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在上海埋下“金融冷子”，功勋卓越

1941年，在上海，中共一条特殊的隐蔽战线，即金融战线。曾未雨绸缪在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埋下了一颗棋子。他就是民主资本家、金融家许振东先生。

许振东，出身于镇江的航运世家，家境富殷。在抗战爆发后，曾赴桂林求学，在此期间结识了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徐雪寒（中共隐蔽战线中文化和金融领域的领导者之一）及中共党员邓克生等。成为莫逆之交，并受到启蒙，思想开始靠拢中共。

徐雪寒

许振东后返沪（奉李克农命）从事家族事业，而徐雪寒亦返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二人在工作中常有交集。

其好友邓克生与邓萍（邓克生姐），李仲融作为一个中共临时小组，途径上海赴新四军根据地，曾在上海盘桓二，三个月之久，全由许振东一手安排。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邓克生临时小组”离开上海之前，许振东曾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加人中共要求，并打算同邓克生一起赴新四军根据地。但经组织慎重研究，由邓克生找许振东谈话，要他“以钱庄经理身份留在上海，为中共做些工作，并掩护秘密党员，要比去根据地更为有利'。

从此，许振东听从了中共安排，继续潜伏在上海，努力经营家族仁泰钱庄。

此后，徐雪寒也对他提出要求：“不能参加民主党派和民主运动，只能以工商者（资本家）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

从1941年开始，许振东活动在上海沦陷区和以后的国统区，成为中共内部具有特殊组织关系但不是正式党员的“潜伏者”。其组织关系由上海金融业韩宏绰（中共党员，曾任上海宝钢物资处长）负责联系，再转给组织负责人唐若愚（建国后任福建某大学副校长），单线取得联系。

在抗战中，利用各种方法为新四军提供金融、物资等服务以及各类经济情报，从未暴露。

光复后，国共和谈失败，蒋政府率先挑起了内战，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解放区进行了严厉的金融封锁，尤其在货币兑换上制造了强制性的壁垒。如发现有解放区币进入国统区，不论数量多少，都会遭到追查和迫害。

而彼时苏皖边区政府为军民采购必需物资，为中共中央拨付在国统区各项工作的费用，经常需要转移大宗款项，除用出口贸易换取外汇，只有靠秘密运送法币或黄金为了克服不通汇兑又要按时又安全转移款项的难题，中共华中财委决定由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设法解决。

邓克生

徐雪寒急赴高邮与时任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研究，拟定建立地下通汇线、打破敌人封锁、安全转移资金的办法。徐雪寒和邓克生在思考“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以便在上海筹办钱庄及商贸业务，建立上海交通站及地下通汇线。都想到了昔年的好友，曾经埋下的那颗“冷子”，许振东。

1946年春节后，徐雪寒只身潜入上海，住进许振东的家中，同他商谈拟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与物资通道，以便于苏北地区的经济与外界交流。许振东当即正式接受了任务。

陈国栋

不久，许振东与其弟许介眉一同去高邮与邓克生进行实地研究，华中财委和华中银行的领导陈国栋、徐雪寒会见许振东，并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迎接全国解放，从高邮到上海必须迅速建立一条地下通汇线经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有关汇兑业务的钱庄，资金由财委华中银行与许振东主办的上海仁泰钱庄各负担50％，并明确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山许振东总负责。

同时，明确了这条地下通汇线的主要任务：

1.华中银行通过高邮的益大钱庄与上述各处钱庄进行汇兑、转拨款项。各敌占区地下组织需款时，可通过这条地下通汇线及时汇出，如需在上海购买各种物资，也可秘通此线汇款。

2.作为华中银行吞吐外汇（指包括但不限于国统区发行的货币、黄金，银元等）的一条渠道，把华中银行收到的国民党发行的货币（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等）通过地下通汇线及时排出。当时尤其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交界的边缘地区，根据地政府征到的税收及粮食代金往往是国统区的货币，在此金融交通线建立后，征收后由华中银行及时通过此线推出解放区。

3.作为人员秘密往来的交通线（人员均以钱庄人员的往来关系面目出现，钱庄人员不得过问身份）。

另外，为避免因战争、风浪封江等因素，不使钱物交接受阻，还商议确定在镇江、扬州两地之间的瓜洲开设一家百货店，经理高石祥、副经理何家驹。该店的任务是中转运送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军需物资进人解放区。

到解放战争时期，该店就专门为华中银行、高邮益大钱庄运输大量的小麦等农产品到国统区进行销售。若遇敌伪军警检查或封江等紧急情况，该店可用作应对处置，确保过往人员、财产、物资安全。这家百货店承担着中共的隐蔽掩护点、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也是地下通汇线的重要扭结点。

从上海到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站的线路，通常是由上海乘火车、汽车或轮船在镇江落脚，再由镇江渡船过长江至瓜洲，乘小船去高邮。当时，由许振东安排经瓜洲进解放区的地下党干部有七八位。按照组织纪律要求，许振东对他们的情况从不打听，只是精心做好安排，避免出差错。据许振东回忆，只要将“客人'安全送上前往解放区的鞠家沟头小船就算完成任务了。后来许振东得知， ' 第一批从这条地下通汇线上经过的“客人有：恽逸群、艾寒松、楼适夷等中共重要人物。

虽然计划很详尽，但为了确保这条重要的金融线万无一失，组织上还是决定由许振东出面单独另组一家钱庄，作为专用。中共金融隐蔽战线上重要的钱庄“鼎元钱庄”诞生了。

1946年6月，许振东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自己仁泰钱庄楼上，中共上海市委派出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3人（均为中共党员）进入，分别任鼎元钱庄襄理。股本金的筹集仍按邓克生、许振东在高邮商定的办法：华中银行出资50％，许振东的仁泰钱庄投资40％，社会招股10％。股本总额约为黄金800两。

1947年3月，鼎元钱庄在上海滇池路口的四川路247号正式挂牌营业，南侧隔壁便是祥泰银号。直至上海解放，许振东一直担任鼎元钱庄经理。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中记载：“党领导的金融机构鼎元钱庄于1947年春季正式营业。由徐雪寒至沪部署，鼎元钱庄由许振东任总经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椽任襄理”

鼎元钱庄开业不久，许振东和徐雪寒继续布点：

解放区高邮临泽镇开设益大钱庄，由许振东的弟弟许介眉任经理，华中银行第二分行指派汪华任副经理，会计杨玉清，归华中银行直接领导；

淮阴原有丰华钱庄，另再增设裕大钱庄；

扬州设仁泰钱庄扬州分庄，经理殷永森；

镇江设大中钱庄，华中银行指派许振东的哥哥许志远任经理；

上海的仁泰钱庄，由许振东的另一个弟弟许培东任经理。

各家钱庄全部以私营面貌设立，直接与上海的鼎元钱庄衔接，主要搞“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把敌占区的货币叫“外币'），从而形成了一条从解放区到扬州、镇江、上海的地下通汇线。这条地下通汇线除了承担金融任务，还作为中共人员秘密往来的地下交通线。这条地下通汇线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为止。

此间，随着鼎元钱庄的业务开展，票据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剧增，钱庄通过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转汇款项，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货币斗争。鼎元钱庄还通过内部关系争取到国民党银行的资金，用于支援解放区同时，钱庄还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如利用业务联系上的便利，曾一次采购30多万双军鞋运到解放区。许振东还把钱庄经营暗账所盈余的900两黄金上缴党组织，使华中银行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不久，中共党组织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啪元钱庄注人20％的股份。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元钱庄投人260两黄金的资金 1948年底，许振东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中共党组织，他还将自己的红利也全部上交。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等急需物资，全部运抵东北战场，解决了部队急需，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期间，交通断绝，汇兑业务停止，精明的许振东立即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保存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与此同时，许振东还同徐雪寒同心协力，在上海创办了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行、同庆钱庄、懋兴．上产出口商行等6家企业，并分别担任常务董事、董事等职务，利用鼎元钱庄的资金作调度，支持这6家企业正常运营，从而能够更便利地筹集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为中共组织积累资金。许振东还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军界打交道的机会，搜集各种情报。为了安全接送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不致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许振东没有动用鼎元钱庄一分钱，甚至连仁泰钱庄的本钱也没有动用，竭尽自家的积蓄，重金买下位于绍兴路的一座私宅。此时，许振东家也成了中共在上海的“安全屋”、掩护和转运各类中共隐蔽人员。

朱枫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愈加严重，负责与许振东联系的上级领导只有徐雪寒和陈明二人。肩负重任的许振东需不时与组织联系，交换情况，接受任务，可徐雪寒频繁来往于上海、香港等地。他们不在上海时， 一旦遇上麻烦事，被指定的联系人就是朱枫。当时，朱枫以鼎元钱庄财务代表身份作掩护，在上海秘密开展情报交通活动。

民族金融家许振东先生一生对组织忠诚，竭尽全力为中共工作，他从未曾加入中共，却始终严守中共隐蔽工作纪律和秘密，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依然守口如瓶，对过去的这段历史从不吐露半句。直到1976年以后，他才以“个人简历'的形式，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讲明了这段经历。

许振东先生同生共死的战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贸易部部长徐雪寒有评语：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人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

这是一个高尚而纯洁，伟大又默默无闻的中共特殊的隐蔽战线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