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出版模式与人才培养关系微探
题目：“互联网+”时代的出版模式与人才培养关系微探
来源：《出版与印刷》2017年第4期P16-19
作者：林茂
DOI: 10.19619/j.issn.1007-1938.2017.04.004
摘要：文章针对“互联网+”时代出版业态可能发生的变革，探讨“互联网+”的本质，认为传统图书出版应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发图书的衍生价值，实现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职业素养的“文化经纪人”。
关键词：互联网+；衍生价值；文化经纪人
有关出版人才的队伍建设问题，业界争论已久，一直未有定论。很多业内专家基于自身从业经历或研究领域的差异，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强调市场为王，将编辑出版人员的营销能力置于首位；有的强调编辑加工能力，认为良好的编校质量是优质图书的前提；有的强调选题策划能力，认为积极寻找知名作者、策划新颖独创的选题才是作品成功的根本保障[1]；更有要求编辑出版人员成为“复合式、专家型”通才的……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上述对出版人才提出的要求与3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出版市场开始走向繁荣时期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目前，数字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纸媒影响力逐渐下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出版模式了。
一、“互联网+”时代出版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惑
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出版模式？如何培养适应这种新型出版模式的出版人才？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互联网+”这一概念。
“互联网+”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马”（马明哲、马化腾和马云）的一次发言。当时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升级，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当前出版界有不少人对“互联网+”的理解还存在误区，他们以为，“互联网+”于出版而言就只是以数字化阅读器、交互式软件、智能手机或互联网来直接替代传统的纸媒形式，实现阅读形式的转换，或是将纸质产品放于网络销售。这只是单纯地在形式上加以转化，并未实现新旧媒体的融合，更没有产生“1+1＞2”的经济效益。以报业为例，《纽约时报》在收入持续下滑的危机中，开启了大规模数字化转型，希望借此获得营收增长。从效果上看，数字版读者尽管数量不断增长，但新增的付费收入远远不能弥补广告收入的大幅跌落。究其原因，这种数字化转型与其过去的既有业务相冲突，具有“零和效应”。这样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老牌报社抛弃自己的既有业务，完全依靠自我来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思路、内容、技术革新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难以和属于后起之秀的大型门户类新闻网站匹敌，因为后者还完全免费。
在这种纯“数字化转型”的思维主导下，不少出版社对如何培养新型出版人才感到困惑。一方面，出版社领导意识到数字化浪潮对于传统纸质出版的巨大冲击，深感压力，甚至悲观地认为纸媒会走向灭亡，出版社要适应时代发展，员工必须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另一方面，由于成熟的数字化商业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又不同程度地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缺陷，因而在实际推广过程中步履维艰，很多出版社都是在迷茫中进行着各种探索。比如：对纸质图书仅作数字化销售不发行纸质版，会难以盈利；采用手机和电脑阅读又极易造成视力疲劳；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虽然阅读时眼睛较舒适，但更像一个工具，没有书的美感，更无法体会阅读纸书时“随手一个撩拨，恰翻到自己最想要的那页”的那种美妙意境；出版社推出的软件类产品，在用户体验、营销手段上往往又比不上专业软件公司。
这种困惑和迷茫也反映在出版社对人才的培养上，很多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成立了专职的数字化部门，却往往造就了一批根底浅薄的出版工作者，有些人到出版社后连图书的出版流程还没有摸清，就被分配到数字化部门，投入到数字化出版的“时代洪流”当中[2]。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是否能培养出新型出版人才，相信时间自有答案。
二、“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以开发衍生价二、“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以开发衍生价值为主
必须看到，无论新型阅读方式怎样进化发展，纸质阅读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都将长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笔者在这里大胆地提出几种图书出版业的“互联网+”设想，其核心思想是在不抛弃纸质图书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媒介，在线下或线上开发纸质图书和作者的衍生价值，通过衍生价值来增加出版机构的收入。这种设想并非空穴来风，在同属文化产业的唱片行业，已经有了可供参考的模型：唱片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早已放弃了仅仅以唱片销量来维系企业运营的做法，而是推出歌曲供人免费收听，从其所衍生出的付费下载和商业演出方面获取盈利。
1. 教育学习类图书衍生出的培训市场
以图书来教授知识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学习模式，虽然如今的桌面排版系统和版面设计水平较以往有所进步，能够弥补单纯以文字阐述的不足，但基于读者自身文化水平、学业基础的差异，对一些读者来说，仅仅依靠一本纸书来实现高水平的自学仍然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在获取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认证时，读者为了顺利通过相关测试，除了购买图书，往往还会参加付费培训学习。因此，可以在图书上放置二维码，读者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参加网课或者线下补习班的学习，并可直接支付培训费，凡支付培训费的读者可凭书上的涂层密码抵扣购书款。一本普通的图书就衍生出了一个培训项目，在给出版社带来额外培训收入的同时，也加强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互动。
2. 生活休闲类图书衍生出的跨界价值
以生活类图书中的孕产育儿题材图书为例，该类图书的价格一般在20元到40元之间，即便卖出3万本以上，以出版行业平均不超过10%的利润率来计算，获取利润空间有限。而对新生婴儿家庭来说，大量的开销是花在婴儿的生活资料方面，如奶粉、尿不湿等。对于这类图书，出版社可考虑在书上放置二维码，链接到婴儿用品销售网站，购买图书的读者凭书上的涂层密码可享受抵扣书款或打折优惠。
对于一些知名艺人的自传或著名学者的专著等题材的图书，出版社也可以按照类似方式组织演唱会、见面会、学术讲座等，开发其衍生价值，获取增值利润。
开发图书和作者的衍生价值，实现出版社的跨界经营，如果运作良好，出版社可从中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
3. 免费报纸所衍生的流量效应
随着大型新闻类门户网站和移动新闻客户端被越来越多的用户认可并接受，报纸对于民众的吸引力日益下降，这种趋势难以逆转，免费似乎是传统报纸的唯一出路。免费并不代表与亏损画上等号。人性与生俱来的特点就决定了人们必然会优先考虑免费的物品，若能以免费换取报纸的订阅量，也会促使广告商争先恐后地去刊登广告。在南京地铁各车站内有一份长期免费发放的《东方卫报》，该报日发行量现已超过40万份。在众多传统报纸纷纷关张的今天，《东方卫报》依旧受到广告商的青睐，经济效益蒸蒸日上。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编辑出版人员应积极开发传统纸媒的衍生价值，通过免费来拉动流量，在流量上升以后实现新的衍生价值，以衍生价值去弥补免费所付出的成本。相应地，这就对“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全新的要求，而培养“文化经纪人”将是顺应这种需求的最佳选择。
三、“互联网+”时代呼唤“文化经纪人”
“互联网+”时代出版业的转型升级，要求编辑出版人员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开发更多的图书衍生价值。这就要求传统的编辑出版人员转型成为进行全流程产品经营的“文化经纪人”。所谓“文化经纪人”，就是在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术、文物、体育等文化市场上具有前瞻意识，为供求双方充当媒介，协调管理的中间人。
1. 当好消费者和作者沟通的桥梁
优秀的演艺经纪人可以为演员挑选适合其出演的剧本和角色。出版领域的“文化经纪人”必须了解消费者的文化消费特征，从而为其提供适合的出版产品。“文化经纪人”应该有意识地让出版产品与当下热点事件发生关联，增加出版产品在媒体上的曝光度，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调动其购买的强烈欲望。
能否有效地开发一本纸书的衍生价值，还取决于“文化经纪人”是否挑选到合适的作者，是否能依据作者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出版产品的运作模式。这与出版社在人才培养上一直强调的提升编辑的选题优化意识、增强编辑的发散性思维是相辅相成的[3]。应该说，“文化经纪人”对编辑的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文化经纪人”应当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脉搏，关注社会焦点，捕捉社会热点，主动策划选题，引导作者开展创作，并围绕社会焦点和热点话题，开发系列出版产品和衍生产品，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正在发生着深度融合， “文化经纪人”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发出版产品的衍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本身还在发展变化中，今天受人追捧的技术模式，明天就可能无人问津。业界曾将“两微一端”，即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当成图书营销的万能法宝，而随着微博本身作为一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式微，利用微博进行图书营销的模式也日趋边缘化。
3. 具备对出版产品的整体行销能力与“跨界”推广能力
“文化经纪人”不仅要熟悉出版专业知识，还要懂得现代市场学，尤其是广告宣传，实现整体营销。“文化经纪人”应时常与广告媒体界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广告传播作品的社会价值。“文化经纪人”要认真审核广告内容，对采用何种媒体、做什么风格的广告要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努力塑造作者品牌与产品品牌。“跨界”能力决定了“文化经纪人”是否真正能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开发传统图书的衍生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社内部原有各部门的联动问题将日益凸显，必要时可以成立跨部门协同行动的“联动”指挥部门，而不再仅仅是依靠“挑大梁”型编辑的个人能力，否则，原有的信息反馈模式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这就需要从体制与机制上加以改革，协同单位各部门的行为，有效地实现出版社的“互联网+”战略。
四、结论
总的来说，“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伴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蜕变升华的新生事物，因此，出版社要顺应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潮流，探索“互联网+”出版模式，这就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职业素养的“文化经纪人”，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将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吉尔·戴维斯.我是编辑高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2]林茂.改革与出格——出版业资本化趋势与坚守文化追求的辩证关系探微[J].大众文艺，2014（22）：254-256.
[3]林茂.碎片化阅读风尚下的“全民阅读”文化建设探析[J].大众文艺，2013（18）：271-273.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7.04.004
（作者单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职业教育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