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的缺席 ——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原因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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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的缺席
——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原因辨析
作者：范子烨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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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朝时代姹紫嫣红的文学景观中，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无疑是一部人文价值极高的文学宝典。但是，在这部文学宝典由六百多位人物组成的画廊中，人们竟然找不到陶渊明的踪影。依照笔者昔年所考，《世说新语》成书于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间（439—440），编纂成书的地点即在江州（江州的治所在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刘义庆时任江州刺史（参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陶渊明在元嘉四年（427）去世，那么，根据《世说》不取生人事迹的基本编纂原则，陶渊明是可以进入《世说》的，如拒受檀道济粱肉的故事似可入《德行》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似可入《方正》门，葛巾漉酒的故事似可入《雅量》门，无弦琴的故事似可入《巧艺》门，重阳待酒的故事似可入《栖逸》门，等等。尽管谢灵运在元嘉十年（433）以“谋反”罪被刘宋朝廷处死，但他还是在《世说》中出现了（《言语》第108条，条目序号依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唯独不见陶渊明的身影。这就是“大隐的缺席”（参见下文）。
一些学者试图揭开《世说》的这个“缺席”之谜。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在《大隐的缺席：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新释》（《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援引台湾学者李栖的观点：“渊明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世说新语》的理由是：第一，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人的原则。第二，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也就是说，陶渊明属于寒族出身，而作为隐士成名又晚，所以就不能进入《世说》了。但细细推究，这两条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在《世说》中作为主体人物出现过8次（《言语》第47条，《政事》第16条，《方正》第39条，《容止》第23条，《贤媛》第19条、第20条，《假谲》第8条，《俭啬》第8条）；陶侃之子陶范出现过两次（《文学》第97条，《方正》第52条）；而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出现过1次（《识鉴》第16条）。就出身而言，这些人物和陶渊明都是一样的。尽管陶侃后来位居三公，权势倾天，也并不被人瞧得起。《世说·容止》第23条：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温峤称陶侃为“溪狗”，显然有鄙薄之意。当然，他说的“狗”，大致相当于刘邦所说的“功狗”，有务实能干之意，虽然与今日“狗”的喻义不同，但与“功人”自然是天壤之别（参见《汉书·萧何传》）。其实，在陶侃的时代，浔阳陶氏和武昌孟氏都属于“新出门户”（关于《世说》所谓“新出门户”的问题，可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与当时的王谢一流高门是无法分庭抗礼的。尽管如此，这种出身并不影响其进入《世说》，因为尽管以世族人物为主体，《世说》还是能够兼容并包，主要是为了彰显特殊的时代风气。我们读《世说·任诞》第30条：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这个无名小卒有何地位可言？但他却是《世说》这个“达生”故事的主人公。显然，从门户出身来解释陶渊明不入《世说》的现象，这种路径并不合适。此外，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岁，即公元405年）十一月归隐，至公元420年晋宋易代，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此时的陶渊明已经是著名的隐士了。陶渊明辞世后，其声誉自然更高，到刘义庆主持编纂《世说》之时，他已经受到朝野的普遍关注了（参见下文）。所以，说陶渊明“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世说》“所包的时代之后”，这也是不合历史实际的。那么，《世说》是否完全与陶渊明无关呢？我们且读《世说·识鉴》第16条：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本条刘孝标注引《嘉别传》曰：
嘉字万年，江夏[~符号~]人。曾祖父宗，吴司空。祖父揖，晋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嘉部庐陵从事。下都还，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待还，当问从事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语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太傅褚裒有器识，亮正旦大会，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久之，指嘉曰：“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之。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寮毕集，时佐史并着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着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嘉喜酣，愈多不乱。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而卒。（见影宋本《世说新语》，上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所谓《嘉别传》，就是陶渊明所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里是节略之文，宋本《世说》的文本已然如此，全文今见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第六（《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在宋本陶集中，该传的篇幅至少是以上引文的两倍。这种原文缺半的情况实际是由宋人对刘孝标《世说注》的肆意删削造成的（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但由此可知，刘义庆及其幕府文士在编纂《世说》之时，《陶渊明集》已经是其取材的对象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而与《世说》的编纂者对《陶渊明集》的接受以及元嘉时期《陶渊明集》在江州地区的流传有密切关系。
鲍照是刘义庆主编《世说》这一文化盛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参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宋书·刘义庆传》：“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今鲍照集中的《登庐山》二首、《从登香炉峰》以及《上浔阳还都道中》诸诗，都与其临川幕府时代的江州生活有关，而鲍照《学陶彭泽体》一诗尤其值得关注：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丁福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卷四，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这是一首拟陶诗。“长忧”四句，其“前文本”是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以及《游斜川》诗：“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但使”二句，其“前文本”是陶渊明《移居》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提琴”二句，其“前文本”是《拟古》其七：“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秋风”四句的“前文本”是《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渺然如何。”“保此”二句，其“前文本”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以及《归去来兮辞》：“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可见鲍明远此诗涉及了陶公之《九日闲居》《移居》《拟古》《游斜川》《饮酒》《归去来兮辞》和《与子俨等疏》等多篇诗文。故此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集》在元嘉时期流传甚广，而开始流传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江州，诗人以“陶彭泽体”称之，显示了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特殊尊重。这就是陶渊明为外祖父孟嘉所写小传得以局部入选《世说》的文化背景。所以，尽管我们在《世说》中看不到陶渊明，却能够看到原本出自陶渊明的手笔却被修改过的一段文字。孟嘉关于音乐欣赏“渐进自然”的名言是可以入选《言语》门的，但却被编纂者忽略了，这当然是一个疏漏。
《世说》是一部纂辑旧文之作，其成书自然是以世间流传的已有文献为基础的。上述《世说·识鉴》第16条以及相关情况也足以表明这一点。换言之，在《世说》编纂之时，陶渊明尚未进入历史文献，虽然编纂者对其人其诗比较了解，也无法让他进入《世说》，因为没有可资选用的文献，而《陶渊明集》中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则为名士孟嘉进入《世说》提供了文献依据。因此，东波君提出“刘义庆在编纂《世说》时还没有见到这些记载陶渊明事迹的资料，可能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文献还没有成书”，这一观点是目前对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这一现象的最合理解释。东波君在文章最后说：“刘义庆不录陶渊明入《世说新语》，从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说新语》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这仅仅是刘义庆及其幕府文士和《世说新语》的遗憾，而不是陶渊明的遗憾：陶渊明潇洒而不放达，通脱而不散漫，嗜酒而不纵酒，儒雅而不拘执，任真而不随意，正直而不偏颇，理性且饶有诗意，务实亦多梦想——他的《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沉思录，是中古时代“中国梦”的诗意书写。他是高于魏晋人物的诗哲，是时代风气以外的高人。既然如此，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回味的“缺席之美”呢？
（作者：范子烨，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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