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房里的学校（下）市一中||周长荣
作者:周长荣
现在的桂花庵
桂花庵，现在还在，坐落于清江浦区新民西路和长青路的交叉路口。
当然，这里应该是我所知道的“桂花奄”的第三个地点了。原来老一中的校址是它的前身，和福田庵一样，也是建国以后被国家征用的寺庙产业。
1962年，带着那一丝丝不舍离开了福田，六年的小学结束了。我考入了当时的清江市第一初级中学即现在的淮安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说来也巧，市一中的前身和福田一样也是一座庵房。
我们入学时桂花庵的尼姑们已经搬到老一中学校南面的一排小瓦平房的院子里了，那是它的第二个地址。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从那个小院门口经过，“哒—哒—哒…”的木鱼声从奄房里传出，含混但却平和的诵经声飘进我们的耳膜，神秘的小院虽然近在咫尺，但我们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老一中的位置在现在大庆路北的电厂宿舍位置，大门朝北，有正门和边门，很气派。正门门口两边分别挂着两块门牌，一块是已经斑驳的仿宋体白底黑字的“淮阴电力学校”，那是一所大跃进时期利用一中的校舍和电厂的人力资源开办起来的职业学校，后来大概由于三年饥荒办不下去了，留下一块牌子在那儿。另一块就是一中的校牌，与一般都是白底黑字或是白底红字的牌子不同，老一中的校牌是紫褐色的底子绿色的大字，而且字还是凹刻的隶书，因此，老一中的那块“清江市第一初级中学”的牌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记。
大门的西面没有院墙，有一条东西向的七八米宽的水沟。记得上劳动课时在水沟的河堤上我们发现一个洞窟以为是老鼠洞，一个同学把手伸进去突然摸到了蠕动着的凉凉的肉体，这才意识到是蛇，挖开洞窟，逮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鸭蛋粗的花蛇，大家七手八脚打死后抛到水里还咕咕翻着白泡。一汪水塘把一中和对面的城西小学自然分开，刚刚建成不久的城西小学只有有两排面朝南的红砖红瓦平房教室，现在卷烟厂东门大庆路和清河路的交叉处的一中学生宿舍大概就是原来城西小学的旧址。城西小学的后面是当时老清江人都知道的洪门街。
上图为桂花庵里老一中毕业照，左上侧为大殿，院内百年银杏树清晰可见，右上侧房屋是我们当时在校的学生宿舍【1961届学长陆士珍先生供稿】
进入老一中校门，右边和校门院墙连在一起的是一排门朝东的小平房，它是当时的学校传达室和卫生室。左边是两三排前后相距十几米带走廊的教室，靠近南面的第一排是初三三个班级（甲乙丙）教室，初三教室后面的两排大概是当时学校的实验室，图书室什么的。这几排房屋应该是一中作为学校后来建造的。
学校的主要建筑都在大门道路的西面。西面的地势要比东面高一米多，那应该是当时作为寺庙的老地基。从初三教室的门前沿着一条青砖铺设的道路向西，大概有一百多米，有几个扁砖立铺的台阶，上了台阶，上面都是过去的老砖头立起来铺设的小道，路面的砖头表面已经坑坑洼洼。初一教室就在台阶上面，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一新生刚入学的第一天打扫卫生。那青砖小道上砖头缝里的草最不好拔。站在这颇具历史沧桑感的青砖小路上，扑入眼帘的是一片青黛。这就是“桂花庵”的原址老一中的校址。
这些房屋究竟哪些是原来寺庙的哪些是后来建造的不得而知，但桂花庵原有的大殿包括院子周围的房子肯定都是老建筑。大殿在南面，之所以叫做“大殿”，我想这里原来肯定是供奉着最大的菩萨。不过我们在校的时候大殿一直空着，里面什么都没有。大殿其实不大，也就是三四十个平米，呈方形，但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颇有气派。大殿虽然年久失修，油漆的颜色已经灰暗但依旧古色古香。地面铺设的是正方形的大灰砖，大灰砖的表面光滑，有的已经缺边掉角，这里当年的香火鼎盛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轻易不到大殿里面玩，总感觉那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森严。
我们在校时老一中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运动会，运动会的地点就在学校自己的运动场。现在老淮中运动场的西边几十米处就是原来老一中的运动场，两个运动场几乎靠在一起。一中的运动场不比现在老淮中的小，它在一中初三教室的前面。运动场上单双杠都有，记得那时我们下午下课会在运动场踢足球，一次我仰望着天上的足球拼命地奔跑，一不小心撞上了双杠的扶手。双杠是木质的，木扶手的顶端由于日晒雨淋损坏了一角，我的眼睛撞上的就是损坏的那一端。我的眼睛当时血流如注，不过幸亏没有伤到眼球，直到现在，我的眼角还留有那时的伤痕。
开运动会之前，都会用电厂运来的大锅炉炭灰沿着运动场铺设在跑道上，黑色的炭灰上用石灰粉打出白色的赛道特别醒目。运动会是学校的一项重大活动，运动会期间全部停课。运动场彩旗飘飘，比赛如火如荼，大喇叭不时发出赛事通知，播放运动会通讯员采写的新闻稿件。那时普通话并不普及，耳朵里听到学校运动会广播员从大喇叭里发出的标准清晰的普通话时特别激动，忍不住在嘴里跟着大喇叭重复几句。
运动会开幕式上，最出彩的当属学校的腰鼓队了，老一中的腰鼓队在当时淮阴是很有名气的，腰鼓队那时还不断被其它单位聘请外出演出。腰鼓队有几十个人，每天下午课后他们都在学校训练，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们换上统一的银白色绸缎演出服，配上鲜红的腰鼓，神气极了。根据节奏，鼓槌不但敲打鼓皮，还要敲打鼓身，有时是两根鼓槌互相敲打，随着敲打部位的不同，发出不同的响声。在欢快的乐曲声里，几十个人整齐划一的动作，不断变化的鼓点，根据乐曲的节奏一边打鼓一边舞动成了当时一中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概和一中重视体育运动有关，每年的清江市中学生运动会，我们和隔壁的淮中都有一拼，我们最擅长的尤其是田径项目，其中不少项目的冠军非我们莫属。
和小学老师那种母亲般的记忆比较起来，老一中的老师在我的印象里大都是那种很有个性且才华横溢的翩翩才子。
班主任女老师叫王静贞，三十来岁，不知什么原因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儿子住在校园里。王老师教我们数学，对我们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无论与到什么难题，她都很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直到我们搞懂为止。在我的印象里，王老师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说话总是细声慢语，但同学们都很信服她，从不和她调皮捣蛋，从初一到初三她一直担任我的班主任。记得刚上初一的时候，我的爷爷不幸去世向她请假时，我“未语泪先流”，嘴未张开已经泣不成声，老师只是轻轻地抚摸我的肩膀安慰我，老师给我的抚慰如一股暖流，多少年后仍然会不时从我的心中滚过。
语文老师叫肖奋之，有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长期的哮喘病折磨得他未老先衰，腰都显得有点驼了。虽然他身体不好，但他的课却从来不缺。那时候每星期要写一篇作文，一个班级四五十个同学就是四五十篇文章，他对每一个学生的作文都是一丝不苟地细心批阅，一个标点符号，一个错别字都不放过。对写得好的语句用红色沾水笔打上曲线，然后在文章的末尾写上评语。当周末上作文课之前，课代表从老师那里搬来作文本下发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同学领不到自己的作文本。这时，他就会意识到他的作文肯定是被老师留下作为范文讲评了，心里都会有一丝窃喜。那时老师只要讲评到我的作文，心里总会咚咚的跳过不停，脸上窘得红红的不敢看周围的同学，但那份喜悦还是不言而喻的。
地理老师叫周培圆，也是个美女老师，高挑白皙，她的脸上从来都是满满的自信。她上课从来不带教科书也不带教案，就是两支粉笔，一根教鞭。高山湖泊，高原盆地，大江大海，沙漠草原…仿佛整个世界都装在她的脑子里，然后通过她的清晰的普通话链接到我们的脑海，用洒脱的粉笔板书写进我们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大球的好奇，对外面五彩缤纷世界的向往。我的一生对于外出旅游的爱好大概原因就盖出于此吧？
教生物的女老师叫潘铸华，二十出头，个子不高，一头略有卷曲的短发和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她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板书龙飞凤舞潇洒倜傥，直到现在我和老友回忆起来都还是啧啧不已，佩服之至。潘老师看似漂亮温柔，但个性泼辣，对付我们这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小牛犊子很有办法。一次上生理卫生课，两个同学从学校教研室搬来一具用布套子套得严严实实的人体模型放到教室的讲台上，不知是班里哪个调皮鬼把布罩子突然撤掉，在坐的男生“哇”的一声大呼起来，而所有女生都“呦”的一声趴在了桌子上不敢抬头，这时，潘老师刚好跨进教室。一声“起立”之后，女同学仍然趴着没动。看到这一幕，她已经明白了什么，这一节课她没有按课本上的教，而是先把调皮的同学批评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从人的生理结构到人的青春期困惑娓娓道来，她严肃的表情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话语打开了少男少女们心底的难以启齿的困囧，45分钟的一节课，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屏住呼吸，静听老师娓娓道来。其实那时候潘老师还没有结婚。
俄语老师姓陈，瘦瘦小小的个子，脸上有点雀斑。每到上课的时候，全体起立，她都要求我们用俄语说“老师好”，俄语里男老师和女老师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我们都会恶作剧地用男老师的称呼来称呼她，她此时都会微笑着用俄语回应我们说“p一nei一s,wu一qi一jie一li一li一cha（不，女老师）”。下面一片哄堂大笑，一节枯糙的外文课就这样在欢快的笑声里开始。为了提高我们学习外语的兴趣，老师还把学校往届和苏联的通信拿在班级里展示，并鼓励我们按照信封上苏联的地址用俄语写信，那时我们也写了几封，但最后都石沉大海，缈无回音。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其实那时的两国关系已经水火不容了，只不过我们下面的老百姓还蒙在鼓里而已。
教我们唱歌课的叫左老师，他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大概是经历过战争的原因，有一条腿瘸。左老师多才多艺，他不但教唱歌，还擅长指挥，他会篆刻，还懂医术同时兼任着学校校医的工作。他教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团结就是力量”，通过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力量激励着我一生奋发向上，逆境飞扬，至今我都还清晰地记得左老师握着教鞭的青筋暴突的手和他有力挥动着的打着节拍的背膀。
…不再一一写了，老一中的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给了我人生太多的关照，太多的启迪，太多的感动，他们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好的学校，不是有多少漂亮的高楼，多少奢侈的场馆，而是拥有一群好的老师。就像清华大学的奠基人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的小学和初中的老师，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师，他们确是一群好的启蒙者。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但我一直很感恩于那两所奄房里的学校。我总觉得，是福田奄顶头棚里那不知名的大菩萨和桂花奄房里那神秘的木鱼诵经声给了我“头顶三尺有神明”的警示，一种对于神灵的敬畏之心始终存之于我的灵魂。即使在十年浩劫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里，我的心里始终有着一种不变的做人标准，做事的尺寸。
我更感恩于福田小学和老一中的老师们。我想，作为在寺庙奄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校，老师们的道行是否和因果轮回，好人好报等等佛法精髓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他们在那破旧寺庙奄房的简陋校舍里兢兢业业，传道解惑。不但教会了我们知识，更用自身的形象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虽然那时没有教师节，但学生们心里对于老师的由衷的感激远比那个形式上节日要珍贵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在寺庙奄房基础上的学校似乎多了一种佛法的传承，一种宗教的积淀，她比那种没有传承，没有积淀，没有道德信仰基础的的什么什么学城，基础要坚实得多，内涵要饱满丰润得多。
市一中新址老大门和现在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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