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药润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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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来谈谈药物的润燥！

中药润燥药性理论概述

药性的润燥性能，是对药物祛除燥邪或湿邪，以及治疗燥证或湿证的作用性质的概括，并用以反映药物对人体阴液变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医药家在论述药物时，不仅强调其寒热、升降、补泻、有毒无毒之性及主治范围，亦常强调其性润性燥。如果忽略了药物的润燥之性，如同不分其寒热一样，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此，这一理论，亦是中药性能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药性润燥的历史源流

既然药物的性润性燥，是相对燥邪、湿邪，或燥证、湿证而言的。所以，该性能的产生，是与中医有关病因病理及辨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湿与燥，分别为六淫之一，其与风、寒、暑、火四者，在正常情况下台称“六气”，是自然界六类不同的气候特点。其异常的改变，或人体对气候的适应力低下，则成为致病之因。对此，《黄帝内经素问》论述颇多。如《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毛窍，在脏为肺。”；“燥胜则干……湿胜则漏泻”。指出了湿邪与燥邪致病的基本特点。

又如《至真要大论》说：“湿淫于内……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燥则漏之”。《六元正纪大论》说：“土郁夺之”，“水郁折之”等。进而指出了针对此二邪的治疗原则。这些有关论述，为药物润燥性能的总结，提供了理论依据，又提出了应用的需要。换言之，由燥邪引起的口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枯燥或较裂，毛发不荣，小便短少，大便于结，燥咳痰粘等燥证，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枯燥或较裂，毛发不荣，小便短少，大便于结，燥咳痰粘等燥证，须用语润性质的药物或“润燥”法去治疗；而由湿邪引起的头重如裹，周身困重，四肢酸沉及泄泻、水肿、带下、湿痹、湿疹等病证，须用性燥除湿的药物或“燥湿”法去治疗。

尽管这种思想一直指导着临床用药，但自《神农本草经》至唐代以前的本草，却只有某药主“燥渴”，某药主“湿痹”，某药“润泽人面”等涉及药性润燥特点的功用记载，而作为一种性能理论的概括，一直缺如。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将药物的性能特点作为分类药物的纲领，首开中药性能和功效分类的先河。其认为：“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此十种是药之大体，  而《本经》不言，后人末述，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明确指出药性有“湿”(即后世之“润”)与“燥”之分，且与药性补泻一样重要。书中同时还阐明“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陈氏将药之润性称为湿性，虽有欠准确；其列举的“去湿”与“去枯”药物，也不甚典型，但其对性能理论的发展，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自此以后，历代医药家对这一性能理论，不断加以阐发和补充，使之为世人熟知和更加重视：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将药物的性能特点作为分类药物的纲领，首开中药性能和功效分类的先河。其认为：“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此十种是药之大体，  而《本经》不言，后人末述，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明确指出药性有“湿”(即后世之“润”)与“燥”之分，且与药性补泻一样重要。书中同时还阐明“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陈氏将药之润性称为湿性，虽有欠准确；其列举的“去湿”与“去枯”药物，也不甚典型，但其对性能理论的发展，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圣济经》进而将此十种“药之大体”用以类方，又开创方书“十剂”分类的先例。并提出：“湿气淫胜，重满、脾湿，燥剂所以除之；津耗为枯，五脏瘦弱、荣卫涸流，湿剂所以润之。” 《儒门事亲》则说：“所谓燥剂者，积寒久冷，食已不饥，吐利腥秽，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彻清冷，此为大寒之故，宜用于姜、良姜、附子、胡椒辈以燥之。非积寒之病不可用也。……若病湿者，则白术、陈皮、木香、防己、苍术等皆是，能除湿，亦燥之平剂也。若黄连、黄柏、桅子、大黄，其味皆苦，苦属火，能燥湿，此《内经》之本旨也，而世相违久矣；“所谓湿剂者，润湿之谓也，虽与滑相类，其间少有不同。《内经》曰：'辛以润之’，盖辛能走气、化液故也。若夫硝性虽咸，本属真阴之水，诚懦枯之上药也。人有枯涸、敲揭之病，非独金化为然，盖有火以乘之，非湿剂莫能愈也。”其对润燥类药物的举例，更为准确。

《本草纲目》又说：“湿有外感，有内伤。外感之湿，雨露、岚雾、地气、水湿袭于皮肉、筋骨、经络之间；内伤之湿，生于水饮、酒食及脾弱、肾强，固不可一例言也。故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泄小便可以引湿，利大便可以逐湿，吐痰涎可以祛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不独桑皮、小豆为燥剂也。”；“湿剂当作润剂。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令也。风热佛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上燥则渴，下操则结，筋燥则强，皮燥则揭，内燥则裂，骨燥则枯，肺燥则瘦，肾燥则消。凡麻仁、阿胶膏润之属，皆润剂也。养血当归、地黄之属；生津则麦门冬、括楼根之属；益精则煎蓉、构记之属，若但以石英为润剂则偏矣。”李时珍改湿剂为润剂，又言润可去燥，尤为妥贴。其对燥性药的认定，主要依据“湿去则燥”的原则，大凡除湿之药(如文中的胜湿、渗湿药、引湿药、逐湿药、祛湿药)，皆有燥性；凡养血、生津、益精、润燥之药，皆有润性，不必拘于石英性润之旧论，均十分中肯。至此，药性润操之理论基本趋于完善。至于《本草纲目》谓“十剂”出自徐之才，则是干虑之一失。

清人石寿棠对药性润燥的性能十分推祟，其所著《医原·用药大要》中，分药物为润燥两大类，并对这一性能的临床意义颇有发挥。认为：“病有燥湿，药有燥润，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操。然润有辛润、温润、乎润、凉润、寒润之殊；燥有辛燥、温燥、热燥、平燥、凉燥、寒操之异。又有微润、甚润，微燥、基燥之不同。大抵润药得春秋冬三气者多，得夏气者少；燥药得夏秋冬三气者多，得春气者少。燥药得天气者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者多，故能治燥。药未有不偏者也，以偏救偏，故名曰药，试举其大略言之。

辛润如：杏仁、牛劳、桔梗、葛根、细辛、前胡、防风、青苗、紫荒、百部、当归、川芍、桃仁、红花、芜蔚于、白艾、鲜石盲蒲、远志、鲜郁金、蜀漆、僵蚕、芥子、莱服子、苏子、莲白、生姜、豆鼓、葱白、芹菜汁、韭菜汁之类。

温润如：党参、高丽参、黄苗、甜冬术、灰蓉、构记、山英、菇丝、芦巴、巴哉天、桑格、金樱子、五味子、桂圆、大枣、胡桃、鹿茸、鹿角、鹿胶、羊肾、海参、淡菜、紫河车之类。大抵温润一类，气温，得天气多；质润，得地气多。受气比它类较全，且味多带甘，秉土之正味l，治阴阳两虚者，颇为合拍。   凉润如：干地黄、元参、天麦冬、西洋参、鲜石斜、女贞子、银花、菊花、鲜桑叶、蒲公英、知母、荷叶、竹沥、竹茹、竹叶、淡竹叶、芦根、白茅根、怀牛膝、川贝母、批把叶、瓜篓、花粉、海藻、昆布、柿霜、紫草、白花、梨汁、蔗汁、革养汁、露水、龟甲、鳖甲、牡蛹、决明、文蛤、海浮石、童便之类。

寒润如：石膏、鲜地黄、羚羊角、蚌水、猪胆汁之类。

辛燥如：羌独活、苏叶、荆芥、薄荷、营香、佩兰、香需、木香、香附、麻黄、桂枝、牵牛、芜花之类。

温燥如：苍术、厚朴、半夏(半夏虽燥其汁尚滑)、南星、蔻仁、砂仁、益智仁、破故纸、山檀、青陈皮、摈榔之类。

燥热如：附子、肉佳、干姜(肉佳、桂枝、干姜，质虽微润，究竟气厚)、炮姜、吴英、椒目之类。

平燥如：袄苔、琥珀、通革、茁仁、扁豆、山药(体微燥而精尚多)、甘草、神曲、炒谷芽、猪苔、泽泻、川牛膝、革蘸、苗陈、防己、豆卷、蚕砂、车前子、海金砂(车前子精汁颇多，但其性走泄，海金砂质微燥，二者在利水药中，尚不甚伤阴)之类。

凉燥如：连翘、棍子、霜桑叶、丹皮、地骨皮、钗石斜、滑石、寒水石、柴胡、升麻、蝉蜕、钩藤、槐米、积壳、核实、享苗子之类。

寒燥如：黄连、黄苹、黄柏、木通、苦参、金铃子、龙胆草、大黄、玄明粉、大戟、甘遂之。

本草体质，大略如此。

至用药之法，须知用意。……六气之中，寒湿偏于合，燥火偏于开。风无定体，兼寒湿则合，兼燥火则开……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渗湿也……

燥病当用膏滋，湿病当用九散。燥病挟湿，润药用炒，或用九散；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九。”

以上论述，强调临床用药应当辨明药性之润燥，并要结合寒热等药物性能，分清其润燥之寒热甚微。主张以润治燥热之证，须兼用微苦清热之药；以燥药治湿证，不可但侍苦燥，须重视淡渗利湿。还指出，药性之润燥，是可以通过选择剂型及炮制等人为手段，予以增强或减弱。其对药性润燥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药物润燥之性进一步与通便、止咳、止渴、滋阴、除湿、健脾等功效相融合，并直接突出这些作用的主要特点。在各类或各种药物之后的使用注意项内，药物的润(滋腻)燥偏性和寒热偏性一样，成为病证禁忌之首。而在总论性能中，则缺乏必要的论述。

二、药性润燥的确定

如前所述，药物的性润或性燥，是相对于燥邪、湿邪或燥证、湿证而言的。对此性能的确定，自然应以中医辨证理论为基础，以药物相应的功用为依据。其认定方式，与寒热药性、升降趋向等性能完全一样。

一般说来，具有生津止渴，养阴润燥，润肺化痰、止咳，润肠通便，滋补精血等功效，用以治疗津伤口渴，阴虚内燥，燥咳痰粘，肠燥便秘，精血亏耗等病证的药物，均具有漏润之性。反之，具有燥湿，化湿，利湿，化湿痰，祛风散寒，行气健脾，祛风湿等功效，用以治疗水湿内盛之病证者，多具有燥性。

《本草纲目》发展了《黄帝内经素问》的思想，认为化湿、引湿(利尿)、逐湿(泻下逐水)、祛湿之药，均应性焕，不仅苦燥者如此；而生津、养血、益精之药，则均应性润。同时，还比譬取类于自然现象，提出了“风药可以胜湿”之说，为后人广为引用，往往将祛风药与性燥相联系。风能胜湿的自然现象是普遍的，多风之处，湿物容易于燥，而谓祛风药性燥能胜湿则不尽然。绝大多数具有祛风功效的药物，如祛风散寒药、法风止痒药、祛风止痛药、祛风湿药、祛风化痰药、祛风止痉药，一般都有明显的燥性；但辛凉解表药，虽可祛风，其中桑叶、蝉蜕、牛劳子、菊花、葛根等，却无明显燥性或根本不具有燥性。不过，习惯上只是将羌活、独活、防风、寞本、白正、川苇、苍耳子等温燥性较强之物，视为风药胜湿的代表，并末包括桑叶、牛劳之类。总而言之，“风药可以胜湿”的基本出发点，是以药物功效为依据的，应当肯定。

此外，明代《医门法律·伤燥门》提出“秋燥”一证，系感受秋季燥气而发的一种热性病，并有凉燥与温燥之别。治此外燥之证，宜以轻宣之法，宣肺达邪；凉燥宜温宣，温燥宜清宣。自此以后，又往往将治“秋燥”的方药谓为“润燥”之物。如何廉臣说：“六气之中，唯煤气难明，盖燥有凉燥、温燥、上燥、下燥之分。凉燥者，燥之胜气也，治以温润，杏紫散主之；温燥者，焕之夏气也，治以清润，清燥救肺汤主之；上燥治气，吴氏桑杏汤主之；下操治血，滋燥养营汤主之。”(录自《重订通俗伤寒论》按语)；当代若干方书，亦将杏紫散(由苏叶、杏仁、半夏、袄荟、前胡、桔梗、权壳、陈皮、生姜等组成)称为“轻宣润燥”剂。该方轻宣凉燥之邪，宣肺化痰之咳，实无漏润之性。故言本方“治燥”、“宣燥”则可，以其能“润燥”则不可。又桑杏汤中之桑叶，系与豆鼓同用，意在“宣肺透邪”，其润肺之功，有赖方中之沙参、梨皮；在清肺救燥场中，是以桑叶与批把叶、杏仁同用以“宣肺止咳”，其润燥之药，乃是麦门冬、阿胶等品。仔细推敲，谓此二方有润燥或润肺之功则可，谓方中桑叶、杏仁可润肺则不妥。由上可知，能治秋燥之药，并不尽是性润之药，有的只是其轻宣达邪之功在“秋燥”证中的特殊应用，宣将全方与方中药物的功效区分清楚，不可混为一谈。

除药物的功用以外，历来还将药物的性和味作为确定性能润操的依据。如谓“辛能燥”(《医经秘旨》)、“辛能润燥”(《汤液本草》)，“苦入胃，其气燥”(《针灸甲乙经》)、“苦……养血，补阴”(《药品化义》)，“苦以生津液”(《注解伤寒论》)、“苦以润燥”(同上)，“甘润生阴”(《医学读书记》)、“甘……润肠，补气，补阳”(《药品化义》)、“甘能开、缓、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乌梅)其味最酸……故食梅则津生者，类相感应也”(《本草纲目》)，“咸润下”(《本草备要》)、“咸漏润”(《高压尊生书》)，“淡药可以渗湿……湿去则燥，故谓之燥”(《本草纲目》)、“味淡……通气以润燥”(《推求师意》)。勿庸讳言，芳香辛温及味苦之药，其性多燥；甘咸或寒凉之药，其性多润。《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此乃利用辛味药之行散功用，开通滨理，使津液得以正常输布，从而间接达到“润肾燥”的效果，并非辛味药的主要特点，故“辛能润燥”不能反映辛味药的润操特性。苦能燥之说亦始自该论，但滋补及生津药中，亦有不少味苦之物，如沙参、麦冬、天冬、女贞子、生地、玄参、知母、天花粉等，因而又出现了“苦以生津液”、“苦以润操”等与“苦燥”相互矛盾的说法。前面石寿棠所列辛润、温润药中，不乏辛温之品；其凉燥、寒燥药中，亦不少甘咸寒凉之品。显而易见，药物的性润性燥，与其性昧、气臭之间，只是或然的相关现象，并非本质的联系。前人在论述这种关系时，均是就事论事，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于此再一次证明：中药的各种性能，都是从一特定角度，反映药物作用的一种特性，相互之间，是并列的，平等的，处于同一层次，不能作为确定某种性能的依据。

药材质地的柔润或枯燥，也是前人认定药性润燥的依据。如《医原·用药大要论》所言“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可为其典型例子。前人为了寻求药物奏效之理，立足于药材本身的特点，将质地与润燥之性相联系，其主导思想是积极的。实践也证明，润肠通便药之“润性”确与其有油相关。但将其作为确定药性润燥的依据，其可靠性恐还不及性味。因为药材的“柔软”与“干脆”，“有汁无油”与“无汁无泊”皆是相对的，难以截然区分。以植物和动物的鲜品入药，无不富有汁液，但决不是俱有润性。沙参、龟甲之类，其体干燥少汁，药性甚润；而巴豆、椒目、车前子之类，其体润而有汁有油，药性却偏于燥。再观石氏本人对具体药物的处理，亦未能真正按药材质地区分药性润燥，如将体质干燥，少汁少油之桑叶、菊花、红花、批把叶、海浮石等，归入性润之列；而燥性药中，如牵牛子、豆卷、草茁子、椒目等，又并非无汁无油之物。《药品化义》将药物质地的润燥，归入辨药八法的“体”项中，以之与药材的轻重、滑腻等相并列，并完全区别于药性之“义理”。这种作法，是十分可取的。

由于将药材质地的柔软性状作为认定其性能儒润的依据，导致一些常用药物的“润肺”等功效，成为不实之辞。如百部、紫荧、款冬花三药，在现代中药学中无不谓其“润肺止咳”之类，其含义与麦门冬、百合等药的润肺作用，显然不同。其实，在本草学中主要是认识这些药物虽为辛温或苦温之品，但无操性，仅此而已。如百部，《本草新编》谓其“不耗气血”；《本草正义》谓其“虽曰微温，然润而不煤，且能开泄降气，凡嗽无不宜之，而尤为久嗽虚嗽必需良药。”并不专主肺燥之咳嗽。紫范，《本草通玄》谓其“辛而不燥，润而不寒”；《药品化义》谓其“体润”；《本草正义》谓其“不偏于操”；《本草正》还认为：“劳伤肺肾，水亏金燥而咳喘失血者非所宜。”款冬花，《本草正义》谓其“开泄结气，定逆止喘，专主喘咳，性质功用，皆与紫苑绝似。……气味虽温，润而不燥。”均未言其功能“润肺”。性不偏燥之药，绝对不能等同于润燥之药，对此类表述有欠准确的功效术语，应加以订正。

三、药性润燥的临床意义

药性的润操，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药物又一重要特性，使中药的性能理论进一步完善。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种性能，可以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并减少用药的偏差。

由于每个人的素体有特殊，脏腑的生理有差异，感受的邪气有区别，就是罹患同一种疾病，往往有的兼湿，而有的兼燥。治疗这些病证的药物，尽管主要功效一样，其所具药性，又可能偏于燥，或偏于润，其适应证候则并不完全相同。充分考虑和利用这种药性润燥之偏向，正好兼顾病证的燥湿，使药证完全相合，疗效可以提高。放同为解表药，有的燥性较强，可以胜湿，宜于外感夹湿之证；而有的无明显燥性或略兼润性，则宜于外感之燥证。同为补气健脾药，因性有润燥，主治互异。白术补脾胃而苦温燥湿，与脾喜温操之性相符，善治脾虚有湿者；山药补脾而养阴生津，可遂胃喜柔润之性，主治脾虚津亏之证。同为化痰药，亦有润燥化痰与燥湿化痰之分，应辨清燥痰与湿痰而选择使用。如此用药，一举两得，尽量发挥药之所长。否则，不是风去湿留，或助湿为害，就是愈伤其阴，其燥更甚。

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也要求认识药物润燥之性。干燥的季节、干燥的地区，性润之药较为常用，且用量宜稍大；即使可用燥药之证，亦多轻用、暂用。反之，在潮湿的季节、多雨的地区，性燥之品较为常用，其用量可稍大；对于当用性润之药，亦多轻用、暂用。只有掌握了药物的性润性燥，才能使这一用药原则落到实处。

掌握药物性能的润操，还可以使病证用药禁忌的内容更为充实。临床用药时，对于众多与治疗湿证或烘证无直接关系的药物，亦应了解其润燥之性，以避免围药性润燥不宜而带来不良后果。如温里药与补阳药，一般不是直接用以治疗湿证的，但其辛温香燥之性也是必须注意的。所以，在中药学各药物的使用注意项内，涉及其滋腻或燥性之弊者，尤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