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家谱 | 裘氏子孙应知义门祖先事(下）
（五）家族史上罕有的奇迹
裘氏家族义居十九世旌表后，合族裔孙以“义门”为荣，敦睦之风有增无已。继之又八九世，至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才遭官府胁迫而析产分家。现有同居二十一世、二十二世、二十四五世，以及开禧年间改行“同廒异灶”制和同居二十七八世时的文献可考、可证。义居长达二十七八世，实是人世间罕有的一个家族，由此更进一步证实会稽裘氏义门为我国历史上最久长的义门。“中国义门之最”之称是受之无愧的。
一、义居二十一世时
宋皇祐四年（1052年）十月二十七日，承直郎监闽州税务过勗撰《越州裘氏义门记》中云：“裘氏世不忘其义，今民有其义者，不过一二世，乃若裘氏迄今二十一代不殊，非义门之笃，孝慈之深至也欤？”这是旌表义门后四十一年，裘氏已延传二十一世的记述。此文于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一日由太常博士知会稽郡事董阶立石。
嗣后，已有上述熙宁四年傅惇彦撰《会稽义门朝贤留题诗叙》可证，也是义居二十一二世，旌义门后六十年的文献。
见载（宋）过勗《越州裘氏义门记》
真宗皇帝嗣位之十四年十月，诏下会稽，旌表裘氏门闾，从守臣之请，褒孝义，励风俗也。昔裘牧为宋大夫，世居中国。至十八世孙睿仕西晋，值永嘉之乱，乃随元帝渡江，避地婺州，遂隐不仕。其子尚，义熙中徙会稽南三十里，世廑耕桑，家积仁义，越五代当太祖乾德间，（963—967）逾六百载，人无别居，内不异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能知，裘氏自尚至可暄已十九世矣。
暄始从学，有文行，称于族中，为乡里推重。因荐于县，县荐于郡，郡奏于朝廷。敕下旌表门闾，蠲免徭役。风俗知劝，诞光孝治，可暄传冶，冶常被乡荐，终以孝养，竟不从仕而终。娶关氏，即故职方成礼之女也，处家贤明有法度。生子仲容、仲庄，仲容事母尤谨，庆历中母病亟，仲容兄弟仓皇侍疾，医治无验，叹曰：“当闻古人有割肉可以愈疾者。”乃割股饲母，仲庄亦将刲之，闻兄已进，乃止。母食果瘥。是时云雾覆其家，里人骇观，精诚之感也。
呜呼！裘氏世不忘其义，今民有其义者，不过一二世，乃若裘氏迄今二十一代不殊，非义训之笃，孝慈之深至也欤？昔齐邵荣兴方延八叶，唐张公艺始茂九枝，尚或屈降至尊，美于信史，况乎自晋至宋六百余年，义风不泯，而今闻未著，深可叹也！予谓国家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则裘氏之兴，未易量也。勗罢官至府，仲容执家谱相语曰：“吾家祖父累行仁义，聚族六百，既为先朝褒美，僅四十余年，蔑有文记，何以示其子孙？”勗勤其请，不敢忘，姑记本末而已。若其传世祖系，见家谱云。
时
皇祐四年（1052）
十月二十七日承直郎监闽州税务过 勗撰
二、义居二十四五世时
嘉泰《会稽志》云：“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门闾，是时裘氏义居已十有九世，至嘉泰（1201—1204年）初又五六世，盖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聚族亦加以昔。”又云：“至今共一厅，尚颇闳壮，有孙威敏公题字存焉。”又载于康熙《会稽志·孝义》。
附一：《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三·义门》
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子弟或为士，或为农，乡党称其行。大中祥符四年用州奏旌其门闾，是时裘氏义居已十有九世，閤门三百口。其族长曰承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盖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聚族亦加于昔。乡人谓尝有餽瓜者，族长集小儿十三岁以下者百余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逊，以长幼持去，其习为廉逊如此。至今共一厅，尚颇闳壮，有孙威敏公题字存焉。至和中李待制兑题诗有云：“夫何于会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贤钦义方，列奏闻天子，诏恩表门闾，光华映闾里。”其后又有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题诗刻石傅惇（犯光宗庙讳）作序焉。所谓旌表门闾者，唐以来有听事步欄，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桷，筑双阙一丈。在乌头门之南三丈七尺，夹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后晋天福中乃敕度地之宜，高其外门，门施绰楔，左右筑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今裘氏盖用此制。自平水適云门者，望其旌表在道旁数十步。
祖宗所以崇孝悌、励风化者，至矣。裘氏旌表之后，六十七年，而上虞刘承昭继之。熙宁十年，赵清献公为守，得上虞县刘承昭、唐襄公德威之裔，德威五世孙愉，避黄巢乱，自河南徙上虞。至承昭十世，聚族四百余口，内外无閒言。畜犬化之，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号“孝义刘家”。清献公叹异，以其事闻於朝，有诏旌表义门闾，复其徭役，清献公为之记。又故尚书胡公游，赋诗赠之，皆藏其家。
附二：康熙《会稽志·孝义》
裘尚，晋义熙中自婺女徙居云门，世勤耕桑，习弦诵。越五代至宋，踰六百年无异爨。大中祥符四年，州县以闻，诏旌其门，蠲其课调。是时，裘氏义居已十九世矣。其族长曰承询（或曰可暄）。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聚族日繁，嘗有馈瓜者。族长集小儿十三岁以下百余，令自取，各相推逊。以长幼持去。其习为廉逊如此。至和中，李待制兑有诗云：“夫何於会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贤钦义方，列奏闻天子；诏因表闾门，光华映梓里。”
三、开禧年间行“同廒异灶”制
宋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二十四、五世时，义门族众已逾两千人，加以住地散远，聚众会食，诸多不便。经族长倡导，改为“同廒异灶”之制，即由原族长主政，分房派择地辟灶数处，俾便就近聚食，余悉循旧法不变。如终嵗所获，尽归族中公库。逢春秋祭祀，四时八节，以及族中原规定之每季月初，集族中男子会食于厅堂，共商族中诸事。这是旌表义门近二百年后，因人口大增，改变“同堂会食”为“同廒异灶”的一项新措施，也是裘氏义门延绵二十四五世又一佐证。
四、义居二十六七世时
宋代杂史家王栐在淳祐五年（1245年）著的《燕翼贻谋录》中，对裘氏义门这样记述：“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这是义门继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其间又二百三十六年，义居如故的记述。如以三十年为一世计，则自十九世后，又延续七八世矣。这是王栐寓居山阴时的亲身经历。他还赞叹：“（裘氏义门）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甚厚乎？”史学界称《燕翼贻谋录》为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四库全书》亦收入杂史类，它的准确性该是毋庸置疑的了！
附：（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
大中祥符四年冬，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
余当至其村，故厅事犹在，族人同住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厅事，有竹箠亦世相授者，族长欲挞有罪者则集众而用之。嵗时会拜同饮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几世也。余试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保其义气之久；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族长之令有所不能行矣！何者？况贵贱殊势，炎凉分趋，父兄虽守之，子孙富贵而或不肖亦将变之，其义者而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乃能世世守义以为名族，胜于乍盛乍衰者远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甚厚哉！
时
宋淳祐五年（1245年） 月 日
载《四库全书》杂史类七一三页
五、义居二十七八世时被迫析产分灶
宋余姚县令钱岳曾咏裘氏义门云：“只知祖上传家谱，不信人间有分书。”人谓义门九族雍和，一门辑睦，从未有析居之念，但至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年），国库匮乏。会稽县主簿薛某执掌簿籍，拟议恢复义门之赋税、劳役，报请稽核户口，因而勒逼义门分居各爨，厘定为十九房，按房分支，自立门户，以应科差，藉增收入。限令每户出田赋，并各自顶立户籍，执役于官，厉禁嗣后不得复聚。由此，除留宗祠祖坟祭祀等茔产外，凡族中公有之房、田、产业及一应财物均析分入户。散灶自食，各治其业，千百年之裘氏义门就此隳于一旦。
至此，裘氏自东晋义熙定居云门斗坵，男耕女织，子孙繁衍，同灶共食，孝义传家，旌为”义门”，时已义居六百余年矣，后又绵续八九世，达二十七八世，总计竟达八百数十年。历东晋、南朝宋、齐、梁、陈，迄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迨至北宋及南宋度宗，凡十三朝，超逾了我国历史上帝祚最长的八百十年的周朝，能不说是人间的一大奇迹耶？
附：（元）西夏昂吉《裘氏义门分析因由》
元至正辛卯（1351年）冬，余到官明日，吏有持案来前，貌恂恂类有道者，问其姓名，曰“原谅”，乃义门裘氏后人也。呜呼!裘氏种德之深长,故后嗣子孙能自修若是哉!惜生不知学以振起其家,而陷身于吏耳!原谅因感而起曰：“裘著姓于越久矣！自晋至宋上下数百年，不分爨而居者二十余世，有司上其事，颜其门以为义,，缙绅士大夫过其门者必式焉，其有诗文铭之金石。”言毕乃泫然出涕以自悲曰：“原谅所以陷身于吏者，由会稽簿也。簿来视县时，当宋不競，族大口众，簿不知其义合，乃以势威迫胁，使厘为一十九房，各自执役于官。数年帅府明其事，则簿已代去矣。后吾家虽能复合为一，而薪菜米盐之无供，则往往各自为衣食计。今幸虽未坠其家而不振起者，薛簿基之也。”
呜呼！为政之道，厚伦成族而已，薛簿何人，乃欲以不义而肆毒于裘氏也。厘一裘氏之众，而使千万人之众皆厘之，俗何由而成，政何由而美哉？余闻原谅之言而记之于此，使后之为薛簿者，庶几知惧，薛簿不知何许人？欲识其名与字，则原谅隐而不忍言也。
会稽邑长西夏昂吉记
元至正十一年冬
（六）乌托邦式的义门家族
楔 子
早在五世纪初，我国晋代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著名散文，世外理想社会的《桃花源记》。他把虚构的桃花源写成“春蠶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安定社会，以寄托他的理想。其实，彼时，裘氏家族在云门山麓斗坵，也已聚族开拓避世隐居的理想境地，实现陶氏所描述的意境优美、和平、宁静的社会。
时光驶过了漫长的十个世纪，在我国明代中叶，英国莫尔（Thomes More）写出了轰动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即理想中最美好的国家一一乌托邦（Utopia ）一书，书中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提出来了。他描绘乌托邦是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实现人人平等和土地公有的共产主义公社。这就是莫尔所想像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就是没有阶级剥削的幸福社会。他还认为“人类社会的天然因素只能是共产主义。”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并没有超越一千年前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同时，他也不可能知道我国晋唐时期裘氏家族已在过着这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均等性的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社会生活；实行的是财产为家族所有，并按计划生产与按需分配的制度。他们“世守孝义，恪遵家训，雍睦无间”，过着“聚庐而处，同器共食，萃然一无离索意”（宋禇珵题壁语）的一种氏族公社的群体生活。诚然，他们的物质生产受着自然条件等的限制，僅能满足生活必需品的要求，生活水准是很低下的。尽管这样，他们早在莫尔提出这个空想的改造社会方案前，在我国封建时代里，已有一百多个姓氏家族，自发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我国特有的义居家族。时间各有长短，而裘氏家族竟达八百六十多年，有史可稽，有文可证，正是很好地为研究家庭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一、同居共食辑睦无间
义门合族而居，同灶同食。就餐以鸣钟为号，族人会食于一堂，男女别左右序次入座，未成童者别为一席，均恂恂有礼，尝一人不至，众不举箸。这种敦睦谦祥的风貌，连饲养的群狗也受到感染。分散在义门四围的狗，也同样聚集在一起，如果还有伙伴没到来，它们也会等着，不抢先而食。状元王十朋任越州签判时，有诗称道：“鸡犬和同无彼我，儿童逊让识尊卑。”
义门的同居共食，延续至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已届二十五世矣。八百年中，族内人口增至近二千人，加以住地散远，乃改为“同廒异灶”之制，使各因所近就食，其余悉循旧章，仍由族长统一主政。
义门宗祠是供祀祖先，辨昭穆的重地，则由家长全权管理，鑰纳于家长，族人不得擅为扃鐍。有事或聚议必于祠堂处决者，方许请鑰开祠。如有延接官府、宾客等，或事关一族大事，则由家长代表全族，按常理铺排款待之。
族内确立执掌财权的“库司”人员，主办粮税租课，给应男女的衣妆，置备各种差使应用品。另设“司事”，分工管理全族的各项事务。
义门家训“凡我族中士农工贾，须各执一艺以为资生之策。”规定男子十六岁以上由族长量才分配就业，并据规约考查勤惰，决定奖罚。年五十减轻力役，六十不课功，选拔贤能者使司“宗事”。满七十，不再参与劳动，由族奉养。
义门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共甘苦，过着半封闭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终嵗劳动，皆纳于族之公库，需用以听取分，身无米菽之储，亦无不均之叹。”每年族中春秋祭祀，四时八节，以及每季之月初，集合族中成年男子会食于厅堂，畅抒己见，共商族中诸事。年终，聚集族中长者商讨经营之得失，核算全族之收支，盈余之数，则用于置产扩业。是以族中粟米布帛、器用财贿之属，皆有公储。病有医，灾有恤，丧有赙，婚嫁有赒，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
义门族人的雍和辑睦，表现在主家事的妇女们，她们恪遵“毋私馈，毋饰容观，毋私室”的家训。平时妇女不仅不事装饰，连衣着也“不分尔我”。梳妆后，架上所挂的衣服是随便穿着的。“垢则浣，不问何人衣”。颖川陈纯臣诗云：“孺飡自让盘中果，妆阁谁分架上衣。”安节生韩华亦云：“桑间鸡犬更相护，架上衣衫次第穿。”妇女服劳操作时，均着粗衣，头推髻。农忙期，体壮妇女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主要是给野外耕作者送茶送饭。家中则派有乳妇看护小孩，“视卧儿 于筐，饥则哺，不问何人子。”宛如今之托儿所。妇回娘家，可放心留下小孩，由妯娌互养。侍郎许将有“娣姒归宁儿互乳”的诗咏，故人称义门“儿无常母，衣无常主”，洵不虚传。
二、公正开明的组织管理
家族的最高领导者，在封建社会里，当是家族中最高行辈中的一位年长者为家长，而义门裘氏除家长为当然领导者外，还另立一位族长（旧称家督）来组织管理合族的生产、生活等事务。族长的产生，是在家长的策划下，采取比较开明民主的方法，不计行辈高下，不论年龄长幼，推举有德望、有才干、办事公道，且能服众者充任，所以合族老小都能听从族长治理，一无间言。
义门厅堂上悬置的竹箠，世代授与族长处理。族人如有违犯宗法，屡教不改者，则当众由族长以竹箠鞭罚，以儆效尤，故“少有败常越雅，作奸犯法者。”
三、以孝为本的伦理教育
义门族人立身行事处处以儒家思想道德为准则。孝为百行之先，为德之本，故义门伦理教育首重孝行。告诫族人要“以祖宗之心为心”，“夫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为数千人，数千人之身即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为身，则当以祖宗之心为心。”树立家族的本源在祖先的观念，促使族人尊祖敬先，笃谨孝道，友爱兄弟，合族团结和谐，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基于这一点，裘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家规、宗约，也无不体现“以孝为本”的深层内蕴，成为家族法治的基本依据。族人必须自觉遵守法规，族长则是最有权威的督促执行者。”事无巨细，悉听于族长。凡我子孙本皆一体，所分宁受谴于父祖，无受谴于官府。”现在看来，它已是属于一种宗族法律的范畴，对规范家族每个成员的言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使家族中每个成员赋有一种崇高的思想实质，裘氏家族在每年农闲期间，由族长聚众于厅堂，聘请学行皆优者，讲述以孝为首的“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的道理，教育族人恪遵这六种道德准则，在平时考查是否做到“敬长幼、明尊卑、睦兄弟、和夫妇、亲亲族、友乡邻、兴礼教、勤生业、谨租赋、慎交游、解争斗”等善行。
义门对妇女教育特别重视。视妇女的贞邪，为家道成败之基。专门推举族中妇女之贤德者为“宗姆”，负责对妇辈施行“阃教”。规定妇女不得参预家政，“惟酒食是议，惟女红是业”。还认为听妇言是疏宗远戚的根由，“入而谋诸妇，势心较量于既往，揣逆夫将来”，是消灭丈夫宏毅之气，因而慎防“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新媳妇初到义门，先由长者以家训、家规教导之，如有“不率教者，令其暂还母家，待其自悟后，始得迎归”。但对丧偶妇女，并不严格要求寡妇守节，去留可听从自愿。留族者“寡母入橱操作，还可稍厚其衣食”。如有欲再嫁者，须待子女长大成人，女则適人后方可。人称裘氏义门妇女“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近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蒙学辑要》一书中，提及署壬戌初冬天津高氏版的《裘氏女儿经》。《女儿经》是我国著名的培养贤妻良母，孝女节妇的女童传统蒙学读本，成书于明代。《裘氏女儿经》，当为裘氏一家之专著，对裘氏女儿有直接教育作用，惜未见是书，有待查考。
四、感人的义居轶事
论行辈长幼有序
《裘氏家训规约·序》尊卑条：“凡子弟之尊长，子弟坐，而尊长过之则起；尊长坐，而子弟过之则趋。过节而上寿于尊长之前，则有拜跪之仪；有事而议于尊长之侧，则修婉愉之色。行则随行，坐则隅坐；尊长未进不敢进，未退不敢退。凡卑幼之道，当如是也。”
一天，绍兴府府丞微服出访，路经云门山麓，见田野中大群农民团聚一处用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知悉是斗坵村裘氏义门的族众在野外耕作，他怀着好奇心入村探访。他一进村，憇于树荫下的几位老年长者，见有客到来，即起立邀请他俱坐。不一会有一位幼孩匍匐地出门来，老者顿时敛容，中断话头，肃然地站了起来。府丞不知所措，问这是怎么回事？老者答说：“按我们族中的排行、辈份，适才匍匐出来的是我辈的堂叔父”。府丞接着又问：“这样的小孩怎么知道这种礼仪?”老者齐声答道：“他虽不知，但我辈应当自己知晓呀！”后又见狭路上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跟在少年后面，急促促地走来，态度甚是恭敬。少年再三推辞，要让老人先走，老人乃趋而过之。府丞问明缘故，知这位少年也是族中的父辈。
府丞不禁叹息道：“义门中有如此仪俗，真自古少有，今日我却亲眼见到了！”山阴状元王佐有诗云：“杏花村过遇双台，亲见扶携老少回；少前老后何相谬？云是追随季叔来。”他还慨叹说：“在道途中犹这样互敬互让，在家庭中的礼仪当可想而知；叔侄之间礼让尚且如此，父子之亲谊更不必说了！”
童竖皆知逊让
东汉孔融四岁让梨，传为佳话。而义门分瓜，合族童竖皆能礼让。每逢暑间，族长集合十三岁以下儿童百余人分瓜，指着瓜堆，命他们各自去取。他们却相互推让，要他们行辈最长者领先，没有一个上前争先去取。按着长幼次序，逐个取去，井井有序。外人目睹此景，深为叹服。宋太师姚舜明赋诗云：“口传芳迹无多载，但一分瓜有后先”。
抚养孤侄胜己儿
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初，有娣姒同月生子，娣与夫相继死，伯姒尽心抚养孤侄。奶水供两孩不足，竟断了自己儿子的奶，专去喂养侄儿。娣之弟刘寄盘闻之，作《抚孤吟》叙其事：“怀中儿，季妇遗。亲生儿，床上啼。谓儿且莫啼，儿弟方苦饥。儿有母，弟无母，先哺弟，后哺尔。”仁慈之心感人肺腑。孟子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裘氏义门之妇可谓亲睦性成，如此爱心，何悉家道不盛。人云：子女对父母孝顺似乎不难，难得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友爱，更难的是妯娌间亲如姐妹。
（七）义门的旷世之举
一、民主推举族长
自原始社会末期确定的父系家长制的家庭以来，在我国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家长处于家庭中最高统治地位，拥有无上权力，并认定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累代聚居的裘氏家族，原由辈份最大、年龄最高的这位名份家长已远不能适合进一步发展繁荣家族的需要。因而须有一位具备管理才能、廉谨自持，且能服众的年青人来领导，总管这个家族的一切事务，裘氏称他为“族长”。这位族长由族众选贤任能产生。这就摧毁了数千年来以辈份大小、年龄长幼的家长制统治，也废除了历代相传的嫡长继承的世袭制度。这种民主推举族长制的做法，在裘氏家族内似已成为惯例，后来才在家族的规约中明文规定下来，并载入神圣的谱牒中。
值得注意的，裘氏家族并不完全推翻原有的家长制。族中凡是敬祖先，尊宗祠、重祭祀的传统礼仪，主其事的仍由这位族中辈份最高、年龄最长的家长，名正言顺的执掌着严格的宗祠管理制度和敬宗收族的重要仪典，照样受到族下的尊敬。而赋予家长的职权，则是主宰宗族内的一切事务，对外为宗族的最高代表。
裘氏家族还对“不称职的族长，另择人代之”的规定，制约了族长的权限，同时也激励他为维护家族的利益，提高管理上的高水准，要以自己的言行在家族中起表率仪范作用，成为一位贤德的家族领袖。
裘氏家族在盛行家长制的封建社会里，居然摆脱宗族世袭的陈腐观念，民主推举德才皆备的族长来主持家政，这在家族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也为裘氏家族能绵延如此长久，找到了民主治理的依据。
二、不迎神不信佛
裘氏家族定居斗坵之日，已是我国佛教盛行之始。后渐发展，佛教徒遍及全国，庵庙寺院到处林立，而裘氏义门家族却不受影响，居然反对迎神拜佛，并在家训中告诫子孙：“从事浮图，非实履也。”“以实心行实善，做一个真实的好人，这便是眼前的积德。”还指出若徒以有益之金钱，挂漏厄之庵寺，以辛苦之粒食，饭婪壑之僧尼；则何不供煢苦，助颠连为实益耶？”在我国广为佛教统治人们精神世界的年代里，能以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求实助人的精神，破除对封建宗教迷信的信仰，即使做得并不彻底，裘氏义门提出，不迎神、不信佛，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三、寡母可以改嫁
我国古代早期，妇女是可以再婚的。《管子》中就有这样的话：“取孤寡而合之，予亩宅而家室之，此谓之合独。”说明当时孤独再婚不仅允许，还受到鼓励。到了宋代，提倡程朱理学，妇女才被桎梏，夫死不能再嫁。还倡导“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谓“三从”，并形成为妇道天理。因此，贞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就成为封建礼教对妇德贞邪的严峻考验，并提高到家道成败之基的高度。尽管这样，裘氏义门在家规中对寡母在生活待遇上给予特殊照顾外，竟破例订定了“子成人，女適人，寡母可再嫁”的条文。这条违忤当时儒家礼仪教化的规定，打破了奴役妇女的枷锁，实是裘氏义门敢于蔑视封建礼教，不随俗流的一大义举。是故裘氏家族在《修谱·凡例》中对改嫁入宗谱问题，亦有“其间或妻妾被出改嫁者，始虽不录，但有子不可无母，姑以情恕亦并录之”的规定。
四、不全信风水
在封建时代里，倡行迷信术数，宣扬人死后埋葬处的风水与祸福直接有关，故请堪舆家想方设法找个好葬地，以保子孙福荫。而裘氏义门则认为“堪舆可信而又不可信。盖地理不敌天理，欲得福地必先尽其所以得福地之理，是故择地莫如树德，德行则灵气锺英，祯祥类应。若不修德，徒拘于刚柔，动静分合，饶减之间，以期将来非望之福，是欲以人胜天，而所谓福善祸淫之理，反为幻说矣！”故曰：“地不由于术之所择，天不听夫地之所役。德之厚者，天必以吉地应之；恶之积者，天必以凶地应之。”裘氏在思想观念上，虽未完全摒弃堪舆之学，而告诫子孙欲谋葬地，必先立德，该是可取的。
五、义门的家法——鞭笞
宋代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载：“（裘氏义门）故厅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厅事，有竹箠，亦世相授受，族长欲挞有罪者，则集众而用之。”可见，裘氏为维护家族统治秩序，并世代授权于族长，树立起家法的权威和族长的尊严。《裘氏义门记》亦云：家族对屡教不改者，在厅堂上由族长当众处罚，故少有败常越雅者。看来这种惩罚，确是奏效的。鞭笞，又称杖刑，是一种身体刑罚，用荆条竹板或棍棒抽击人的背、臀或腿部。我国东汉时已行此法，隋代定为五刑（笞、杖、徒、流、死）之一。现在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少数回教国家还行这种刑罚。他们认为鞭刑具有威吓力，有助于改善治安及遏阻犯罪，因此还保留了鞭刑。近来新加坡对一位美国青年处罚后，引起国际间挞伐。但该国资政李光耀说：鞭笞罪犯的做法，使新加坡远比美国安全。最近台湾也表示考虑采用鞭刑，民意认为治乱世须用重典。
裘氏家族早在一千数百年前采用鞭笞，作为治家之法规，竟维护家族的安定如此久长，不是偶然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在今天来说，更有其现实的意义。
（八）义门析产后之余晖
一、家族治理仍禀于一长
裘氏义门被迫析产分灶自食后，一家一户，自输粮税各尽徭役。同爨共食的生活体制虽遭破坏，但族人仍以义门为荣，始终不忘旧德，合族聚居斗坵本村，同宗共祖的血缘亲情更显亲切，行辈尊卑观念更见深厚。宗族中辈份最高、年龄最长的“家长”，执掌着族中的宗祠、祖坟的祭祀和茔产的管理和分配，依然发挥凝聚宗族的固有作用。原来由族人推举遴选的族长，转而嬗变为裘氏族姓的斗坵村村长，仍是裘氏家族中最有权威的治理者。他带领族人继续恪守家训，遵行族规、公约。诸如为确保裘氏血统的纯正，禁止同姓结婚、收容养子等，均交由族中议定后履行。村中一应公益设施，学塾、医药以及鳏寡孤独的安顿、扶养，一如既往归由村长处置。特别是素为远近闻名的义门自卫武装，在村长统率下，重整组织，仍负保障一方的重任。故析居后，合村敦睦无间，各安其业。不及十年，宋室陆沉，在有元一代，裘氏家族为恢复义门旧观，仍由族众推举族长，实行”同廒异灶”之制。元末，群雄割據，裘氏家族之族长裘廷举率义门武装扩建乡团，雄踞会稽驻日岭要塞，竟与朱元璋军相抗衡，以致酿成斗坵村的浩劫。
二、元代复行“同厫异灶”制
义门被迫离析不到十年，宋室陆沉，会稽属元，裘氏族人深感痛失义门之殊荣，提议恢复义门之旧观，乃请族长集众商议。合族公决：仍集中田产，重聚耕织。族人会食，仍遵“同廒异灶”之制，即全族同一仓廒，为便于就近可餐，分灶数处而食。至于合族财物收入之支配，一改全部公有化的旧制，如以三分之公库收入，其中二分归户自理，其一分纳入公库，由族管理支配。改变了全部公有为部分公有，增加了个人私有成分。由此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家族的又一次繁荣。经三十多年的经营，“铢积寸累，至皇庆年间（1312—1313年）公产已丰，人口亦增，义门规模日见有序”，家族之声名渐渐恢复，有望重现昔日义门之壮观。裘氏家族尤以自卫武装力量，保境安邻，在元朝一代成为自卫一方之劲旅。
元末群雄纷起抗争，然而裘氏未能审时度势，竟与朱元璋军为敌，致斗坵村惨遭焚毁。在有明一代，会稽裘氏匿影藏迹，难露声息。至清，裘氏裔孙复有重整斗坵义门之举。
三、清初犹图再造义门
清康熙年间，会稽第三十八世孙，名孔武者，字左文，任粤东东莞县县尹，宦成归里，念祖上世泽流长，义门之名不可忘。倾全部家财，徵購义门故址，重建裘氏宗祠，营造庐舍，招集散亡裔孙，图复旧业，一时来斗坵聚居者数十户。颠木由蘖，满以为重振有望，人谓“气习淳朴，犹有先民之遗识。”然时违世易，礼教难兴。四十一世孙谅为会稽县吏，在其邑长西夏昂吉临义门视事时说：“吾家虽能复合为一，而薪菜米盐之无供，往往为各自衣食计。今幸虽未墜其家声，而未能振起者，实薛簿基之也。”可见，“义门”实难再造。
附 文献资料
（1）康熙《会稽县志·古迹》
“裘义门”：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分爨，子弟或为士或为农，乡党称其行。大中祥符四年州奏旌其门闾，详裘尚传陆游郡志云，裘氏至今尚共一厅，颇闳壮，有孙威敏题字存焉（宋真宗旌表门闾记）。真宗皇帝嗣位十四载十月，诏下会稽旌表裘氏门闾，从守臣之请褒孝义，励风俗也。昔裘牧为大夫世居中国，至三十七代孙。
睿仕西晋值永嘉之乱，乃随元帝渡江避地婺女，遂隐而不仕，其子尚。义熙中徙居会稽县三十都，世勤耕桑，家积仁义，越五代当圣宋乾德，年踰六百载，无别居，内不二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能知裘氏尚至可暄已十九世矣！暄孙冶，从学有文行，称于族中，为乡里推重，因荐于县，县荐之郡，郡奏于朝，敕下旌表门闾。蠲复徭役。冶生子四人曰：仲容、仲华、仲舒、仲庄，仲容事母尤谨。庆历中母病亟，仲容兄弟仓皇侍疾，医治无验，叹曰尝闻昔人有割肉可以愈亲疾者，乃割股饲母。弟仲庄亦将刲之，闻兄已进，乃止。母食之，果瘥。是时，云雾蔽覆其家，里人骇观，精诚之感也。晋阳王栐《燕翼诒谋录》宋祥符四年冬，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二爨，诏旌其门，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义门之号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厅事犹在，族人同住一村，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厅事。有竹箅亦世相授者。族长欲挞有罪，则集众而用之。岁时会拜同饮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几世也。余试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保其义气之久，茍有骤贤超显之人，则族长之令，有所不能行矣！何者？贵贱殊势，炎凉分趋，父兄守之，子孙富贵而或不肖，将变其义者，而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乃能世世守义以为名族，胜于乍盛乍衰者远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甚厚哉！
（2）（清）裘组《游义门记》
岁在乙卯秋季之望，予泛舟鉴湖之滨，维时桂英初落，籬菊舒黄，有宗人扣舷而请曰：“此去五云在望，吾家义门实舎其下，子何不鼓枻而东，问家老寻祖武乎？”予唯唯。遂呼舟子从事，倐而山月方芽，萤火初红，乃舍舟而舆。夜抵参军仪庭之宅，升堂话旧，审榻敘款，蔼蔼然有家人父子之致。诘朝槐暾荐爽，溪声戛枕，予振衣而起，亟问义门故址，果在斯乎？厥子隆道雅秀而文，揖余而言曰：”此槐里，非义门也。溪之东有土地祠，相传其神为同姓。去家五百许，有地名斗坵，乃吾祖义门基也。子欲探往迹，不惮步亦步焉。”予乃褰裳溯流而东，止见柳荫夾岸，莓钱襯径，冉冉清风从两腋生，恍疑其身入武陵源也。于是拜瞻庙貌，苍林虬柏，如拱如揖，庙之西庑有无字碑，其石碧而古润，庙之阶右有跨马石，方者如几，圆者如甑。又有断碑数碣，皆湮没于茂草丛中，其文亥豕莫辨，止认宋进士裘暹数字。或曰“即其神之名云。”俄而族叟数辈延饮浮白，而日已西流矣。厥明步云门之麓，绕辨才塔下，曲曲幽径，一转一趣，不啻在山阴道上行也。未几，而翠桐云布，绛枫霞列，巍峨两寺，禅扉百柱。仰瞻穹碑，高三丈有奇，上书“传忠广孝之寺”六大字，为宋高宗手笔。中有御玺，朱光灿烂，虽经风雨磨涅，久而愈鲜，是真旷代法物乎！及入方丈，饮石乳之泉，其色白而味甘，观天然之鼎，其制朴而甚雅。余爽然曰：“观止矣！”族众乃引余西行，披荆斩棘，从野狐丛窟中寻径而行，几数千武，登横山之巅，示余曰：“此即斗坵，吾祖一十九世同居义门故址也。”其地旷宽平衍，长五里余，阔一里许，溪流环绕，群峰拱列，内有义台、华表台，虽废而双阜尚存，且有蔬圃园池名井七十二口。余询曰：“兹何以一望无烟，满目荒榛乎？“族谓”元季俶扰，越国胡大海兵经此地，族有廷举者率家壮千余，与之相抗。越国溃，走暨阳。阅月，率其愤兵袭而破之，遂无人煙。其事载《郡志裘氏义门考》内。迄今頺垣坏井之中，牧竪樵叟时有拾其遗器者。”余闻言，为之怆然，思为之辟草萊，开故址，仍结茅楹于旌义山中，以恢祖宗堂构，或日后勿弃基乎？宗弟隆道拊予背曰：“快哉斯言！弟亦卜居矣。”相与徘徊瞻顾，依依不忍释去；无奈秋蝉噪夕，暮鸟嘶林，乃复寻云门旧径，濯足于槐里溪滨而归。时偕余游者，佩玉、振鼎、隆道诸宗长，仆从三，舆人二。古书一帙，箫剑各一，相携以行。
会稽三十八世孙寿州刺史 组记
康熙十二年季秋十九日
（九）裘氏家族自卫乡里遭浩劫
元代至正年中叶（1350年左右），世事突变，反元义军蜂起，群雄割據，相互攻伐，国无宁日。我省台州黄岩人方国珍佔台、温，会稽邻近诸县游民则趁机结伙为盗，树立山寨，派捐抽税，横行乡里，蠢蠢然有危及裘氏家族之征兆。
时任家族族长名廷举者，为人慷慨，仗义执言，又通武艺，知兵略，邀侄近忠奋起自卫。遂召集族中十九房派长者于原义门厅堂，商讨保境守村之策，公决：选编合族壮勇成立武装，加紧训练，并备弓矢，锻戈矛，挖沟筑垒，掘地道，建斥候，严阵以待。
未几，群盗相率来攻，廷举、近忠分兵夾击于村郊，屡挫敌军，斩获甚夥。由是群盗慑服，不敢再犯，裘氏义勇之名，亦震闻遐迩。附近村庄有盗侵扰，难以防守，都向裘氏求援。夜间，义勇持裘氏号灯往救，队伍浩浩荡荡，首不见尾。盗见裘氏出兵来援，纷乱遁去。以是会稽云门一带，七八年间得以自保，偏安于一隅，实藉裘氏武装救援之力。
但国势日蹙，方国珍、张士诚拥兵自立，相继侵掠，攻夺绍兴城。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军胡大海部乘隙向浙西南进兵，势似破竹，一举打下了张士诚盘踞的诸暨州，改名为诸全州。以致邻县人心惶惶，相率避难，各地盗贼又趁机佔领山头，打家劫舍，滋扰无巳。廷举乃聚族商议，作出了“与其保我裘氏门闾，何如扼险要而捍卫一方”的决策。号召各村扩建乡团，加紧战备，与近忠察勘地形，增设壁垒，分兵把守要隘。当时山盗啸聚，以诸暨为最烈。即在斗坵村之西南与诸暨为邻的驻日岭，斩木为鹿砦，置寨于岭上，内设强弩毒矢，派族中壮勇组织民团轮班驻守。自是驻日岭迤西迄日铸岭一带，数十个村落组成联防，日夜巡逻，击柝之声相闻。盗贼窥闻伺隙，屡欲攻讨，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朱元璋军胡大海部攻佔诸全州后，急欲乘胜分兵三路攻取绍兴。元将江浙行省枢密院副使吕珍镇守绍兴，堅壁清野，持久抗拒，自二月至五月大小百余战，胡军未能得逞。某日胡大海率军由诸全州出发，欲经驻日岭进军绍兴。裘氏闻讯，集族中义勇整戈以待。胡率军迳进，见前有地方乡团阻挡，即遣使前来商榷。廷举、近忠不明胡军底里，佯劝胡军攻佔绍兴多有不利，且示以不允假道驻日岭之意。使者往返多次，未能说服裘氏，胡只得撤兵另作改道之计。会天将暮，又值大雨滂沱，胡要求暂驻裘氏斗坵村一宵，亦遭辞绝。大海转而提出以解决行灯及笠、伞三千具为退兵之由，廷举如数付给，胡军悻悻而去。
大雨依然不止，胡军避入一所僧寺，不一刻雨霁。部将们对此退兵行动心有不甘，向胡大海献计说：“裘氏胆敢阻挡我们攻取绍兴，不予假道，这是恃其族长拥众善谋，子弟善斗，若不歼灭，留之定成后患。目下裘氏满以为我已退兵，不如乘其不备，回兵袭击之。”大海亦以为然，自忖随朱元璋起兵以来，下皖南、入浙江，所向披靡，今遭小小裘氏家族之阻遏，竟乱了我进军部署，气愤异常，即令部属稍事歇息，待夜半人静整装出发。想不到此举被寺僧所窃听，报告了方丈。寺僧与裘氏素有交谊，亟欲派人报告，但寺院全被胡军封锁，无法外出。方丈心生一计，向胡军说：“寺内人多，饮用水已将告急，需组织人力至后园挑运井水解决。”得到了胡军的同意，但只允一人一擔，擔出擔进。方丈故意派出了十多位僧人挑运。开始时，胡军还能按擔点数。不多久，你进我出，我进你出，往来如梭，加以熙熙攘攘，那里还记得清确切的擔数。方丈见机，即命一僧人将水桶沉入井底，踰墙抄山径奔告裘氏。廷举闻讯，全族戒备，即令近忠率义勇满持弓箭准备迎敌，自领一部埋伏村寨迎战。
胡军趁雨后初晴，衔枚疾进，来到斗坵村前，见村寨紧闭，万籁寂静，正欲发起冲击，突然从村堡中射出似雨般的箭矢，胡军后退下来，屡冲屡败，终因死伤过多，不得不收兵连夜退回诸全州。裘氏家族能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朱元璋军的悍将胡大海部拒之于斗坵村外，足见裘氏自卫力量之强大。从此双方对峙，结下了怨隙。
未几，入浙朱元璋军节节胜利，朱命胡大海部改由水路攻取绍兴。大海令舟师中堰，陸路兵驻亭山，相持四个月不下。大海见劲敌在前，又惧斗坵裘氏乡团袭击其后，即命万户沈胜筑寨驻日岭之南，以拒裘氏。沈进军一个多月，屡遭裘氏截击，三次筑寨，均被焚毁。大海大怒，着诸全州城守将率重兵夜攻驻日岭，
自领锐师再次夜袭斗坵村。胡知裘氏善战，未可强攻，就改变战略。宵分，胡军分兵埋伏斗坵村侧，令二、三人乔装裘氏团勇潜入村中，纵火焚村，顿时火光烛天。胡军乘势一阵呐喊，冲入村中。裘氏义勇知是中计，但已来不及组织反击，只得各自據守要道与村民协力迎战。胡军藉火势，左右冲杀，裘氏义勇终因腹背受敌，彼此不能相顾，遂大败。近忠力战阵亡，廷举重伤被执，不屈死。（事载《中国人名大辞典》）斗坵村燼成一片瓦砾，族人大多死于斗、死于火、死于溪涧，仅少许村民得由村中地道踰岭逃生。时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初五日。至此，在明朝一代，裘氏族人再也没敢回到这个生息八百六十多年的发祥地一一斗坵。
（十）对裘氏义门盛衰问题的探究
会稽裘氏义门的事迹仅见载于《宋史·孝义传》及《会稽府、县志》，叙述又甚简略。故史所称扬的倒是：齐邵荣兴，唐张公艺，后晋李自伦、王仲昭，宋陈兢，明郑济，这几家义门。唯裘氏义门如此久长，未有所闻？凡过访义门的历代学者无不喟然而叹。宋代承直郎过朂于皇祐四年（1053年）十月二十七日撰《越州裘氏义门记》云：“裘氏世不忘义，今民有其义者，不过一二世，乃若裘氏迄今二十一代不殊，非义训之宜，孝慈之深至也欤！昔齐邵荣兴方延八叶，唐张公艺始茂九枝，尚或屈降至尊，美于信史。况乎自晋至宋六百余年，义风不泯而今闻未著，深可叹也！”
清代探花朱蘭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撰《嵊县崇仁裘氏宗谱序》中亦叹：“（历代义门）以方裘氏，尚大有径庭，何者？彼邀旷典，自四世六七八九世至十余世而止耳！然裘氏独有晋义熙，历宋、齐、梁、陈、隋、唐、五季，阅年六百有奇，传世一有十九，至宋大中祥符辛亥而旌闾。由大中祥符辛亥复阅二百三十五年，至淳祐乙巳（1245年）而同居如故。后为俗吏所胁，而分析于咸淳（1265—1274年）之世。”
裘氏义居竟达八个半世纪之久而声名不著，这与裘氏僻处浙东会稽云门山陬，囿于一隅，交通阻隔，世守农桑，少与外地往来，不无关系。其次是族人虽习弦诵，但无达官显宦扬名于朝野，难使裘氏义门声名远播。况裘氏家风，不羡荣名，“传家以孝义为本，处族以仁让为先。”义居六百多年时，尚无心闻于朝廷，“义门”之赐，也是由”乡邻郡县之交相推荐，不期闻而闻之也。”不像声名最著的“江州陈氏义门”聚居始于唐天和六年（832年），（晚于裘氏聚居四百多年），不到六十年，家族自发奏请朝廷赐颁“义门”。因而山阴诗人王阳，对裘氏义门也发抒“同居最久擅名誉，回视江州岂不如”的评叹，实有其原由的。
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
义门家族聚居在浙东会稽云门山麓的一块狭长的丘陵地上，虽“有田八百亩，可供糗糇”。但累代生活在块土地上，人口逐渐增多，家族规模日益庞大。十九世纪旌表义门时，兄弟五十多人，长幼三百余口，一百多年后的开禧年间（1205一1207年，人口骤增至二千余人，居住地空间日感促狭，同堂会食不堪拥攘，人满为患成了裘氏家族的一大威胁，不得不设灶分爨会食，改行“同廒异灶”之制，解决不便同堂会食的问题。
人多土地狭窄，生存环境亟需寻求合理的调节，疏散人口也就成为义门无法扼制的自由行动。于是有的悄悄地离门背族，远徙他乡。第二十一世孙、行万廿二永昂公就是在庆历（1041—1048年）年间入赘于剡县三十三都下园商氏（今嵊县崇仁镇南之下竹园），熙宁（1068—1077年）年间徙居二十九都永富乡清泉里八角井（今崇仁镇上街师姑巷）即为奠基崇仁之裘氏始祖。继之，廿三世诸野徙富阳、廿四世畴徙台州、廿五世应讲徙江西新建、廿六世汝过亦徙台州等。后来，均成为会稽裘氏义门的分支余脉。
小农经济的必然衰微
义门是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又是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经济单位，家族成员的生活，主要靠生产自给的途径来解决，而生产的内容就是农桑，它是家族的经济基础。因此重视农桑在裘氏家训、族规、家法中都有条文实行法律性保护。家族成员劳力的组织分工，就是男性执农作重活，女子则蚕桑纺织，以此解决合族的饮食衣着问题。但由于生产工具的简陋，耕作技术的落后，更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农桑收成很不稳定，辛劳终年，丰收尚能维持温饱或略有盈余，遇上灾害歉收则捉襟见肘，饥饿的阴影就笼罩着整个家族。家族聚散的命运就决定于官府的赈济。
义门家族除了全力以赴抓农桑生产外，对于经商之道，是颇为蔑视的，亦与整个封建社会”重农轻商”一脈相承。商贾营贩之利，义门是禁习的，因而家族经济命脈完全系于田地的生产上。田地生产的不稳定，家族人口却有增无已，义门的日子必然是愈过愈穷了，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是导致后来义门家族分居的基本因素。
平均主义阻滞生产的发展
我国历来把“均财富”作为理想的社会分配模式，“不患寡而患不均”。义门的聚居一堂，同灶共食的大家族家庭，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也必然导致在分配和消费上的平均主义。这种均等思想所反映的是财富共有，普遍劳动，消费平等，除了对年长者、尊辈有些额外照顾外，实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义门家族不但沿习成俗，还被列为家规、族约和家训，同时也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唐律》就规定“坐贜论减三等，”至宋、明、清代仍沿袭不变。
合族上下不管能力大小，贡献多寡，多做少做一个样，劳动所得与具体贡献挂不上钩。从现象上看，家族间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消灭了差别，但调动不了族众的积极性，所以生产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均等思想以及家族倡导的所谓谦让之家风，也是严重抑制家族成员积极进取的根源。“匜架无主，厨馔不异”，劳逸无别，智愚相埒，过着仍带有浓厚的氏族公社痕迹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倒退。
义门无辉耀门庭的显宦
义门家族累世力耕桑，习弦诵。以勤耕谋求丰衣足食，以苦读希冀获取功名富贵，这是族人的两大谋生手段，也是家族对子弟进行生计教育的两项主要内容。然而自旌表义门后，未见有达官显宦。有人认为这是裘氏义门久延不衰的原因之一。王栐在《燕翼贻谋录》中也感慨地说：“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不散。茍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塗，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将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义门得以长久，是由于“无骤贵超显之裔孙”，事实也正是如此。义门僅在皇祐元年（1049年）出了受朝廷旌褒的孝子仲容、仲庄兄弟（会稽廿二世孙），为义门更增添了孝悌的光环，然非显宦，故无利禄可言。而在南朝梁、陈间有六世孙裘柄出为鄞县令，罢职后未归义门，徙居慈溪鸣鹤场（清康熙进士，选庶吉士裘琏即是其后），成为慈溪人。又有一位较为著名的会稽二十八世孙裘万顷，淳熙年进士，累官江西抚干。淳熙年（1174—1189）正值裘氏义门被迫离析之时，万顷遂离义门，别居江西新建县（后嗣裘日（一作“曰”）修，清乾隆年间，历官礼、刑、工三部尚书；其子行简在嘉庆年间累官兵部侍郎、直隸总督。）成为江西新建人。两者均先后离乡背井而去。王栐之论：“裘氏虽无显者，乃能世世守义以为名族，胜于乍盛乍衰者远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厚哉！”不是凭空而发的评语。
（1）义门过盛遭致朝廷的疑懼
裘氏义门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被迫析产分居，世皆归咎于会稽县主簿薛某，其实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义门的聚散岂能以个人权力所左右，薛某不过是遵奉上司的意旨行事而已。其实家族过盛，引起朝廷的疑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早在二百多年前，宋王朝对势盛的义门已存戒心，负有声誉的江州陈氏义门因家族兴旺，声势显赫，朝野太盛，由包拯等上疏，宋仁宗于嘉祐七年（1062年）下诏离析，遣散族人徙居他地。裘氏义门历史虽久，声名不著，也无显赫之声势，但在会稽云门地区，世代却享有当地其他族姓无可比擬的权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有自卫武装实力，称雄于一方的大家族，本来就是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如果一旦出事，族长振臂一呼，合族共起，继之呼应四方，震撼朝廷，非同小可。何况当时的形势，蒙古军已攻下樊城、襄阳，定国号为“元”，下诏大举攻宋之际。由薛某出面肋迫离析义门，厘为十九房，各自课税服役，就成为统治者的必然措施。所幸裘氏“义门”虽废，而族人未散，聚居于斗坵村，遵旧规，选族长，传承家风，在有元一代，仍不失为会稽云门之望族。迨至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年）在族长裘廷举的领导下，统率四邻乡团，置寨驻日岭，顽强阻截朱元璋军进取绍兴，充分显示出这个家族的武装组织之力量，可见统治者的疑懼，不是没有根据的。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封建宗族统治，维护封建秩序，奉义门为宗族的楷模， 而义门发展过盛，则又视为隐患，不得不强加制裁，这又为封建社会的义门注定了盛衰命运。
（2）依附元廷而败于朱元璋军
裘氏义门被迫析产分居后，不十年，元军定鼎中原，裘氏族人即奉元为正朔，着手整饬义门规约，为恢复义门旧观重行“同厫异灶”之制。延至皇庆年间(1312—1313年)族大口众，盛况空前。迨至至正年中叶，国事日蹙，反元义军蠭起。当时浙江省内方国珍、张士诚各據东西，拥兵自立。朱元璋亦乘隙挥师南下。至正十九年（1339年）正月，朱军胡大海部攻下张士诚盘踞的诸暨州，方国珍亦惧朱元璋势大，遣使求降。而裘氏族长廷举不审时度势，未从全面战局考虑，更不顾已与胡大海军结下的夙怨，仍依附于孤立无援，死守绍兴城的元将江浙行省枢密院副使吕珍，坚持“扼险要而捍卫一方”的决策，带领四邻乡团义勇，接受吕珍调遣，拱守绍兴外围，进據数十里外的驻日岭，阻击强大的胡大海军，且三焚其寨，激怒大海亲率精锐袭击斗坵，致遭灭顶之灾。得以逃生的族人，在有明一代辗转奔命，哪敢再回斗坵！
斗坵裘氏家族是败毁于元祚将尽之时，而义门则析居于宋室陸沉之年。后人不禁唏嘘：自古来，家世中衰，皆有子孙不肖，摒弃礼法，违戾家范，不事生业。惟会稽裘氏义门之析，迫于官府；家族则败于国事，而于人事一无所失。俗云：“千载之盛，难避一日之衰！”此岂盛极必衰之理耶？又云：“败於人者必灭，败于天者不绝。”而裘氏虽罹国难，斗坵荡平，而家族得能一线幸存，尔后繁衍，今以裘姓名村者，在斗坵附近，即有绍兴县之西裘、裘家岭，萧山之裘江等，岂非天之祐裘氏哉！
今阅裘氏谱，凡记述与朱军抗争事，礙于当时朝廷，多用周旋避忌之词，在府、县志中，亦止言裘氏屡挫强敌，见逼于愤军等含糊之词。而史籍称朱元璋爱民重士，誉其军为仁义之师，不杀无辜。《明史·胡大海传》则云：“大海善用兵，每自诵曰：‘吾武人不知书，唯知三事而已：不妄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以是军行远近争附。”而《王雲山樵杂志》中，则谓“大海性残暴，所过则屠，故卒死于非命，二子皆横死。”可见正史亦多謏词，纪事又何其相谬耶？今鉴胡大海之焚斗坵，灭裘氏，更是昭然矣！
义门家族史应该说是当前“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十九世纪末期形成的“家庭社会学”，大都偏重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方面的内容，而对各个时代、民族、地区、阶层和群体的各种家庭生活，近百年来未见有一部诸如宗族繁衍史、家族发展史、血缘亲族史和姓氏史等成果问世，至今还是历史上的一块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义门是我国封建社会特定的一种家族，由于它的同居共爨是切合我国封建道德的标准和规范，其中蕴含的深厚历史背景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起过莫大的作用。特别是义门的乌托邦生活模式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借鉴和现实意义。然而，撰写义门家族史是一件开拓性工作，又是一个较为艰难的文化工程。因为义门的史实在正史、地方志中记载颇为简略。野史、笔记中也很少见，像王栐这位杂史家在《燕翼贻谋录》中能记下当时裘氏义门的一些见闻，确是不可多得的。义门资料主要依靠义门家族本身谱牒的记载，而谱牒自大陸易帜后，屡经浩劫，焚毁殆尽。会稽裘氏至嵊县崇仁裘氏一千五百多年间纂修的二十次家谱，遗剩的僅乾隆、嘉庆、咸丰、光绪和民国年间五种残本，这就为具体、系统介绍裘氏义门带给了先天性缺陷，只能从幸存的旌表义门史料及有关名贤走访义门的诗文、碑刻中所反映的义门盛世时的一些浮面景况，不过足以说明在中国家族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久长的一个裘氏义门家族。但不敢进一步想像如此孝义贤德、雍亲睦族、友爱无比的义居家庭，而在当时难道没有鄙薄儒术，崇尚异端思想的吗？还有没有过兄弟间在背地里如豆与萁一般相煎熬呢?是否有冤屈的幽魂在绰楔、义台间逡巡徘徊呢？是否经受兴荣欢娱之后产生的哀伤悽怨呢？这些只有让后人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