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以外：《春秋》研究新探
门户以外：《春秋》研究新探
黎汉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32开 简体横排 平装
定价：56.00元
内容简介
在《春秋》研究史上，坚守门户立场是相当突出和普遍的作风，本书透过严谨的论证和翔实的考据，指出门户既不可欲，更不必要。本书正文七章：前四章是检讨晚清以来《春秋》研究者的迷思，重新审视经学史教科书的某些失误；后三章是案例研究，努力突破过去经学争讼的门户习气，指出一些《春秋》研究的公案需要结合不同经传，加以客观比较，方能获得可靠的结论。
本书特色略有四点：第一、既以破除门户之见为前提，写作立场上便三传互参，力求持平；第二、写作角度上，传统经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两相交融，别开生面；第三、写作方法上，理论分析与案例探讨相结合，深入研究具体问题，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第四、写作材料上，由先秦至民国，遍览全史，以贯通的视角看待《春秋》。本书的出版，当对经学、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作者简介
黎汉基，中国香港人，1971年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博士，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台湾大学博士后，近年研治中国经学，已出版专著《殷海光思想研究》《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混沌中的探索：殷海光的思想困境》《〈穀梁〉政治伦理探微：以“贤”的判断为讨论中心》《〈经学通论〉辨证》五部，合译《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政治中的历史与幻觉》《对话当代政治理论家》三部，合编《徐复观杂文补编》《徐复观家书集（1963—1981）》《牟宗三先生全集》《李春生著作集》四部。
目录
导 论：门户是否必要？
——《春秋》研究与中国哲学
第一章：无论多少，不该被抹煞
——《公羊》和《穀梁》的史料价值
第二章：以《公》解《穀》之谬
—— 近代经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片断
第三章：《东塾读书记·春秋三传》析疑五则
第四章：《读春秋界说》辨证
第五章：由忠臣而逆贼
——祭仲历史形象的曲折变化
第六章：父命抑或王父命？
——从聩辄争国看儒家政治伦理的发展
第七章：季札让国的争议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结 语
维持学术的深度，探讨《春秋》说了什么和被人如何说，是国内外学者（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工作者在内）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尽管为什么需要，言人人殊。
谁都承认《春秋》是重要的文献，而且是认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资源。可是，问题一旦落入经学研究的领域中，麻烦便出现了。
就说“重要”吧，究竟有多重要？在什么意义上重要？对什么人重要？无论生活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的人都觉得重要？《春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被视为不重要的？凭什么觉得某些内容重要，其他内容不重要？
就说“认识”吧，同样疑窦丛生。是什么读者来认识？如何认识《春秋》？依据什么标准？什么文本？多年来通行的经学教科书？假定教科书的编写者也有认识的限制，或者所言欠缺依据，那么以后的研究者凭什么还被要求继续遵循呢？作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制造认识的障碍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及其解答，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积累一样，围绕着《春秋》的各种言说，随着各种理解和诠释的迭架，在历史长河的沉淀中，已留下相当厚重的文献纪录，有待后人慢慢消化。《春秋》不像出土文献或其他考古实物，并非前无可恃的空白状态。任何学者都得详细地占有材料，细致阅读文献，检讨正反证据，严肃地面对过去的各种诠释意见，即使说的不合己意，恐怕也不能视若无睹。因己好而自取一脔，为门户而抹煞异说，很难说是正常的学术态度，哪怕立言的人打着《春秋》或其他貌似学术的旗号。
纷繁的文献事实，要求《春秋》研究者必须放宽视域，注意多歧且矛盾的诠释意见。仅是充分占有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不同言说如何产生，为何产生，产生了有什么结果，探寻各种观点的内部联系。要理解许多貌似费解的观点及其思想现象，最终还是要回到《春秋》经传的文本之中。现在已有学者指正：“无数六经注我的例子已经表明，经学需要一个可以持循的基本尺度，来规范古往今来大量的过度诠释。这个尺度便是回到那些虽然具有历史性维度，但是却在义理上贯通如一的经典之中。”当然，什么是“义理上贯通如一”，存在商量和讨论的余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能采取“六经注我”的办法！把自己所偏好的观点说成“家法”或《春秋》原教旨的一部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回到经典文本之中，就是要客观地理解它如何说。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看《春秋》说了什么道理，还要看《春秋》透过什么叙事来讲述相关的道理，审视不同学者对这些叙事有什么解说和评论，从而得出比较可信的判断。不过，晚清以来一些经学教科书所作出的概论，尽管条件尚未成熟，论证还有破绽，在材料的别择使用上不够严谨，却被后人视为定谳。因为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本书仅能作出初步的成果，一方面是检讨前人之误，另一方面是重新讨论和分析一些得不到经学史重视的叙事。以下是本书的总结：
导论尝试论证门户立场作为一种党派性思维，为何不是《春秋》研究所必须的。从事某一角色或专业的人具有初步认定的道德责任，以合乎情理的努力避免那些可能影响判断的因素。《春秋》研究需要以“严刻的理智态度”处理问题。因此，中国哲学工作者在《春秋》研究上，具有一种初步判定的道德责任，以合乎情理的努力避免那些可能导致《春秋》研究变差的事情。门户之见可能导致《春秋》研究不能保持“严刻的理智态度”，不必要地产生偏差。因此，中国哲学工作者具有初步判定的责任避免门户之见。这里，“严刻的理智态度”是基于“专业判断的原则”的考虑，并不专门讨论任何实质性的主张。
第一章指出《公羊》与《穀梁》二传的史料价值，因为晚清学者的误导，以及其他可理解或不可理解的原因，二传的史实性较少得到着墨或甚至备受忽略，导致现在还有学者误以为二传只说微言大义，而没有史料的价值。假如不是心怀偏见的话，平实地阅读《公》《穀》，便不难发现它们叙事的分量纵使不如《左传》厚实，也并非只谈“微言大义”。二传不仅能够印证其他典籍的历史记载，而且有些叙事更是独家拥有，很难说没有史料价值。把思想性与史实性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从一开始便是错误的。
第二章继续讨论《公羊》和《穀梁》的问题。晚清以来许多学者把二传归入“今文说”，以为它们同属一派的思路支配了解读文献的方向，一些《穀梁》学者盲目援引《公羊》的观点，而不顾传义能否兼容。其实，二传在让国、复仇、崇贤等问题上各有不同的判断，盲目地援《公》解《穀》，结果就是把《公羊》的观点强加在《穀梁》之上，因而产生了许多违反传义的观点。这些错误之产生，说明像“今文说”之类的经学史标签，并非解读典籍的不二法门。回到经典，首先是尊重文本。研究《穀梁》就是理解《穀梁》说些什么，不是拿《公羊》当作《穀梁》之说。这跟何休《解诂》不等于《公羊》本义，是相同的道理。坚持一些尚待验证的标签，作为指引观察的视角，极有可能是自造心防，创造了不必要的有色眼镜。
第三章是对陈澧《东塾读书记》的读书札记，此书对《春秋》经传的某些评论意见已被皮锡瑞等人接纳，而成为流行的经学史“常识”。本章偏重陈澧本人及其学术史背景的梳理，较少剖析书中的论证。真要彻底清理这个问题，大概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协力，本章仅能提供点滴之助，罗列五则札记，指出其中的认识谬误，说明陈澧的一些论断还需要深入论析，不能未经讨论便即信据。
第四章重新解读梁启超《读春秋界说》，这篇短文收录在《饮冰室文集》之时，已被大量删节，非其原貌。本章透过新出版的《广州大典》重阅此文，发现这十一条“界说”基本上是康有为《春秋》学说的简要纲领，而许多理念与皮锡瑞后来编写的《经学通论》亦有相通之处。可以说，这是认识晚清经学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尽管梁启超不是世人眼中的《春秋》专家，但他比皮锡瑞或其他标榜“今文”门户的学者更坦率地披露利用《春秋》论政的企图，也更清晰地暴露许多论证上的问题。或多或少，梁启超的错误，是其他享有相同理念的《公羊》学者共同拥有的。鉴于此，重新阅读《读春秋界说》且认识其中的限制，在今天仍有必要。
第五章至第七章是三个案例研究，先后是祭仲废立、聩辄争国、季札让国三事，它们都是历来《春秋》学者反复谈论的公案，但随着材料的新发现和新解读、舆论气氛的变化乃至诠释思路的发展，展示了相当曲折的释义历程。在祭仲的案例中，他对郑国君主的两度废立，曾被《公羊》许为“知权”和“行权”，但由于内在论证的不圆满，加上后世经学家担忧导致君位更替的风险，故后世读者多取《左》《穀》而抑《公羊》。在聩辄父子的案例中，这对父子究竟谁更有合法性？作为儿子的卫辄该不该顺从父亲？纵观历代的各种诠释，可以看见舆论的大势是由支持卫辄拒父变为批判卫辄逆父，王父命高于父命的观点已被弃置，其中的信息不宜等闲视之。在季札的案例中，《公羊》以季札让国为贤的意见，得到《左传》的印证多于否证，《穀梁》贤季札的理由虽异于《公羊》，但后代儒者甚少以此质疑季札。真正形成反季札的力量，是胡安国《春秋传》的说法，而胡传的思想理念是源自独孤及——一个基本上不被经学史研究注意的人物。从儒者对季札的支持和反对，实际上可以说明：《春秋》研究的很多内容，不能仅是依据某一部传注便即立说，需要对各方面的言说进行对比和衡量，方能得到比较可信的判断。
《春秋》研究，可谈的问题还有许多。本书主要是检讨成说和案例分析，试图比较客观地处理问题，论述着重文本的细致解读，立论根据充分可靠的资料和证据，不作无根之谈。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学术期许，其得失如何，交由读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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