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甲午科：一场影响深远的湖南乡试
李超平
乡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之一，从兴起到废止，长达 1300 年。
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一次，一般于农历八月初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故又称“秋闱”。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一致。
考生中试后称为“举人”，第一名又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第四、第五名统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
举人原则上获得了选官的资格，并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未来的命运也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正如明汪廷讷《种玉记·登隽》所言：昨日里对策棘闱，今日里策名天府。
清雍正二年（1724）二月，湖南首次独立举行乡试，此时离湖南于康熙三年（1664）正式从湖广省独立出来已过去整整 60 年。从此湖南的士人不仅减少了到武昌参加乡试时的旅途之苦与过洞庭湖的风浪之险， 被取中举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并间接地导致进士数量显增，湖南科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湖南举行乡试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笔者依据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一册《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湖南乡试题名录》尝试进行一番探究。
各省乡试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湖南也不例外。来自京城的考试官有两名，一正一副，分别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徐云瑞和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协修许乃安。湖南相应配置8名同考官，分别由湖南8位在任知县担任，其中5人为举人出身，3人为进士出身。
这两位正副主考官由京城提前抵达长沙，等到八月初六日，考官入闱，先举行入帘上马宴，凡内外帘官（乡试会试时的考官）都要赴宴。宴毕，内帘官进入后堂内帘之处所，监试官封门，内外帘官不相往来，内帘官除批阅试卷外不能与闻他事。考试共分3场，每场考3日；3场都需提前一天入场，考试后一日出场。
道光十四年（1834）的湖南乡试，按惯例组织班子。首先是主考人员，设监临官、外提调官、外监试官各一，分别由时任湖南巡抚吴荣光、布政使惠丰、按察使赵炳言3位“省级”主官担任。
其次是监试人员，设内提调官、内监试官、内簾监试官3个职务，分别由道员冯光澜、知府吕恩湛、同知端木坦3位“地厅级”官员担任。
考务、考纪人员根据不同的职责又有进一步的分工——
内帘收掌试卷官1名、受卷官4名、弥封官2名、誊录官3名、对读官2名、外收掌试官2名，这14人均是由来自省内各县的在任或代理知县担任；
内供给官1名、帮办内供给官1名、印卷官2名，他们显然是负责后勤协助，层级相应较低，九品至八品不等，为省衙或县衙派出的吏员担任；
棘墙外巡绰官10名、分号巡绰官8名、巡捕官3名、搜检官7名，维持整个考场秩序，防止作弊等，因此有知府、知县、县丞和巡检等不同层次的官员；
内帘锁钥官、龙门锁钥官、头门锁钥官各1名，分别掌管3道门。管誊录封读饭食官、内管水官各2名。这些人的层级以九品为主；还有贡院外住宿巡逻稽查官1名，由巡抚衙门的参将担任，为正三品武官。
由此可知，湖南乡试通常设有26个相关职务，需要在全省范围抽调70名大小官员。
乡试作为省级考试，不但有很多规矩，仪式感也很强。如有浙江士子以诗《中秋祭魁星例于入闱日及中秋，监临率提调及监试祭魁星》为纪：棘闱鏖战户犹扃，浙水人才本地灵；为祝天开好文运，瓣香两度拜魁星。
整个流程则有录遗、唱名、搜检、场篮、衣包、号舍、题纸、起稿、交卷、分饼、领签、誊录、号军、蓝榜、弥封、荐卷、揭晓、堂备、副榜、磨勘等20个环节，其繁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湘军东征局的易良翰是湖南湘乡县的增贡生，他曾用诗记录了他参加乡试的感受，标题是“乡闱听点口占”，显然事关“唱名”环节。同治九年（1870）湖南乡试第二十一名举人杨恩寿，则以日记记录他于同治六年（1867）、同治九年（1870）两次参加乡试的情形，其中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入场的考生多达10370余人，不但“唱名”耗费时间，而且每场考试的座次都是不同的。
清朝的乡试出题内容经过多次变动，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起才稳定下来，其基本范式是——
第一场“四书”制义题3、五言八韵试题1；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1；第三场策问5。
“四书”题依次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则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用《孟子》；“五经”题依次是《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
据统计，清代湖南乡试的考题，出自《论语》的题目最多，有 104 道；出自《孟子》的有 103 道；出自《中庸》的有 96 道；出自《大学》的最少，只有 4 道。
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湖南乡试，最终有46人脱颖而出，这些举人具备了选取官职及次年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另有 9位副举人，他们没有赴京会试资格，但可继续参加之后的乡试。
该科举人中最大年龄者53岁，最小年龄21岁，平均31岁。长沙县取8人，善化县取3人，长沙全府共取17人，居各府之首，占比37%。
舉人是进士的阶梯，他们当中共有7人在次年或更迟年份考取了进士，占比15%，平均年龄 30.1岁，分别来自祁阳、长沙、湘阴、平江、新化、浏阳、湘乡等7县。
在46位举人中，仅有 27人有明确的官职记载，最高的为大学士，最低的为教谕。
前6名举人中有2人中进士，概率为33.3%，获任知府、道员的机会也相对较高，可谓“学而优则仕”，说明这种选拔的水平还是可信的。
但是考得不够出色的也不乏有逆袭的例子，如第三十六名举人曾子城，湘乡县籍，小地主家庭出身，是该科最年轻的举人，他即是后来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他在这次中举后改名。
曾国藩不曾在日记或书信中谈及他参加乡试的经历，仅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作《乙己春闱谢戴醇士前辈画竹》诗中，留有“朅来困棘闱，逢人匄脱腕”之句。
咸丰二年（1852）六月，已经官至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出任该年江西乡试的正考官，这本是一个京官们非常企望的外放良机，而且许多举人将投入门下。不料，在赴任途中获悉母丧，只得丁忧返乡，这个变故成为他随后创立湘军的转折点。
曾国藩十分重视乡试，咸丰八年（1858），应胡林翼之请，他为湖北武昌贡院前的牌坊书写了“惟楚有材”的匾额。
湘军攻克南京后，同治三年（1864）冬，在曾国藩的力推之下，被损毁的江南贡院被迅速修复，中断12年的江南乡试得以重新举行。
同治九年，刑部尚书郑敦谨任钦差，与曾国藩同审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该案是晚清四大疑案之一。郑、曾两位是道光十四年甲午科的同科举人，他们在36年后竟一同审案，也是罕有的机缘巧合。
曾国藩与部分同年友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最著者当属第三十八名举人长沙曹光汉。曹光汉字倬甫，号西垣，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其父母撰壽序，提到他们在京城应试时与郑敦谨、邹振杰（原名焌杰）、金树荣、王永时、邓庭楠等举人同年“朝夕聚处，醉饱欢娱，意气丰盛”。
曹光汉后来没有考取进士，经会试后的大挑进入仕途，后因故回籍，被曾国藩奏留湖南办理团防保甲局，保升知州，接办厘金捐输局务，保举盐运使司运同衔。同治元年（1862）后办理两江军务，补授安徽怀宁县知县，同治三年（1864）后授六安直隶州知州。
从履历不难看出，曹光汉是曾国藩十分信赖的幕僚，无论是厘金捐输事务还是怀宁知县、六安知州，都是比较重要的岗位。不仅如此，他的族弟曹耀湘也是曾国藩的挚友和幕僚之一，是《曾文正公年谱》的最初纂辑者。近代湖南著名教育家曹典球先生，则是他的族曾孙。有趣的是，同年友邹焌杰（第二十四名）还与其结成了同族姻亲。
第二十五名举人杨世铣，又名杨泽闿，后改名欧阳泽闿，字石汸。他的官职不算高，有《石汸诗钞》三十卷存世，曾主修《宁远县志》。曾国藩日记里，分别有道光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两次与之往返的记录，也曾为其亲属撰寿文。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致信杨石汸，为他的儿子“擢秀萃科入都廷试”而感到高兴，又专门委托长沙周辑瑞捎去三十金以作祝贺。
第二十六名举人首焕彪，字班臣，其事功鲜为人知，他也是与曹光汉同时获大挑得任知县，分发江西，先后署理德化、德兴知县，因患高血压中风，于咸丰二年病逝于江西，时年51岁。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任侍读学士的曾国藩应首焕彪之请，为其祖父母撰墓志铭，他形容与首焕彪“同寓最久，相知最深”。
2019年5月，专注于湖南古村落寻访的彭志先生在湖南桂阳县南衙村考察了清代举人邓钟岳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老宅，并采访 84岁的后裔邓芳汉。通过比照族谱记载得知邓钟岳正是曾国藩同科第二十名举人邓一溪。
跟曾国藩一样，邓一溪也在中举后改名。邓一溪当年家境贫困，在中举消息传来时仍在当私塾先生，主家来贺时颇有几分“凡尔赛”味道：“先生之志遂矣！所恨者，我家失一严师耳！”
邓一溪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会试不第，遂绝意科举，以课士为业，先后掌教多个书院。咸丰三年（1853）冬，曾国藩在衡阳训练湘军时曾数次相邀，未赴。后在乡组织团练有功，特授攸县教谕，十年后解任，在乡修建百获书院，继续陶冶后学。
陈启迈可能是与曾国藩唯一交恶的同年友。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上奏参劾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启迈。他先是胪陈诸多事实，尤其是彭寿颐一案的原委，认为陈氏将贻误江西全局，进而强调自己与陈启迈虽系“同乡、同年、同官翰林”，但“向无嫌隙”，表明他参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公事而非双方私怨。陈启迈随后被免职，永远退出官场。
当代有很多人对这“三同”很不理解。其实，“同乡”是指湖南同乡；“同年”是指同科中举，非指“同龄”；“同官翰林”是指他们同于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会试中试，但陈启迈迟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才参加殿试，两人先后进入翰林院。
总之，录取率如同百里挑一所萃选出来的这些湖南精英，或高居庙堂，或独处荒隅，都无可避免地关联着之后的历史变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湖南乡试。
到了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死板和考试形式的老套，导致科举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变通科举，三年后（1901）慈禧太后才宣布，乡试、会试的试题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这正是张之洞的建议内容，但变革显然来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