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的桃花源
芙蓉街是一个很窄的小巷子，位于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与巷子外东风街上的车水马龙相比，这里相对安静而悠闲。巷子的北首有一座青砖彻成的二层小楼，这就是著名的万印楼，是清代金石学家、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故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去年的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从芙蓉街路过，看到万印楼朱红色的小门十有八九是闭着的。有段时间，小楼门口放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正在修缮，谢绝参观”，但也很少见到来来往往的工人，门仍是闭着的。每当走到此处，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仿佛怕惊动了陈介祺老先生的潜心研究。偶尔会有一种想推门而入的冲动，却又犹豫再三。总怕推开门后，看到的景物与自己想像中的相去甚远。
其实自己心中也明白，陈介祺离去一百多年了，当年的万印楼占地一公顷，现在这几间房屋占地377平方米，仅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被称为“近代之冠”的大量收藏品也早已散失于世界各地。青砖小楼上不会再有陈介祺长衫飘动的身影，万印楼的辉煌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
但这座沉默的小楼，仿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将自己与外面的繁华与喧嚣隔离。一百多年前，住在里面的陈介祺自撰了一副楹联：
曾种桃花不知汉魏 犹存松菊自谓羲皇
这里曾是陈介祺的桃花源。关起门来，这座小楼隔绝了世事纷陈，隔绝了外面的兵荒马乱，隔绝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一头钻进学问中去，让心灵自由地飞翔，不知今夕何夕。
一
对陈介祺，我一度有些不解：一位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从小随父亲在北京读书长大，顺利地做了一名人人艳羡的京官，却义无返顾地回到故乡一座并不繁华的小城，建了一座万印楼，日日与古文字、青铜器、陶器、拓片相伴，乐此不疲，终其一生。这其中，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别的原因吗？
在清代的潍县城，陈家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字伟堂，“嘉庆十三年进士，以名翰入值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道光皇帝师，并授皇长子读，历任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累官协办大学士”。做官做到四部尚书，皇帝的老师，应该算是青云直上了。想当年，陈官俊的母亲，即陈介祺的奶奶九十大寿时，道光皇帝亲笔书写了“耆臣寿母”的匾额，又赠了“福”、“寿”二字，并赏赐珍绮寿礼。此等荣耀不是一般的大臣可以得到的，陈家可谓红极一时。
陈介祺早年随父在北京城读书，自幼聪明好学，“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十九岁入郡庠”，“以诗文名都下”（见《山东藏书家史略》）。之后便是步步青云——22岁考中举人，授中书，后升为侍读，32岁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40岁授侍讲学士衔……仕途上可谓一路绿灯，当然，这与其父亲陈官俊的荫庇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陈介祺生活的年代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一生共度72个春秋。在这72年中，咸丰四年（1854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北京城勤奋好学的“官二代”，家学渊源，交游广泛。在此之后，他是山东潍县小城万印楼的主人，潜心金石，心无旁鹜。
那一年，陈介祺41岁。
早在他辞官之前，陈介祺已着手在潍县修筑万印楼，万印楼修筑的时间是1850年。这是陈介祺为辞官做的物质上的准备，此后，他便默默地等待一个时机，直到1854年，陈介祺借母亲去世丁忧返回故里，从此不再复出。
辞官这件事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也许我们更能理解当时陈介祺的心境。
那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开始陷入半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那几年，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列强争雄、社会动荡。
在中国的北方，1850年8月沙俄军队强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后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3年4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国库页岛。在中国的南方，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1854年，即陈介祺回到潍县的那年，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占汉口、汉阳，并分兵南下，直逼长沙。曾国藩因损兵折将曾投水寻死被救。也是那一年，上海新海关正式建立，由美、英、法三国人担任海关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关落入外国人手中。
那是一个政府昏庸、官场黑暗的时代。
万印楼修筑的前一年，即１８４９年，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去世。陈官俊一生虽然为官显赫，却也颇多坎坷，几起几落。他在山西任督学时，曾被山西巡抚以“任殴差买妾”、“妄作威福，大开奔竞”为由追劾，后被降为编修。任工部尚书时，又以“闲谈泄密”，“失大臣体”而被革职。史书记载的陈官俊倾而未覆的原因是：“初直上书房时，授宣宗长子奕伟读，宣宗嘉其训迪有方……故遇官俊特厚，屡遭咎而恩礼始终不衰”（见《清史稿》）。背后有皇帝罩着，才使得陈官俊在官场斗争中换得一个“平安”。
从父亲一生的沉沉浮浮中，陈介祺看到了官场的险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更使他心灰意冷。
据说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朝廷命十八家老臣捐钱助饷，多为数千两。由于有人暗中挑拨，他们要求陈介祺必须交纳四万两白银，交不出有满门抄斩之险。陈介祺被逼无奈，四处筹措，奔波一个月才将款项筹齐。虽然保住了身家性命，这件事却也让他认清了“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进一步坚定了他离开官场的决心。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中的话。我相信，那几年中，从小熟读孔孟之书的陈介祺一定无数次地想起这句话。世态如此，时局如此，官场如此，正义之士一定会有深深地无奈。不能昏昏噩噩，更不能同流合污。既然无法“兼济天下”，那么只能“独善其身”，这是一名读书人的操守。
二
咸丰四年（1854年），陈介祺辞官归里。从此，清代的历史中少了一位行政官员，后世的文明进程中，却多了一位堪称“宗师”的大学者。
“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着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现在先将他论古器文字做假的一段话述说一下，……谈古器文字多么透澈，不但知道真字深义，连假的都能了然无余，这才能算真研究。”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是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发表于七十多年前的《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文。商先生被后人称为“甲骨学泰斗 楚文化鼻祖”，他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年轻时曾被徐悲鸿誉为“知友”。这样一位大学者写下对陈介祺推崇备至的文字，足见陈介祺在后世学术界的地位。
收藏文物、把玩金石，在陈介祺之前，是达官贵人附庸风雅、闲情逸致的点缀，到了陈介祺这里，金石学真正成为研究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形式，他明确了金石学真正的学术目的：鉴古、考古、释古、传古，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
陈介祺的收藏被《清史稿》称为“近代之冠”，他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类多、量大、面广，不乏珍品。其藏品中有铭文的就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8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钱币、镜、镞各式范1000件。
他一生治学严谨，重视研究方法，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察其渊源，辨其真伪，反对不求甚解。现存他考证的释文有《毛公鼎考释》、《南公盂鼎释文》等几十篇。因此他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很大。他是古陶文字最早的发现者、收藏者、研究者，有开创之功。
1872年，陈介祺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其他大家的收藏，钤拓印集10部，每部50册，定名为《十钟山房印举》，“十钟山房”的名字来源于陈介祺收藏的11件商周古钟，取其整数，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十钟山房”。1883年，《十钟山房印举》又增编10部，每部191册，集印一万多方。
陈介祺还对其收集的大量“封泥”作了深入研究。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的往来公私文件，大都写在竹简上，为防止别人私拆，封发时把竹简用绳索捆紧，把绳子结交处再用黏土封严，盖上发信人的印章，作为验证。这种封泥多流行于秦汉。陈介祺共收集了800多枚封泥进行考释，与吴式芬共同编写了共10卷的《封泥考略》，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封泥”的学术专著。
陈介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所好所知，止是求一个真，止是要学不厌”。在他去世的最后一年，尽管体力不支，陈介祺仍在为《潍县金石志》一书作校勘文字。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使陈介祺和他的万印楼声名鹊起，在当时成为金石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国内的收藏大家们经常与陈介祺互通有无、探讨学问。光绪七年，万印楼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在陈家住了四天，“遍视所藏”，大开眼界。这位年轻人叫王懿荣，十几年后，他发现了甲骨文，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
作为收藏家，陈介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高人一等的眼光，这种眼光，建立在他丰厚的学养和经验之上。其实,陈介祺的慧眼独具并不只是表现在他鉴别文物上面。
当时的潍县城里有一名家境贫寒的学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陈介祺后，陈介祺感动于这位少年读书的认真和执着，收其为弟子，后又收为义子，资助他读书。28岁时，这名学子赴京赶考，连路费盘缠都是陈介祺帮助筹集的。那一年，这名来自潍县的叫曹鸿勋的考生中了状元，成为潍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这只是陈介祺留给后人的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他更多的故事，与万印楼中收藏的那些宝贝有关。
陈介祺的收藏中，著名的很多，有“万印”，有“十钟”，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毛公鼎。
毛公鼎出土于陕西歧山，属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鼎内有铭文共497个字，是有史以来我国发现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国宝重器。1852年，当时还是翰林院编修的陈介祺花费三年的薪金买下了此鼎，爱不释手，后带回潍县万印楼收藏。有人推测他辞官归里也与此鼎有关。
毛公鼎被陈介祺秘藏二十多年，直到在他步入花甲之年时，陈介祺才将五易其稿的《毛公鼎考释》一文及毛公鼎铭文拓片公之于众，引起朝野轰动，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与推崇。
陈介祺病故后，毛公鼎被他的子孙收藏。毛公鼎在陈家53年，1905年，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酷爱收藏，他假借为皇帝献寿的名义，强行从陈氏后人手中买走毛公鼎。六年后，端方在四川被起义新军杀死，又过了几年, 他的家人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
当然,毛公鼎的故事还不会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日本山中商会、英国人辛甫森、美国人福开森都曾觊觎这件国宝，他们相继打听毛公鼎的下落，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听说后，急忙连借带凑，用三万大洋赎回毛公鼎，受到国人的称赞，都说他保护国宝有功。上海沦陷后，叶恭绰匆忙逃往香港避难，来不及带走这件巨鼎，将其留在上海法租界的宅邸中。由于日本宪兵追查这件宝器，叶恭绰急电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侄子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毛公鼎。1941年叶公超回到上海后被日本人逮捕，同年夏季被保释。此后关于毛公鼎的传闻很多，有人说它被运往香港，有人说它被一奸商购买。
抗战胜利后，毛公鼎被国民政府查收，后被带往南京，又后来被运往台湾，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世事沧桑。
陈介祺之后的一百多年，万印楼在连天的战火中、在时代的更替中风雨飘摇。乱世之中，要完整地保存万印楼内的收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文物大量流失, 有的辗转于海内外，还有一部分在解放后被捐给国家。
万印楼的收藏现散存于世界各地。有据可查的有：潍坊市博物馆、陈介祺故居陈列馆、青岛市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辽宁旅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天津市博物馆、日本住友氏博物馆、日本泉屋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
万印楼也只剩了一座小楼，几间房屋。
当年毛公鼎被端方强行从陈家买走后，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看到万印楼的萧条，心生感慨，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时候，陈介祺老爷子还在，十钟山房和万印楼还完好无缺。于是他写了下面这首诗：
病史当年卧海滨，（陈介祺晚年自号海滨病史）
十钟万印尚纷陈。
楚人轻问周家鼎，
尤物从来不福人。
诗是有感而发，第一句中的一个“卧”字，仿佛说明了陈介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有人来到老爷子的卧塌前，轻声问起毛公鼎的情况，老爷子意味深长地说：别太看重那些宝贝，尤物从来不福人。
“尤物从来不福人”。这句话，似乎是一代收藏大家对于后人的告诫。
此文收入历史散文集《侯门往事》，九月初即将面世，现在开始接受预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