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事——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之十九
俗语说，往事历历在目。
这是说，过往之事记忆犹新如同在眼前一样。我对自己在伊朗的那三年所经历的各件往事及相关的人物也都记忆犹新，只是有些人和事印象更加深刻，就像刻在了心里一样。所以，我将这叫做往事在心。
比如，华黎明大使的前任中国驻伊朗大使王本祚先生就是一位让我铭刻在心、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人。王本祚大使是我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外交官，也是一位忠厚长者。七十年代他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八十年代初曾全程参与撒切尔首相访华谈判并为中英两国最终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作出过贡献。他的夫人姓俞，在伊朗的中国人都称她俞大姐。俞大姐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我们每次去使馆或他的官邸参加活动或汇报工作，王大使夫妇的那种从其神态和言行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热情与长者风度都让人感动。1991年初，王本祚大使在伊朗任上突发心肌梗死，经德黑兰的一家大医院抢救过来后还在伊朗坚持工作了好长时间。后来，因其病情严重，很难坚持工作，而当时我国与伊朗的关系又非常重要，于是国务院便于那年3月迅速任命了华黎明为中国新任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克日赴伊朗上任。
但此时王本祚先生因健康状况不好他仍一直待在德黑兰的大使官邸中静养。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了两个多月。1991年5月，使馆派了一位医生一路护理，还专门买了4张机票，让王大使能够躺着飞回国内。在北京机场，王本祚先生是被担架抬着下的飞机，然后由事先守侯在飞机舷梯下的救护车给直接送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大使就在北京的那家医院里去世了，连家也没有回成，等于死在了任上。古人将边关杀敌报国、马革裹尸作为爱国主义的一种最高荣誉。而我们的王本祚大使却是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和平邦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本祚先生是我国诸多的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国外交事业的外交官的楷模，他的这种近于马革裹尸还的悲壮总让所有得知此事的人们唏嘘不已，怀念有加。
（前几年我又听说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王本祚大使的夫人、慈祥的俞大姐也于上世纪末因病在北京去世。在这里谨以下面这祯照片表达我和夫人对王本祚大使夫妇的深切悼念和追思——作者注）
王本祚大使和夫人俞大姐与作者夫妇合影于大使官邸。一个多月后王本祚大使病故于北京。斯人逝去，痛哉！（摄于1991年5月王大使回国就医前一天）
当然，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并非是以这种令人悲伤的方式让人铭刻在心的，相反，它们是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出现的，但当你多年后回忆起来时却能让你产生另一种感动。比如胡家博先生。
胡家博先生曾任安徽省水利设计勘探研究院院长，当时是我司在伊朗的一个最大的咨询工程项目——卡尔赫河零号水坝设计项目组组长（这个水坝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胡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留校任教，1957年因为其老师——我国水利学泰斗、知识分子的楷模黄万里先生仗义执言而被打成右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黄万里先生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他也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比如，1955年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黄河规划讨论会。会上许多所谓专家对前苏联专家的在三门峡建大坝的规划交口称赞，极尽谄媚和吹捧，只有黄万里起身发言反对。他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们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他还预言，黄河上建造大坝必将给后人带来无数灾难。历史已经证明，黄先生预言的所有警示：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无一不在此坝建成二十多年后一一兑现了，没有一个例外。现在此坝的去留已成决策者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作者注）
胡家博先生本人也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个著名学者。为了将中国先进的水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胡先生在行将退休之年主动承担了伊朗这个特大型水坝项目的设计组组长。在他吸引和号召下，一群又一群当时中国水利界的专家、学者和精英们也纷纷聚集和荟萃于伊朗。最多时人数足有上百人之多。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到那时为止中国最高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在中国以外国家的一次最大的聚会。
这些专家学者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治淮委员会、南京水文研究所、安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及湖北省水利研究所等。瞧瞧这些水利科研和工程技术机构的名称吧，它们哪一个不能代表当今我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最高水平呢？就是后三家地方上的水利科研机构的技术水平当时在中国也是第一流的。这些地方水利机构为主或参与设计建设了建国后的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如新安江水库、南京长江大桥、沿淮行蓄洪区和控制枢纽、安徽淠史杭灌区水利工程（包括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等著名水利工程在内——作者注）以及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欧北美的水利水电资源经过上百年的开发和利用几乎已近枯竭，其水利技术虽然先进但因苦于无用武之地而长时间地踏步不前。相比之下，我国的极为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正方兴未艾（我国我国水电资源丰富，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平均功率为6.9亿千瓦，而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容量则约5.42亿千瓦，均为世界第一。但二十多年前，我国的水电开发估计连1000万千瓦也没有。经过大力开发，到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就已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到2008年底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为1.72亿千瓦，2012年水电装机总量已高达2.49亿千瓦，已超过我国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2亿千瓦的60%——作者注）。其实二十多年前，我国的水利水电设计技术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已开始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开始在国际上逐渐崭露头角。这也是我司之所以能够在伊朗代表中国承接到以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一个大的背景。
当时，我们这些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先进的设计技术与设计思想以及他们的出色的工作也帮助我国在伊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影响。比如，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博士生导师李仲奎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刚从奥地利做访问学者回国）也曾在伊朗项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我陪同他应邀去给伊朗国家能源部的水利官员、公司高管和水利专家们讲解蓄能电站技术。那次在会议上，我们的李博士用流利的英语旁证侧引，口若悬河，不仅将专题讲得精彩透彻，而且还专门介绍了我国的特大或特长型水利隧道及蓄能电站的技术状况，一下子倾倒了在场的所有伊朗官员和专家。
事后一天，我到伊朗能源部去，见到负责给我们支付所有水利项目进度款的伊能源部财政局局长先生。他那天也在现场聆听了李仲奎博士的报告。他在给我爽快地办理妥几个项目的进度款支付手续后，好奇地问我：
“史先生，像李博士那样的水利专家你们中国多吗？”
我当时自豪地回答说：“车载斗量。”（英文：Where I come from，peoplelike Doctor Li come by bushel.）
那位局长先生听了一怔，然后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水利技术是这个。
实际上，我们派到各个项目组的工程师们都是从前述国内各大水利水电设计机构和大学选拔出来的技术精英。他们不仅设计理念和水平很高，而且英语水平也非常好。伊朗方面求贤若渴，几乎给我们派去的每一个工程师都配备了至少一个助手，也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和水利专家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日常设计工作中带至少一个学生或徒弟。有时候，我们还会根据伊方的要求不时派出一些资深水利专家给他们上课或举办学术讲座。结果，一项设计工作完成后，伊朗方面所得到的不仅是一份优秀的工程设计方案，还就此机会培养出不少今后可以独当一面的伊朗水利工程师。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工程师们做得都很好，也得到了伊朗方面的良好评价。
平心而论，正因为我们到伊朗去的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大多是像胡家博先生、谷兆祺先生、谭福甲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李仲奎博士、吴仲谋博士以及王力理和骆克斌等先生那样出类拔萃的水利英才，真实地张扬和体现了我国水利水电技术的先进性，我这个负责商务事宜的公司首席代表才能够，或者说，才有条件在伊朗通过竞标或议标承接到一个又一个的水利项目。在这方面，最早担任伊朗第一个大型水利设计项目——伊朗卡尔赫河水坝设计工程项目组组长的胡家博先生功不可没。因此，我这里说胡家博先生是我国开拓伊朗水利市场的头号功臣那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胡家博先生（左二）和作者在与伊朗方面签署了一个水利设计项目后与伊朗能源部官员以及伊朗国有企业负责人合影。（摄于1991年春）
记得1991年6月的一天，胡家博先生在德黑兰过六十周岁生日。
那天，各个项目组的工程师、专家学者们和我们办事处一起给他祝寿。中国驻伊使馆经济处、商务处和文化处的参赞和秘书以及各大公司代表们，还有在德黑兰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也都纷至沓来，先后到胡先生夫妇居住在德黑兰的公寓里给他们送上一份祝贺。公寓的大厅较大，100平方米见方，但那天前来祝寿的人还是将大厅挤得满满的。
那天，整个大厅里冠带云集，人头攒动，笑语连天，几十只手臂，几十个酒杯，用几十种不同方言的声音一起给胡家博先生祝寿。被人们簇拥在中间胡先生和他夫人——钱萍大姐喜不自禁，笑厣如花，……
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这件事，当时那个感人的场景以及他们老俩口高兴和感动的模样，就像一幅幅色彩依旧艳丽的年画，不停地翻动或暂停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会散去。这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
1997年，我离开安徽大学调到深圳工作。在这之前，我和太太曾专门到胡先生当时位于合肥的府上去拜访了一次，并受挽留在先生家吃了一顿饭，是钱大姐亲自下厨做的菜，很丰盛。胡先生则拿出一瓶他珍藏的茅台酒。那一天，我们谈到了当年我们一起合作，共同开拓伊朗水利工程市场的情景，也谈到了当年那些在伊朗与我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伙伴们，相谈甚欢。不知不觉间，我和胡先生都喝了不少酒（胡先生一般不喝酒）。这个感人的场景算起来一晃已有快二十年了！也就是说，我已有近二十年没有再见到胡先生夫妇了。但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却无意中得知了胡先生的夫人钱萍大姐已去世多年的消息。我和我太太闻之，很长时间都感到难受，悲伤之情，难以自抑。我们不禁回想起当年与胡先生夫妇在德黑兰相处的那些愉快的日子以及在许多个星期天我们夫妇俩开车带胡先生夫妇俩在德黑兰兜风、逛大巴扎时的情景。这一切都更加深了我对先生的思念。
作者夫妇与胡家博夫妇（摄于2016年秋）
（好在两年前《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正式出版之际，我终于与胡家博先生联系上并见面了。他今年86岁，依然健康洒脱。他现在的夫人韩女士是他大学老师的女儿，年轻时就互相熟识，现在更是恩爱异常。看到他们老夫妻俩幸福满满的样子，真让人羡慕并由衷地祝福他们——作者注）
作者夫妇（右一、右二）与胡家博先生（右三）、驻伊朗经济参赞处参赞杨宝生先生（左三）和谷兆祺教授（左二）等合影。（摄于1991年秋德黑兰米尔达玛德街区纳夫特一街谷先生住所）
那时，我司在伊朗承接的那些水利设计咨询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以市场竞标方式在国际上承揽的知识密集型技术咨询项目，也叫贸易型技术输出。与我国更早时的援外型技术输出项目，如坦赞铁路等，大不相同。前者是技术贸易，属于竞争性市场经济；而后者则是援外项目，属于政府间贸易和经济合作。贸易型技术输出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软技术出口，其次是硬技术出口（即成套设备出口）。前者不仅包括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和商标等方面的国际贸易，也包括通过在外国承揽设计咨询项目派出掌握这些技术知识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当地完成这类项目。我司在伊朗所承接的这些水利水电设计咨询项目就属于这软技术出口贸易的后一种形式。
设计咨询项目的合同额主要是由项目咨询费以及这些派出人员的各种薪酬总和组成的。这些水利专家和高级工程师们的月薪从数千美元到数万美元不等。因此，你派出的专家专业身份和技术水平越高（其资格、成就和履历须获得项目发包方的认可），他的咨询费及薪酬待遇也就越高。当然，所有项目对派出人员都有一种专业结构要求，须合理搭配。一个水利设计项目组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多方面的，如水利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地土质与土力学、水利工程测量、建筑材料、水力学与水文学、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工程设计人才均不可或缺。在对外商务谈判中，我们始终坚持我国的水利设计工程师们必须与西方国家的工程师同工同价以体现中国技术的真正市场价值，并只在考虑到竞标需要时才在那个基础上适当降低合同报价。当然，我公司所签合同完成的工作效率和技术质量标准却是一点也没有降低的。因此，即便是些项目辅助设计人员，其薪酬标准也不低。这一条很重要，不仅彰显了中国水利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价值，也为国家挣得了很多当时来看是非常宝贵的外汇。
遗憾的是，相比之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教授在国内月薪一般都只有一二百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仅为20多美元。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市场价值已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了。当然，现在国内这种状况虽然还没完全体现出技术的价值，但确实比那个时候改善了不少。
显然，对于我国来说，当年在伊朗中标和实施这类设计咨询性水利水电技术贸易项目有着非比寻常的开拓性历史意义。我们在这方面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将是非常宝贵的，也为我国今后的工程设计咨询以更大的步伐走向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国家外经贸部就非常重视我司在伊朗承接的这类水利设计咨询项目，在各种工作会议上加以推介，鼓励国内的大型设计院所走向国际市场。如今，中国已有许多行业的工程设计咨询机构以各种方式走向国际市场去承揽各种各样的设计咨询项目，如钢铁生产、水泥制造、电子通讯、城市地铁、民用建筑，直到最近的高速铁路等。每年合同额都高达上百亿美元。
看到今天成就的取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二十年前曾经在伊朗忘我而辛勤工作过的人，因为正是我国这些水利水电领域中最优秀的一批工程师、专家和学者们用他们精深的专业学识和敬业的职业精神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水利水电设计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才让中国设计咨询行业首次成功地走向了国际市场。饮水思源。先行者是应该被记住的。
胡家博先生和作者与伊朗卡尔赫河水坝设计项目部分年轻工程师在德黑兰胡先生生日聚会上合影（摄于1991年夏）。左起：王力理、骆克斌、谭国保、胡家博、作者、侯依群、杨佰军和黄企新。其中，谭国保先生后任中石油伊朗分公司总经理，王力理先生后任安徽省水利勘探设计院党委书记，杨佰军先生现为大亚湾核电站总工程师。
除了前面说到过的那些技术项目带头人们，在伊朗工作过的中国水利专家中值得一书的人还有许多，有些我还记得姓名，有些则只能喊出他们的姓氏，名字则忘却了，如吴总（老高级工程师）、王总（水利部东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曾工（老高级工程师）……就是他们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出色的工作，不仅在伊朗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利水电设计咨询合同，也为中国在伊朗，甚至在国际水利市场上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每思及此，总让我倍加怀念他们。
真是往事在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