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考校考或取消，这届艺考生有多难

“生于非典，考于肺炎”是今年高考学生的真实写照，这群00后也经常以此来自嘲。但是在1000多万的高考生里，还要一部分人身上有另一个标签：艺考生。

毫无疑问，相比6月份的全国高考，艺考生们更关心原计划1—3月份的艺术校考。

疫情刚刚爆发那段时间，群里每天都有学生询问老师关于疫情和艺考的消息，学生们一直担心：“校考是否会受到影响，还考吗，怎么考？”

没有答案，其实老师和学生一样焦虑。

3月12日，教育部发布《部署做好2020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称，原则上2020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鼓励高校采取考生提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非现场考核方式进行考核。“北电中戏将大量取消校考，部分专业按高考成绩录取”的消息也传到群里，沉寂许久后的艺考群又开始沸腾起来，失落和失望一并涌入孩子们的脑袋：“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

疫情影响下，校考考不考，何时考，采用何种方式考都是未知，花费高价培训半年以上的艺考生们原本迷茫的状态里又增添了许多失望。

很多艺考生进入培训班时，面对“为什么要学艺术”的问题，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

虽然这个“喜欢”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发自内心，但是我依旧能够看到他们眼睛里闪烁着的光芒。

很多青春期的孩子，虽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喜欢的艺术为何物，但对艺术梦想无比执着。

如果正常上学，阳阳现在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

去年11月，大学退学的阳阳来到班里，开始了又一年的艺考集训。与两年前学习播音主持和表演不同，这次，他把重点放在了电视编导上。

2018年，阳阳以男生组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国民航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当时就不想去，想回来复读。”一方面，他觉得这所名不见经传的航空类院校，无法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另一方面，他真正的理想是上北京电影学院或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顶尖传媒院校，但老师说他考不上，他便“知难而退”——没有报考。

虽然想复读，但在家人的建议下，阳阳还是去天津上学。但当时的“不甘心”并未随着时间推移就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阳阳想要的是一座象牙塔，但他进入大学后遭遇的却与之完全不同：每天六点跑操，凌晨一两点还在整理内务，动不动就检查仪容仪表，扣学分。“像一所体校。”这不是他要的大学生活。“为了当班委，为了入党，班里的人明争暗斗。”

让阳阳坚定退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学不到专业的东西。况且，家庭状况也还不错的他，觉得不需要太早工作。

“我想考北电。”

“想起要回天津那个鬼地方就烦。”

暑假，阳阳又哭又闹，家人不同意退学复读，他就不吃东西，坐在床上哭。无奈，家人只能同意了。

今年，报名时间刚刚开始，他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他憧憬着进入这两所殿堂级的传媒院校学习，他相信自己会因此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所有的计划。他妥协了：“无论考上哪个学校都上。”

班里，一样执着于艺术梦想的人也还有许多。

阳阳的朋友张洋也在其列，他理想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这甚至成了执念。

他去年拿到了该校播音主持专业的艺考合格证，但是因为文化成绩一般，没能如愿。在北京参加过艺考集训的她成了班里的“考神”。

张洋从来没有迟到过，到教室便一头扑在学习上。因为写一个故事，她几乎投入到有点疯癫。没有人能劝她休息，包括老师。

只有一次，她给我发来请假的消息：“我半夜来医院了，现在还在吊水，早自习可能要迟到一会儿。”

做艺考老师以来，这些年轻人追逐梦想的韧劲和决心常令我惊讶。

梦想很简单，也很纯粹。但是梦想背后却是一个复杂的造梦体系，这个体系里，考生处于中心位置，高校、培训学校、家庭全部牵扯其中。

孩子们也十分清楚，为了追梦，他们的家人除了花费高昂的艺考培训费和考试的差旅费，还需要为了艺考后的文化课报班冲刺。

阳阳第一次参加艺考时，普通高中的学费一万多，艺考培训费三万多，考试的花销一万多。艺考结束后的三个月，在文化课补习班又花了三万多。一年下来，零零总总十万有余。

但他已经算是报考学校较少的学生，也没有到北京培训，传媒类专业的花销也相对较少。这十多万的开销，在艺考生中只能算小数目。

其实一些考生也曾想过不参加培训。

每年换汤不换药的鸡汤文里，一些知名的主持人和导演的经历被讲得越来越魔幻，包括不知不觉就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央视主播，从来没有参加过培训就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著名导演，长得并不出众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知名演员。这些神话就像撒贝宁常常在节目里调侃自己保送北大一样。让人读得欢乐，读得心潮澎湃，满怀期待。

但艺考的要求越来越高是老师和学生普遍的看法。随艺考而兴起的培训早已产业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不参加培训几乎没有考上的可能。”

艺考培训风生水起，包括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也纷纷加入其中，借着大众传媒的知名度，挣着比在台里工资高许多的培训费。但是培训机构也常常饱受诟病。一方面是行业不规范，资质和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很多培训机构打着培训的招牌以各种名义变相收费，劣币总是驱逐良币。

阳阳退学回来后，原来的培训学校表示只收取他一半的培训费。但是没过多久，学校便以各种名义收取其他费用，阳阳不满意，与学校闹翻了。离开的时候，依旧被扣押了3000多元的学费。

乱收费不仅在专业培训上如此，在文化课的冲刺培训也依旧普遍。但考虑到没有时间重新换班，阳阳选择了忍耐。

高校总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想要招到的学生应该是一张白纸，但对于一张白纸的概念却总是含混不清。他们声称自己需要的是有艺术潜力的孩子，希望通过考试看到学生的艺术感受力，而不是懂得许多专业知识的学生。

而面对考场上的题目，没有专业知识的学生无从下手答题，没有接受套路培训的学生往往抓不到老师需要的点。

半年培训过后，大部分艺考生成为了考试的机器，除了答题套路，身上本来就不多的艺术气息早已被磨灭。按照考官的要求，他们背会了不同个案却千篇一律的答案。艺术的梦想，也失去了艺术本身的灵气。

但无可奈何。

一度时期，“艺考是捷径”的言论带着某种不满充斥在网络世界。许多人觉得艺考生的文化成绩不需要太高，是对普通考生的不公，大部分艺考生家庭情况不错更加剧了这种不满。

其实，对大多数文化成绩不好的孩子来说，艺考不是捷径，而是救命稻草，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通过这根稻草，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实现阶层流动。

班里的小谦就是这样。去年7月，他的父亲带着他从地州上来到了昆明。进入学校那天，他怯生生地坐在教室里，不知道自己将要学习的摄影专业是什么，也不知道老师给他推荐的编导专业是什么——只是觉得：或许会很有趣。

与班里其他孩子不一样，小谦参加艺考不是为了伟大的艺术梦想，他仅仅是想要上大学，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再像父母那样在底层奔波。”

班里许多孩子的父母不是老板就是商人，最起码也是工薪阶层。小谦和他们差距很大，因为父亲是一位焊工，母亲是服装厂的制衣工人，两人每月的收入6000元不到。

听说通过艺考上大学文化分可以低一些，父母毫不犹豫支持小谦来到昆明培训，前前后后花费了5万多元。

小时候，父母出门打工，小谦只能和外婆住在一起。因为学习成绩和家庭条件都不好，他在周围亲戚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孩子。外婆走后，亲戚也不再有多少来往。

“想尝试通过艺考上大学，让他们对我另眼相看。”

他仅仅报了两所学校：云南艺术学院和长春工业大学，前者是本地考生必考的学校，后者是单纯因为“比较好考”。让小谦庆幸的是，云南艺术学院的考试已经在年前结束，只需要耐心等待成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长春。

实现阶层跨越并不是穷人的专利，一些普通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上更好的大学跨入另一个阶层。班上的格格单凭文化成绩也能上普通211大学，但是妈妈总希望她能上名牌大学，于是想到了艺考这条路。

格格的目标和张洋一样，是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这样顶尖的院校。两人成了班里“学霸型”的人物，为了考编导她每天要看好几部影片。刚来到班里的时候，她的阅片量已经超过了作为老师的我，甚至作为电影学研究生的同事也无法完全回答她的阅片问题。

虽然不用像小谦那样急迫地想要证明自己，改变生存环境，但从格格身上，也有一股向上爬的决心和获得更高地位的期待。在如今的中国，工薪阶层已经不再值得羡慕，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考虑，这个阶层都迫切地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生活自由。

在中国，除了读书以外，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一条更好的渠道来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跨越，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旧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条渠道增添了许多曲折和未知的成分，这条路甚至被阻断了。焦虑缠身的考生和家长们，一边在家里上着网课，一边关注着官方的考试信息。难耐至极只能在群里询问老师已考的学校“什么时候出成绩？”

而老师，与他们一样焦虑和难耐：“先抓紧时间学文化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