学人在《关学编》及《关学续编》没有出现，在《明儒学案》中曾被全祖望从别的文献中“淘出”，《关学宗传》正式为之立传，符合历史真实，大大丰富了关学史的内容。
金、元则增加了张君宝、宋汉臣、员善卿、吕文穆公等19人。其中，张君宝竭资罄产，修复倾圮的文庙；宋汉臣曾与“关西夫子”杨奂、历史学家元好问等人一起论道洛西，及门受业者甚众；员善卿自幼与杨奂友善，以道义相切劘；吕文穆公师从许衡，累官陕西道按察使知事、四川枢密院都事。河东关陇地震，他与萧维斗各设问数千言以究其理。这些学人的出现，大大扩充了元代的关学学人范围，为研究元代时期关学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代增加了尚士行、赵孟旸、马巨江、马尚宾、姚微之、李静庵、刘近山、周淑遠、文太青等约80人。尚士行，学通五经，与赵孟旸、马巨江等乐道讲学，“以斯文为己任”，“为关中学士所宗”。[1]卷十《赵孟旸先生》马尚宾是三原马理的祖父，专意《中庸》，善《易》能卜，对马理的学术思想有间接的影响。姚微之与李介庵、薛思庵诸儒为讲友，故冯从吾有“介庵以理学鸣关中，而先生与之为友，交磔互励，俱成名儒”[1]卷十《姚微之先生》的说法。李静庵曾师事李介庵，作止语默，一以介庵为法。冯从吾赞之“一介不苟，清节懔然，当此狂澜，真称砥柱。”[1]卷十《李静庵先生》刘近山亦为李介庵弟子，专属《易》经，与宦者刘瑾同乡，瑾雅重其人，召为太仆少卿。近山因中官荐用而郁郁寡欢，甚不自安。刘瑾败迹，近山自劾求致仕去。“日食常不给，公服外无余衣。”[1]卷十一《刘近山先生》这些学人的出现，弥补了明代初期关学史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至明季，周淑远潜心问学，以廉平著闻，晚年与冯从吾讲学关中书院，“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圣学颇足自信，盖淑远倡之矣”。[1]卷二十五《周淑远先生》文太青以文学著称，日讲习内圣外王之学，从游者以数千计，人称关西夫子。潜心邵雍《皇极经世》之学，“诗不肯袭唐，赋在汉人以上，奥博不能读。四方从学者至三万余人。”[1] 卷二十九《文太青先生》成为晚明关中极赋盛名的学人。
在清代则增加了李柏、李因笃、李叔则、王山史、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70余人。李柏、李因笃与李二曲并称清初“关中三李”。李柏其学“贯穿百家，勃窣理窟”[1]卷三十二《李雪木先生》，一生甘贫乐道，兢兢自守，不肯苟就。“山林之间，卓然一家”[3]。李因笃受业于文太青之门，博极群书，然一以朱子为宗，尤擅于音训之学。被时人誉为“国初鸿博首推关西李氏”[1] 卷三二《李天生先生》。李叔则师从文太青，文采飞扬，诗文皆不起草，即席伸纸即书。其学“一以传注为归”，“晚乃托隐于禅，释典道藏，多能究极”。李二曲曾向他叩学质疑，“颇称投契”。[1] 卷三四《李叔则先生》王山史以文章博雅名动天下，尤工于书法，当时碑版多出其手。与顾为武交谊甚笃，顾炎武来陕游华山时，闻王弘撰之名，遂往访之，二人结交。顾炎武有“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4]之说。晚年，尤邃于《易》，究尽关、闽、濂、洛之学，与李二曲、李柏、李叔则、李因笃并称“五虎”[1]卷三七《王山史先生》，称雄关中。对这些重要学人的补入，使清代前期关学史特别是关学学人思想的传承授受更为明晰，内容更为充实。
此外，晚清有贺瑞麟师从李元春，于周、程、张、朱之书无不悉心究极，愤志圣贤之学，绝意仕进，学诣深纯。先后主讲正谊、学古书院，修己教人，一以程、朱为法，丝毫不容假借，一时躬行实践之士多出其门。柏景伟之学以慎独实践为宗，曾与刘古愚创立“求友斋”，以经史、道学、天文、地、掌故、算法、时务诸学教诸生，关中士风为之一变；刘古愚其学推重陆王，會通程朱，提倡讲学不分门户，而以致用为期。其思想“大要以诚明立体，以仁恕应物，直指本源，切于世用”[1] 卷五十六《刘古愚先生》。其所勾勒，使明清的关学思想特征得以明显呈现。
以上学人的出现，大大扩充了关学史学人研究范围，为关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学史研究的空白。
三、保存了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关学宗传》仿照学案体著作的编纂手法，保存了部分学人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成为该著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如上所述，该著不仅扩充了关学学人的研究范围，更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在《自序》中，张骥讲过：“诸儒学说载在全书，文章语录美不胜收。兹择其精微纯粹者著于编，若全文脉络贯通、相承一气，如张子《东、西铭》《吕氏乡约》之类，均抄录原文，不敢妄加删节。得益于张骥的体裁优长，众多学人的理论著述得以保存。
如张舜民《乞追赠横渠张子疏》：“臣伏视凤翔府横渠镇故崇文院校书张某，学际天人，诚动金石，义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厌，万钟何加！口如不能言，体若不胜衣，议论感激，凛如秋霜，虽万军之将，不足言其勇也。平居与人言，退然若不知读书者。坐而讲贯，剖别是非，谈辨如流，虽滔滔江河，不足方其广也。著书万言，名为正蒙，阴阳变化之端，仁义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乱国家之经，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子、扬雄之流乎？如荀况辈，不足望于某也。关中学者靡然就之，谓之'横渠先生’。”[5]是宋代以来对张载最客观、也最可信的评价。该疏在宋代，就被赵汝愚编入《宋名臣奏议》中，足显其史料的价值。张骥将之附于主传之后，便于读者按传而考，省却检索文献之苦，而得最详之要。
又如金元时人吕文穆公，曾师从关中大儒许衡，许衡“为祭酒，举公为斋长，辅成教养，其功居多。”[1]卷八《吕文穆公》。许衡过世后，他撰有《祭鲁斋先生文》：“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义在朝廷，功业在后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为门人者不当以是渎陈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以告之。”对许衡一生的道德功业予以高度赞扬，较之《关学编》及《续编》，增加了更为直接的原始资料，大大方便了后人的阅读与探究。
再如明代《王秦关先生》传后，附冯从吾《秦关全书序》及《秦关王先生像序赞》等，称“蓝田王秦关先生，理学醇儒也，其学以尽性无欲为宗，近里著己，甘贫苦节，世共高之。”[6]《秦关全书序》“清臞之貌，笃实之学。四吕而后，公称先觉。昔聆公训，今拜公祠。辟邪崇正，百世可师。”[6]《秦关王先生像赞》将冯从吾在《关学编·秦关王先生》里没有出现的内容，以史料的形式附于传尾，这对了解蓝田地区乡约文化、礼文化的发展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还有不少学人的思想资料已经难觅，书中以学案体的形式，摘录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这对于保存关学史文献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明代三原人张玉坡，师事王承裕，与马理为友，言动一取法于古人。正德年间成进士，授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奏“正守令，择将帅，理刑狱，汰冗食”等十二事，因触及中贵，被贬贵州。至则手披荆棘，修葺“寄庵”，“读《易》其中，潜心道学。”[1]卷十八《张玉坡先生》在其传后，附有《寄庵记略》云：“天依气以成象，地依气以成形。使天地非气以为之依，则穹然者无以致其轻清，溃然者无以致其重浊，而造化亦几乎熄矣。然气机运行无久而不敝之理，则夫消息相寻，通塞相禅，亦自然也。安知百年之后，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否晦变迁，不复为千百年之前洪庞沌蒙之始乎？是未可知也，是所谓寄之大者也。”《跋陈孝子格天卷后》略曰：“天人相与之际，不可诬也。古人谓至诚可以格天地，感鬼神，观于孝子，当益验矣。孝子积诚致哀，出于一心之私恳，而天地鬼神卽降佑于冥冥之中，如响应声，无毫发爽，天人相与之际，信不可诬也。……天人有感应之机，理气有相符之理。理之所在，气必至焉；人之所为，天必应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世之人凡事不能尽乎善，为善不能尽乎诚，甚者偶行一事之合理，率出于一时幸合之私，而遂欲求乎天道之应。”上述两段文献资料，对了解张玉坡理学思想及明代三原学派气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相关史料遍寻不着，原著似乎已不可得。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物及其史料，源自张骥亲自走访，大大提高了人物及其史料的可信度，弥补、填充了《关学编》《关学续编》等关学史文献在资料征引上的不足，这对深化关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