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读】赵勇、聂尔 | 电化教学时代的文学教育 ——一个高校教师与一个作家的通信
安庆师范大学方锡球教授昨日转了一篇如上图显示的文章，结果在朋友圈引发了一波讨论（讨论的部分截图附文后）。我看到后说，当年就与朋友讨论过此问题，当时对PPT、多媒体等还比较抵触，但讨论之后就缴械投降了。投降的原因不细说，你懂的。
现如今，PPT做得如何，似乎已进入“教师技能大赛”的评分标准中，你要是只带着一支粉笔一张嘴，显然是无法拿高分的。这就是现实！我校这学期搞了半年的教育教学大讨论，所请专家好像都喜欢宏大叙事，似乎没人讲过这种实实在在的小问题，我也就没好意思太关注。
我说的当年是指2003年，朋友是指老家的作家聂尔。
电化教学时代的文学教育
——一个高校教师与一个作家的通信
赵勇 聂尔
聂尔兄：近好！
我已经结束了这学期的课程，一年的课上到终了，一些让我困惑的事情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现就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与你讨论，希望引出你的思考。
你也知道，在给这里的学生上课之前，我已有10多年的讲课经历。虽天生拙嘴笨舌，总想改进而无多大起色，但似乎还没到韩石山先生所言的“结巴”的境界（顺便说一句，韩先生的那篇文章《真想是个结巴》写得很妙，不知你读过没有）。所以讲课这东西，虽从来没感到如何轻松，也一直没感到怎么沉重。我听说有的老师上课之前，每每失眠多梦，如临大敌，或许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但现在看来，以上所说的“结巴”问题或“真想是个结巴”问题等等，已经或正在失去它本应该拥有的美学依据。以前的教师上课，只要自己的思想新学问好，再凭借自己的嘴上功夫外加一笔漂亮的粉笔字，就可以把一堂课上得天花乱坠，让学生如沐春风化雨。我当年上大学时就遇上了这样的老师，我想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当然不一定样样过硬，但总能呈现出自己的讲授风格。记得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她把没多少意思的“当代文学”讲出了许多意思，现在想想，与她那一口漂亮的京腔和讲课时的犀利分析、情感投入是分不开的（她是北京老插，又据说是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所以很卖力气）。
我说的这位老师是邢小群老师。前不久我去北边看她，她与丁东先生正发愁房子被拆后，转圈这16架书往哪里放。
还有一位老师，他上课最大的绝活是能把那段文学史中古人写的诗歌文章（包括那些介绍某人生平情况的古文）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而且背得声情并茂，让我们在目瞪口呆中美感大增。他讲的是魏晋南北朝那一段，“魏晋风度”就这样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根。还有一位老师教我们“美学”和“马列文论”课，他是南方人，许多人大概得适应半个学期才能明白他那嘴方言味浓郁的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为了把自己的意思传达清楚，他就不断地往黑板上写。他有一笔好字，草书，竖排，龙飞凤舞伸胳膊撂腿，一节课下来密密麻麻一黑板，又完全有计“黑”当“白”的神韵。大概就是从他的“书法”课上，我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说的这位书法好的老师是程继田先生，这是他1990年代中前期想把我调到山西大学的书信。
参见：赵勇｜忆念业师程继田先生
可是现在的老师怎样上课呢？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充满了疑惑。当然，既然是上课，你还得用嘴，还得写讲稿，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也依然可以在黑板上写写划划，但是我想，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东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的教室正在变成或被改造成多媒体教室，键盘＋软盘正在取代粉笔＋黑板。你现在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除了普通话得过关像样之外，还得掌握熟练的电脑操作技术，会制作powerpoint幻灯片，能搞来一些图片资料，多给学生放几次碟。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去年的时候，上海市教委已出台了一个计划，他们将对全市的中小学教师进行全面的信息教育培训，培训之后依然不会“敲打”电脑的教师将被淘汰出局。大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否使用了教学辅助手段已进入了对教师的评价系统之中，这就意味着你必须选择多媒体教室，也意味着你只有使用了多媒体教室才有可能把一堂课上得生动活泼有趣，否则，学生可能不会买你的账，你的课也会变得枯燥乏味。而从实际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也更愿意使用多媒体教室。因为道理很简单，有了这种教室，你就不需要站在讲桌面前做演讲状，也不需要满黑板写那些粉笔字了（许多人都是冲着这个来的，看来写字已变得不得人心），你只要坐在电脑跟前，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2009年，我给研究生同学讲一学期课，超星全程录像。讲到最后一次课时，故意没做PPT，恢复了粉笔黑板的本来面目。
对于电化教学时代的来临，我们恐怕没有拒绝它的理由（也许关键还不是你是否拒绝它的问题，而是你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很可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它毕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事实上，我虽然靠粉笔黑板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面对多媒体教室这个风流娘们儿，也早已是蠢蠢欲动。上个学期我有一门课，当时对这种教室还没什么概念，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用了个普通教室，粉笔黑板了一学期，学生似乎有些怨言。这一学期两门课，于是在学期之初毫不犹豫地申请了两个多媒体教室。看来也是狼多肉少，有关部门只批了一个，只好让有怨言的继续怨声载道了。但另一个我其实也没有好好利用起来，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套路不对业务不熟（比如我比较迷信革命前辈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结果搞得我有点狼狈。前两次课的“课件”估计做得既丑又陋，还常常像放电影那样放断了片，学生看我找不着北，只好跑到讲台上临时教我几招。后来虽然放映技术有了长进，也依然没有做出赏心悦目、轻舞飞扬的效果来），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嘴上说着要鸟枪换炮，但心里却越来越有了点抵触情绪。因为我逐渐意识到当我不得不去翻那一张张的幻灯片时，每次都会破坏我一点讲课的灵感和情绪。又看到下面的学生只顾盯着那块大白布往本子上抄而顾不上了看我（我当然没有什么好看的，但学生不搭理老师光青睐白布，这课还能讲出味道吗），就觉得心情变坏感觉顿无。为了把那些目光收过来，我有时候故意不做那些PPT文件，不带软盘只带嘴。诗曰“结结巴巴我的嘴”，但依然觉得这结巴嘴要胜过机器。
现在一学期都写不了几个粉笔字了。
这是本学期给研究生讲课时写到黑板上的几个字，很难看。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让我对《光明日报》（2003年4月17日）上的一篇豆腐块短文发生了兴趣。这篇文章叫《教师请写好粉笔字》（马玉顺），文中说，随着电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有些教师放松了对课堂板书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往往直接用电脑打出板书，上课时用投影仪放映出来了事。作者认为：“教师随着教学的进行随手写下的板书是带有感情，具有艺术品位的；而用电脑打出的板书则整齐划一，缺乏灵气。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比起电脑设计的板书，学生更愿意亲近教师的粉笔字板书，面对老师的当堂板书，学生的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尽管从这篇文章看下来，作者应该是对中小学教学提出的建议，但依我的想法，这种建议也应该能够适用于大学课堂。比如，如果我的美学课老师不是写出一黑板一黑板的书法而是敲出一屏幕一屏幕的文字，他的课还会有那种神韵吗？如果我的古代文学课老师不是大段大段地背诵朗诵竹林七贤而是放在PPT文件上念出，魏晋风度还能进驻我们的心灵吗？本雅明反复强调过“灵光”之美，我想电化教学可能破坏的就是这种东西，它使一门艺术变成了一种技术。
2010年去忻州师范学院讲课时的一张照片
接下来我想跟你聊聊文学教育，也许你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在课堂上谆谆告诫过我们：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名著改编的电影，因为它会把一个人物形象固定成某一个演员。你要是看了某部电影再去看这部同名小说，你的想象就飞不起来了。他这话说得虽有道理，却也并不能阻止我们去看电影，尤其是名著改编过来的电影就更要看。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电影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吧。当然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你就是真想甩开膀子饱眼福，又有多少电影可看呢？所以更多的时候你还得老老实实呆在图书馆里跟那些名著较劲。然而，这种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了。前好几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过个报道，说现在的大学生已不怎么读经典名著了，并说大学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幽默：所谓名著就是那些谁也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经典作品。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大学生不可能“堕落”到这种程度吧。现在我信了，这确实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我还给一个地方代了一门现代文学史的课程，每当我布置下必须阅读的作家作品时，我发现没有几个人会听我的话。中文系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系的学生就更可想而知了。
童庆炳老师讲课也用PPT，黑板上的字是我写的。
2011
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我想电化教学也难逃其咎，起码它强化了我们这个“读图时代”的美学特征。还是说说我自己吧，这也是我这一年来的一个切身感受。我原以为厮混于教书这个行当里多年，文学作品也读了不少，上一些与文学相关的课应该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想想，我的观念还是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我后来发现，这里许多教文学课的老师，每学期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放几次电影（这也是多媒体教室的应有功能之一）。最让我受刺激的是这个学期的课，我用的是一个普通的小教室，斜对门是一个多媒体的大教室，有一段时间，每当我上课的时候，这个教室都是在放电影。那些优美的音乐、英语对白会不时地从门缝里飘进来，把我的课衬托得冬烘而落魄。我曾经问我的学生：这里上课的是不是艺术系影视专业的学生？答曰：好像不是。不是影视专业的又会是哪个专业的呢？我后来赖得再问，但我又固执地认为，一定是和文学相关的专业（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英语文学专业），因为其他任何专业都不可能把教室里的DVD功能利用到这种地步。
后来与我们系里的老师聊天，基本上坐实了我的猜测。比如有的就很直白地告诉我：不放电影怎么行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抱着你那个文学作品不放？也有的老师跟我说：北京的学生不好对付，他们什么片子都看过，害得我老得去找那些最新的碟。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这里中文系的许多老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手头都有几十张几百张的碟，淘书买书也变成了淘碟买碟，于是给学生放碟就成了文学教学活动中的一件新式武器。举例的时候放，布置作业的时候放，甚至不愿讲课想偷个懒的时候也可以放。如此相比，愚钝如我者就不光是落后于时代，而且简直落后得不成体统了。我到现在手里都没有攒够10张碟，自己也没买DVD机，看过的碟自然是少得可怜，一付穷酸饿醋样。我自认为自己还看过不少小说，但文字的东西在学生那里没有多少市场也引不起他们多少共鸣。更糟糕的是，我给学生上了一年的课，居然没给他们放过一次电影。其中的一门固然是因为教室原因，但后来的一门课有了可以放电影的教室也依然没给人家放，因为这门课的名字叫“文学批评方法论”，我想不出这样的课怎么给学生放电影，应该给他们放什么电影（肯定这与自己没有大量看碟有关）。可以想见，我的课因此会变得多么寒酸！学生又会多么地苦大仇深！
北师大多媒体教室的投影设备
看来，我只有痛下决心、与时俱进了，非如此恐怕无法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不过在下决心之前，我又变得满腹狐疑了。我在想，中文系的许多课毫无疑问都是文学课而不是艺术课，既然是文学课，那么你在切入到这门课中时就得贴近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或者文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显然是以印刷文本中的语言文字。如果这一判断现在依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你要谈文学就只能去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或者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不能去说那个电视剧版本的《红楼梦》或者电影版本的《布拉格之恋》。这个道理我想许多人都清楚，无论一部电影拍得如何成功，相对于原作（如果它有原作的话）来说它都是一种简化、篡改或再度创作，而且，更关键的是，只要它成了一部电影，它就不再是文学了。它虽然还与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非常遗憾的是它的存在方式变了，充其量它只能算作是“泛文学”作品。文学课本来应该面对那些纯粹的正宗的文学作品，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它现在已经拜倒在“泛文学”作品的石榴裙下。所以，表面是个放电影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对学生的一种引导、暗示，也是对他们“看”（而不是“读”）的合法性的确认。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被活生生地译成了《布拉格之恋》
千万不能小看这一现象，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的生产。你在那儿啃啃哧哧地写小说，你肯定是写给读者读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读者队伍已经大面积地萎缩，他们改行当起了观众。你当然不能要求观众读你的作品，而只能寄希望于某个导演能读到你的作品，然后把它改编成影视产品，这样你的作品（也可以说已不是你的作品了）才能呈现在你预想的读者（也就是改行的观众面前）。现在干什么都讲究找中介人，导演其实就是小说家与原来的读者之间的中介人。你要找不到这个中介人，你的小说的诞生之日，也许就是它的消亡之时。德里达说过，电子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文学的终结，以前我一直弄不大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如今在我的学生们的启发下，在这个拜碟主义的氛围中，我终于明白这个大哲人实际上说的是句大实话。
文学要是终结了，文学课还会存在吗？我们还需要把那些正宗的纯粹的文学作品拿出来示众吗？你严肃兮兮地夸小说里的东西比碟里的东西好，学生能不说你是个大傻冒吗？你想做文学的节妇烈女，谁会给你树贞节牌坊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牌坊还有价值吗？说老实话，这些问题我把脑袋瓜想大了都没想明白，所以就想把它们交给你，你是文学创作的局内人又是文学教育的局外人，可能会比我看得更清楚。
要是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仔细算算这笔账的话，恐怕还是买碟看碟划得来。一本30万字的小说得花20多块，还得不歇气读三天；一张碟只需要十块八块，看两个小时就能把它拿下。现在是个讲究速度的时代，看碟很可能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速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唱对台戏呢？
即颂
夏安！
赵勇
2003年7月5日
赵勇兄：你好。
正当我对你的文学概论讨论课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你却来了这么一封信。你的那些公布在网上的文学概论讨论课使我产生了误会，我以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仍旧沿用着过去的方式，在此前提下，我以为你的讨论课是一种有益的回归式的改革，即把苏格拉底或孔子式的教育思想引入当代大学教育中来。
看了你的这封信，我才如梦初醒，颇感震憾。我确实离开学校，尤其是大学，时间太久了。你信中介绍的大学教育方式所发生的巨大而惊人的变化，令我目瞪口呆，真的是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我的女儿明年将参加高考，我指望她进入一所好大学的心情已经持续数年，今年的高考我尤其关注，所以我觉得尽管自己早已离开了大学，但却一直在关注着大学教育，因为那里是我孩子和所有孩子的天堂。看了你的信，我才知道我的所谓关注实际只是记熟了一些大学和一些新专业的名字，我对大学已经毫无了解。这恐怕也是当今社会各种行业愈来愈严重分化的一个证明吧？
聂尔作品之一
但是，谈到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我觉得我还是有话可说的，毕竟我在大学里呆过，而且我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写作，不能说与文学教育毫无瓜葛。你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多，我能确定的有如下几个：一，多媒体教学正在取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二，对电影碟片的观赏正在取代对文学名著的阅读，以印刷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学有走向德里达所预言的终结时期的危险；三，作为教师和文学工作者，或者说文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对如此明确的时代潮流作出何种回应。
下面我对上述问题分别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谈多媒体教学我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因我没有亲身经历过。在我的想象中，多媒体教学一定能够最终地完全地取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头顶上的“灵光”，这对于教师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同时对于整个的教育方式会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的互动将不复存在，教师的人格，魅力，学养将与他的学生们无关，教师退为学生们与电子白板之间的一个操作员，尽管这个操作员实际上并非无足轻重，但他将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如你在信中所描述的，学生们已经不再注视他们的老师了。因为我不是教师，你是教师，所以我无法想象你在如此形势下所承受的痛苦和失落，我只是依据你的描述作出如上的推测。
聂尔作品之二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以读碟来代替读书，我几乎不需思考就可以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在文学圈子里，特别在年青一代的文学写作者那里，也存在着愈来愈浓厚的读碟风气，我对这一点早就有所察觉。我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对电影的狂热时期，那时候我苦于看不到想看的电影，所以当读碟时代最初以我难以察觉的方式刚刚来临的时候，我还请我的青年朋友给我买过一堆碟片，但我最终没有看完它们，而且我没有找回青年时代对于电影的热爱。这当然不能成为我反对读碟的理由，我反对的是以读碟来代替读书；尤其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如果学生放弃名著的阅读，转而全体读碟，教师也对此听之任之，并把放碟作为常规教学手段之一种，肯定“看”的合法性，那真是令我难以想象。如你所说，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文学教育，而是别种教育了。如此下去，文学将愈来愈成为不必要的，将加速走向消亡。也许文学真的会消亡？或者说以印刷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学真的会走向终结？我对此真有点不敢想象。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为避免在此类问题上受主观色彩的左右，我一直将这些问题划出自己的思考范围之外。但是我想，我可以不考虑这类问题，而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制度却不能不考虑，大学中文系的任务绝非让它的学生们从印刷文本那里掉头他顾。所以，我对你的焦虑表以深深的同情和同意。
学生“无视”教师，青年不读名著，一切阅读都成为快速简单轻松的读图，大学只传授生存技能而不再是人类精神薪火相传的枢纽之地，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发展前景甚至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了吗？说老实话，我对这些问题也总不愿意去想它。这可能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是一种不愿正视现实的逃避的表现。这次如果不是你提出这些问题，我就还只是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的。以前我只是觉得，只要我还在勉强地写作着，我只把文字作为我主要的生存链条，这也算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吧，尽管这种态度只是一个沉默的姿势。现在，读了你的这封信，我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大学教育体制已经在自动地对时代作出归顺，那就说明有效的抵抗正在消失，最后的堡垒已在坍塌，那么剩下的会是什么呢？会有什么呢？也许，浅薄的乐观主义，技术主义，以及商品在大地上的广泛传输，也照样能支撑起一片我们所不熟悉的天空？
聂尔作品之三
但是，不论怎样，我是决心要做一个文字王国里的遗民，我已经习惯了孤独，孤独就是我的食粮，我的策略是无视前方，埋头于脚下和过去的泥土里，对自己的无能给予最高的认可，视自己的渺小为自我配授的勋章。
这就是我目前的想法。你所描述的境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或者说，你让我更清楚地看到，我的前方根本没有道路，我只能像一棵树一样，站在原地等死。不过有一点还可以使我高兴起来，或者说使我不至于完全地绝望，我想到，不论一个人还是一棵树，他在死期到来之前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活着，那他就不应有什么不满意的。你看，其实这仍旧是一种绝望。还是不说它了吧。
顺颂
大安
聂尔
2003年7月15日凌晨4时
原载《粤海风》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