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弃官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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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华州的“诗兴”

作者 谢 吾

杜甫在大历三年（768) 的《峡中览物》一诗中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三辅”是泛说，实指华州。杜甫曾在乾元元年（758) 六月至次年夏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掌管表疏考课等事。潼关属华州华阴县，诗中以此来概言华州。所谓“忆在潼关诗兴多”，即回忆自己在出任华州司功这一年里的诗兴多。

杜甫赴华州 张琪绘图

杜甫诗兴的产生和当时社会动荡、军事失利的历史背景有着极为密切关系。唐肃宗昏庸不明，并未吸取玄宗惨痛的教训，面临变乱却图短利而不顾长景，忠奸不分，贤愚不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致导致军事上的节节失利。面对复杂艰虞的社会现实，杜甫忧国之所忧，痛民之所痛，遣兴抒怀，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

此外，杜甫诗兴的产生同他的经历也有某种自然的联系。杜甫在华州一年里的活动情况约分为三个阶段：一、乾元元年六月至这年的冬天。除秋天曾往蓝田访友外，诗人均在半州；二、乾元元年冬末至次年春天。诗人先由华州返偃师隆浑山庄，乾元二年二月至东京（即洛阳），遂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华州；三、乾元二年春天至立秋。诗人均在华州任上，此后弃官西客秦州。

综以上两点，从题材上论，杜甫这一年诗作的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1、对自己及其家庭遭遇的咏叹；2、叙交往赠故人；3、写景绘物；4、直抒国计民生。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类题材诗篇多作于华州时期的前两阶段，而后一类则多作于华州时期的后一阶段，这似可窥见诗人思想发展的大略线索。

诗穷而后工。在这一年里诗人饱经的种种挫折，不仅决定了诗人遣兴的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性，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这些挫折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沉重打击

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坐房琯事，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连降两级，不能不说是他功名欲望的严重挫折。而真正使他遭受打击的是他的忠君思想和政治抱负。无疑这是更为重要的。他初到华州的第一首诗中说得很清楚：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待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先由去岁冒死由叛贼治下的长安走凤翔，投肃宗的往事，接写今日之被黜只怨自己无才与衰老，而一颗恋恋不舍的忠心却永远向着皇上的。“移官岂至尊”，显然有诗人难言之苦。查房琯在至德元年十月与安禄山兵战屡次败绩，次年四月罢相，贬为太子少师。次年六月再次被贬。杜甫是房琯最得力的辩护士，曾多次向皇帝称述，目的是“康济元元”，让琯能为朝廷发挥己长。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肃宗轻信谗言，杜甫不仅未能救得房琯，而且连自己也落得遭败的下场。因此，“移官岂自尊”，似乎替皇帝开脱，实际却暗寓逐臣之痛。

杜甫对得势于圣上左右的谗言是深恶痛绝的，对皇帝轻信嬖人不信任忠良，堵塞言路是深以为忧的，他的不少诗往往以此为主题。如《独立》大胆指出“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自此在鸷乌逞搏击的现实下，未敢自由往来的白鸥，长叹独立之不易。另如《瘦马行》，《题郑县亭子》等诗，也多由此而发。

杜甫在“游春亭”又名“郑县亭子” 张琪绘图

其实，由于圣上不明而令忠贤遭难，不仅于杜甫时代，而且于整个封建时代都是一个解决不好的重大社会问题。杜甫因其儒家忠君思想所限，不可能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皇帝，而只能直指那些倚仗进谗弄术得以荣升的蚊蝇，但从这些诗章中，不也客观的抨击了最高统治者的不公允吗？杜甫在政治上的失意反映了当时广大正直的士大夫的共同遭遇，是有其社会背景和典型性的。诗人以此为主题命笔的乐章，集中抒发了他理想未得申，耿耿忠心未能报的惆怅情怀。

二，恶劣环境的无情摧折

诗人是爱交游的，但自离开长安到华州以后，生活颇为寂寞，最令他难忍的是，一帮地方上的市侩小人欺他是降职之官，对他很不尊重。他的直接上司华州州牧郭某即是一个乘人之危的“啄疮鸟”。杜甫刚上任，便代郭某作《试进士策问》及《进灭残寇状》，郭某只不过把他当刀笔苦吏使唤，根本不重才干，不讲情谊。杜甫作《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即针对州牧的不通情理而发兴：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诗人上任不久，就遭遇炎热之苦，连饭都吃不下，加之蝎子、苍蝇逞威，实在令人难受。杜甫对此恶劣陌生的环境多么不惯啊！郭某不但不体谅照顾，反而把沉重繁杂单调的文役没完没了地加在他头上，使他喘不过气来。诗人无权拒绝官差，只得忍气吞声，只得寄望于踏冰解暑，聊以自慰。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诗人自然需要寻找温暖、寻找知音、寻找亲人，寻找精神上的种种寄托。所以只有访友探亲的出走。

乾元二年立秋之后，杜甫终于决计要离开这讨厌的鬼地方了。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

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这首是对华州的告别诗，同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杜甫较陶潜更直率。杜甫辞官，比陶潜要有更大的决心。因为处在杜子美的时代，并无陶令的安乐窝可隐。是时关辅饥馑，甫有家难归，离华州客居秦州后，“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可见，子美决计罢官华州司功，绝非受“功名欲望”驱使，亦非为逃避饥馑去追求安乐自由，而是为了表示出对于压抑和桎梏的激烈抗议！摧折之下不弯腰，正是诗人十分难能可贵之处。

（未完待续）

原文来源：《杜甫在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