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四川光绪元宝银币中的“缶宝”与“ 尒宝”
在国内有关四川开铸银币的中文论述里, 通常是只说:光绪年间铸有“四川省造光绪元宝” 两种, 一种正面光绪元宝的宝字从“缶”, 人称“缶宝”, 乃最初之试制样币。另一种光绪元宝的宝字作简写“尒”,俗称“尒宝”, 为后来之量产行用品, 有多种版式。诸多著述对于两者产制年度与发行状况均未特别予以说明, 故常使人以为自光绪二十四年起, 四川省造之光绪元宝便流通于市面。
四川设局开铸银元之沿革
有关成都造币厂筹建经过, 一般皆引述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 兹节录其内容如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 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元局。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局内, 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厂房落成, 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次年六月, 奉旨将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 川厂因而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 川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 求邻靡易为由, 奏准后重新复设。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于十月开局专铸七二银元。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 专司行销回换事宜。”
中国近代钱币大师美籍奥人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内, 对四川设局开铸银元经过的说明, 与前述相符合, 但指出钢模来源是费城造币厂, 在水运途中遇险与机器同遭江水浸泡受损, 故虽有全套五组模具, 仅能搜集其中之三种钱币。耿氏再根据《海关十年报告书》中对四川银元通行时间之记录:“至1901年底为止, 连一枚也未曾见到”, 判定其即“缶宝”, 制成年份为1898年;并认定“尒宝” 大头龙为二度开办时所制, 列为1901年, 小头龙为后续版本, 列为1902年。
“缶宝” 与“尒宝”
将“缶宝” 认定为样币, 以实况来看是无争议的;而其出处, 在早期看法并不明确。民国二十八年, 蒋仲川所著之《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收录有“缶宝” 画像, 寥寥不足百字的简短说明:“仅得到一元、五角、二角三种, 其余两种尚无从搜罗, 是为憾事”, 并未论及出处时地。十年后在施嘉干编之《中国近代铸币汇考》, 注明是“成都厂试铸币”。
近期之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则认为“可能在英国所造”。台北鸿禧美术馆出版之《中国近代金银币选集》, 除指出系委托英国造币厂代雕, 尚说明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以目前所见之“缶宝”照片, 此币均图文清晰、制工精美, 不知何以未被采纳? 但因存世量“市上绝少仅有”(蒋氏用语), 显然根本没有生产, 故以样币视之未有争论。
“尒宝” 则版式繁多, 主要为龙头大小及形状有别, 细分则尚可在龙头刺、龙须、龙腿鳞、文字、花星等几处找到差异, 部分制作相当粗糙, 更有的英文字母倒错。因属常见流通币, 其来龙去脉得不到藏家的重视,通常皆认为此币原模是成都厂刻制。
在英文《世界钱币目录》(WorldCoins)中, 对四川部分其记载为: “四川首座造币厂, 机器购自美国新泽西, 模具制于费城。于1898年开工, 运转数月后关闭, 1901年再启用。现在已无疑问, 编号Y#234 ～ 238(按: “尒宝” 小头龙)为此厂之首批制品,此与耿爱德著述之顺序不同。” 其所列四川光绪元宝量制品之时间为1898年及1901 ～ 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及二十七～ 三十四年)。
与中文书籍资料对照, 这段叙述在时间点上一致, 但对币模出处与铸期却有出入。《世界钱币目录》在编辑中国钱币方面有很多部分是参考耿氏之《中国币图说汇考》, 又以何为依据来推翻耿氏论断, 认定当初开局时即为“尒宝” 呢?
中国银元大珍之四川省造光绪“缶宝”
四川光绪“尒宝”之铜样币，刻工十分精美，除省名外与广东版完全相同
试制之“光绪通宝”新式制钱，疑因背面满文“宝川”刻成工部“宝源”而全数回炉熔毁未采用
“尒宝” 原模的出处
1976 年在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度会刊NumismaticChronicle, 发表了一篇里查·莱特(RichardWright)所著专题:《中国各省龙银1888 ～ 1949》, 文章长三十余页, 图版三页。
文内对四川的情况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四川在1895年正式宣布流通湖北造之银币, 次年五万枚银元引进重庆, 隔年又运抵相同之数量。从各方面来看, 它们并不畅行, 但在1896年10月时却有报纸(TheCelestialEmpire《华洋新闻》)登载将有新型银币降临该省, 且“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事实上, 银元局机具设备的订单在接近年底时才下达, 制造商是美国新泽西的FerracuteMachineCo., 后续发展曾登在杂志上。钢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铜质样币可能系制于此时。样币图片在1897年8月的哈波杂志(HarpersWeekly)上公开, 如前面章节所述, 其设计与广东省造者完全相同。新厂设备在同年启运, 随后由技师强必尔经历番惊险的航程, 于1898年夏在成都会合。设备安装在成都机器局内,虽然机器与模具在途中遭到连串意外而浸水, 使钢模严重锈蚀,但据报仍在8月开始运转。技师强必尔试车后指出: “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其余部分也有瑕疵。当局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 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在教导操作程序后, 强必尔与助手离去。(按:TheCelestialEmpire(华洋新闻)系上海发行之期刊)
重庆海关1898年度报告书忠实地记录了造币厂设置的经过, 但加注未见发行银币。次年报告依然重复此点, 可能是6月时北京下令停办而没有生产;或许九个月还不足以让员工熟悉复杂的机器操作。自1901/1902年起, 其产量数额在耿氏资料中十分详尽, 重庆海关对四川银币开始流通的记录, 是在1902年11月。发行初期时并不成功, 因此每日仅出银元五千枚, 1903年起加上四川卢比银币。该年也增设铜元局, 其机器模具可能来自日本。……原先的美国制的模具(或其替换品)显然被草率地复制, 有种主要的异版, 其龙头较阔, 也是在此时通行。至于有一种极罕见的版式(按:“缶宝”),可能是早在1896年时就见报导“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 的那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1903年增设铜元局时, 与铜币模具一起制作的。
按莱氏除将耿氏关于中国钱币的两本经典之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国货币论》,和在各期刊发表文章如《中国造币史》等仔细研究外, 更在大英博物馆人员协助下, 网罗《大清海关年报》、《大清海关十年报告书》、《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英国皇家造币厂报告》《美国造币厂报告》等官方年度资料, 加上赴伯明翰造币厂查阅档案, 配合其他当时之报章杂志与洋人或传教士等对中国钱币的相关报导, 内容详实有据, 即使未必绝对正确, 也极具参考价值。著名的湖南省造光绪元宝, 即为莱氏在1974年度会刊之文章所披露方为国人知晓。
《海关十年报告书》则是自1882年开始,以十年为一期, 由各地海关详细描述该关所在港口与附近省份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迁情况, 其内容包括币值物价的变动。其他举凡政治、军事、司法、财政、金融、贸易、农工矿、教育文化、灾变疾病等皆有系统性的记载, 有如近代社会史, 极富历史价值,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海关年报》其名称虽时有略异, 内容更为详实, 使用范围最为广泛, 故莱氏所述自极易为人采信。
笔者即根据其说查得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行之《光绪二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内《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所载, 特录如后: “再本省大宪前, 于省城内设厂购器鼓铸银圆。竭力经营屡更寒暑, 直至本年十月间, 始经制军出示晓谕, 一体通行,以渝平银七钱一分为一圆之定价。但本省向行川锭, 民间相习成风, 且以银业营生者为数甚伙, 一旦欲将笨重之银锭, 易而为零便之银圆, 非在上者以权力相加, 恐不能改弦更张,使黎庶从流行无滞, 是亦本省圜政之一端也。”(按:月份之出入系农历与西历差异所致, 原文由洋人撰写呈报, 中文系译本, 在本文内西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关于“尒宝” 之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 我们可以确定下面几点:
1.四川银元局开工时机器设备购自美国。
2.试铸币模由费城造币厂制作, 为仿广东龙银形制“尒宝” 小头龙:原模具因船运事故遭水浸泡锈蚀, 虽曾试车成功但首度开局后能否量产存疑, 流通范围亦极其有限。
3.模具损坏须替补, 所谓防伪效果只是说说而已, 待料是随后未量产原因之一。造币程序之操作熟练度、机器是否因曾受损而致使其容易故障及当地无机具润滑用油等,可能也有影响。加上商民使用率低, 无迫切需求, 故在奉旨停办前无铸额可言并不意外。
4.再度开办后, 钢模复制技巧低, 故须不断重新刻制, 导致版式杂多, 制品质量无法与粤鄂等局相比。
5.《世界钱币目录》有关“尒宝” 制造日期记载合逻辑, 惟现存世者应视为光绪二十七～三十四年间所制。
6.耿氏虽也参考海关报告书, 但在资料不完整情形下, 误将“缶宝” 当成是费城造币厂制, 推测因浸水锈损报废、可能只试铸出三种。并以“尒宝” 大头龙较稀少, 判定是复工后先发行之版本。事实上, 小头龙才是初期制品。
7.川民因习用银锭, 银元之通行并非没有阻力, 情况与沿海地区大不相同。四川省造之光绪“尒宝”, 钢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雕刻, 这是中国龙银里极罕有的例子。据统计成都造币厂在光绪年间, 一元主币之总产量约648 万枚, 其各年实额为:光绪二十七及二十八年合计140万枚、二十九年78万枚、三十年32万枚、三十一年22万枚、三十二年108万枚、三十三年149万枚、三十四年118万枚, 其制额先盛后衰再逐渐增加, 与海关报告书之“初期时并不成功” 相符。其产量最低(22 万枚)与最高(149万枚)相比差距近七倍, 显然是供需问题而非产能之故, 因此开办时若乏人问津极有可能悉数回炉销毁改铸川锭。
神出鬼没的“缶宝”
虽然于中文书籍资料内, 已有“缶宝”来自英国的说法, 可惜没有注明消息来源与指名道姓地说出购自何人, 使本有将事实公诸于世的机会错失, 否则泉界不仅可确定出处, 更可知道雕刻师姓名。中国钱币能找出是那位雕刻师手笔的, 屈指可数。
在1981 年, 由史威尼(JamesSweeny)著作的《伯明翰造币厂史》出版, 其书后图录中有枚“缶宝” 一钱四分四厘。作者说明:“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中, 虽存有此币,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其为该厂出品。” 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 史氏并未锦上添花地断定其为该厂所制, 致使我们无法自国外资料来将此事划上句点, 乃美中不足之处。
从有限的文献中, 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缶宝” 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作品, 但仍无法确认年代, 当然最可能的还是见诸于报章的1896年, 至于为何无疾而终, 就只能随人猜测了, 或许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曾有人以其花星与湖北光绪元宝相似, 怀疑系湖北银元局所作;这观点没有证据, 伯明翰造币厂除了承制广东光绪元宝(1888年)钢模外, 已知的包括江南(1896 年)、陕西(1898 年)、湖南(1898 年)、浙江(1902年)等省之光绪元宝。而伯明翰厂档案显示1898年有湖北光绪元宝钢模四组(缺三分六厘)之订单, 故两者神态相近是可理解的。
只是史氏无法确定藏品室中存有之七钱二分与三钱六分币, 是于伯明翰厂内所制或是在湖北试车完成后送回。莱氏以“缶宝” 工艺精湛, 认为或许是于增设铜元局时, 其机器模具来自日本, 而将大阪造币厂列入可能性之一。但若两人得知“藏品得自英国某雕币家遗孀之手”, 恐怕也必定同意此币出自伯明翰造币厂。
“缶宝” 在正面字体与“尒宝” 不同,背面蟠龙亦有明显差异, 除有火焰外龙身扭转, 龙爪侧之卷云也与众不同。传世者原先仅见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币及一钱四分四厘三种, 在1994年时大陆出现七分二厘及三分六厘, 历经将近百年总算凑成全套。
生产造币机器的工厂———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FerracuteMachineCompany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位置距离费城造币厂不远, 该厂造币机器即为其供应。在1896年时, 中国政府透过在上海的茂生洋行(AmericanTradingCompany), 向汉立克纳浦厂访价, 内容是三座造币厂, 两座是生产新式制钱的铜币制造厂, 分别设置于武昌及成都, 产能分别是每日三十万枚与二十五万枚;另一座是银币制造厂, 产能则是每日十五万枚, 地点是成都。
中方设厂此案是向各界询价, 汉立克纳浦厂档案室并未留存其合约价格, 但却有一未指明之德国竞争者的估价单, 注明在汉堡交货价为“3560英镑”, 以当时汇率换算约美金17000元, 该厂报价显然低于此金额。(按:约纹银二万五千两)得标者须负责全套有关设备, 因此汉立克纳浦厂除了印花机、冲饼机、冲孔机、制模机外均必定要向其他厂商购置, 包括溶炉、退火炉、浇铸炉、轧片机、锅炉、传动配备以及一座维修车间来支援工厂的日常运作。
汉立克纳浦厂可能只制作了冲饼模具, 因为印花币模须极特别之技术, 非该厂所擅长。而冲孔机及模具也要能打方孔或圆孔, 并能压出新式制钱方孔周边与币外缘凸出部份。
机器在1897年初完成, 并于3月22日试车,费城造币厂也派代表至现场观礼, 这是汉立克纳浦厂首次销售设备至外国, 全部机具于试车完成后即装箱运出。
技师强必尔HenryJanvier
机器运出后就是人选问题, 原先担任全程工作之首要人选毫不考虑就回绝了, 强必尔是第二选择, 他马上同意并且在几天后就搭火车出发, 预定出差时间为六个月, 结果他过了十个月后才回来。工资在当时十分惊人——每天美金25元加上所有开销。(按:换算日薪约纹银三十五两, 而这时的北洋机器局造币主管月俸为一百五十两。)
强必尔在汉立克纳浦厂有二十年的资历,他于1897年12月27日自新泽西州启程, 在次年1月6日由旧金山乘船费时19天抵达日本横滨, 途中船遭雷击, 把木桅杆上的铜片都剥开来, 除了几天外多半都是风雨交加,浪高达五十尺, 整个旅程较平常多三天半。
在日本时还拜访过大阪造币局:“全厂都是日本人, 没有一个会说英语, 向导也是如同木偶, 解说都是用猜的, 我们也很有礼貌地回应。我只是在怀疑, 对此毫无概念的外国访客, 如何能对这般解释有所满意”。到上海之航行则风平浪静, 抵达后与茂生洋行的英籍雇员艾文澜(HenryEverall)会合, 再找位翻译就在元月底动身, 还携带了两把左轮枪防身, 及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做狩猎之用。
乘汽船溯江而上首站是汉口, 这段六百五十公里的航程为四天, 在停留待换船之间,两人雇了轿夫搭舢舨过江至武昌, 检查早先运到之铜币制造机器, 结果发现中国工匠已拆箱并将机器组装完成, “虽然从未见识这些玩意儿, 手边所有的也仅只于英文说明与组合后之照片, 他们已以正确的方式, 成功地把机器装配起来, 想必是将英文翻译才得到达成。……蒸汽机则尚未备妥, 只有等回程时再来试车。” 经过几日耽搁后, 即由此地换搭小汽船, 七天后抵达居民三万人的宜昌。
强必尔等在后续旅程中的经历十分惊险,所有航行都在白天, 天色昏暗时就靠岸。自宜昌抵万县费时了二十天, 途中船曾触礁、牵绳断裂、水流强乱等, 有多名当地人溺水,“首先是碰到礁石, 船底撞破一个餐盘大小的洞, 有位勇敢的老兄, 去坐在那个洞上才救了全船, 他身体几乎要被浸入之水淹没”。然后在士兵、轿夫等组成的队伍, 由陆路护送到六百余公里远的成都。一行人在陆路上遇到数次小股土匪攻击,必须掏出手枪方能吓阻, 护送队的装配部份是尖竹刺, 并不管用, 晚上还得随时防范有人翻动行李。这段路程约十四天, 于4月3日抵达离上海三千多公里、人口七十万的省城, “历经翻山越岭、泛舟涉水而又脏又累”, 当时成都有26 名外籍传教士和一位“只懂十个英文单字却自以为了不起” 的人。
机器安装与试车造币厂设置于兵工厂(按:即成都机器局)内, 此时该厂生产的是一种要两人操作的鸟枪。“在这个城市有如此完备的兵工厂令人惊讶, 它配置机械间与翻砂间, 虽然有些机器是英国造的, 但全部由本地之中国人操作”。汉立克纳浦厂原来的设计, 是在同一间厂房内制作铜币及银币, 但是其蓝图却误摆在上海, 而当局盖的是两间不相连的建筑,这样一来就必须把带动机器的传动轴切成数段, 并且得重新布置。(按:在使用蒸汽机时代, 动力系“中央系统式”, 经传动轴以皮带送到各别机器上, 非现代小型电动马达可各自运作。)
这还不是最紧急的问题, 早于一年前运出的机器尚未送到成都! 它们是自两周后才开始陆续运抵, 有部份搁浅在不远的岷江中。理由是“水位低” 时, 船会陷于泥泞; “水位高” 时, 无法通过桥孔。最后在河道上筑坝调整水位, 很快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更麻烦的是部份机器的木箱已经被拆掉, 这些人就逮后遭鞭挞, 并罚在脖子上戴枷锁半个月。
而最严重的是有些里面满是泥块与铁锈,甚至于机件都已锈死动弹不得。原来是在宜昌待转运时, 以为仅须一两天故置放岸边,不料江水暴涨淹没货品达六周, 以致防护油脂完全失效, 开箱时还发现有几窝大老鼠。由于许多机器情况太差, 被当局怀疑以旧货充数。“机器锈得像废铁, 四架铜币印花机、冲饼机及发动机、锅炉、传动轴都一样糟,若要区分则以冲饼机最差。有些须破坏才能拆开, 所有零件都要清洗, 部分得新制。”
成都狭窄的街道是搬运重机械的头道难题, 当局准备的车辆被压垮, 强必尔只有征调附近碾米厂的滚筒来做车轮, 才即时解脱困境。接下来几周, 最重要的工具是榔头,还有就是用来清洗机件的煤油。经过几周折腾, 洋行办事员艾文澜成了位熟练的工匠。后续的问题也很多, “到机器整理差不多时, 我也须要油漆, 但四川全省都没有;没有润滑油更无法试车, 当地人找到些菜油,不过会使机件在次日清晨见到锈斑。我从蒸汽机的汽缸头盖里挖出全数润滑油, 那是装运前填满的。晚上有人盗取机油, 但没跑多远就被逮获, 还有人来偷牛皮做的输送带,这些家伙都被砍掉脑袋。”
1898年7月12日终于完工试车, 据称当局相当满意。还吸引许多群众围观, “当机器到每分钟一百转时, 群众瞪大了眼睛:一百五十转时, 开始出现惧怕的神情:两百转时,房间内的人变少了;等到三百转时, 这些人又跑回来, 实在令人好笑。” 机器虽顺利运转, 但钢模因浸水而严重锈蚀, 由于当局仍在怀疑机器是旧货, 而且新模运输须时数月,强必尔为想早日归国, 且避免节外生枝再被误认借机敲竹杠, 故未代为续订新模而以锈蚀币模试制。“在币面龙身有许多疤痕, 其余部份也有瑕疵, ……我把样币交艾文澜呈送清廷官吏, 他回来后告诉我, 官员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 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
强必尔在返国四十年后, 还透露一段秘辛:“该省的头头”, 提议强必尔驻厂监督五年, 被其以健康理由回绝, 总督开始在薪资上加码, 由两倍一路添成三倍, 最后请强必尔开价;当此人语调变得有点协迫时, 强必尔与艾文澜决定晚上就打包离去。强必尔回美后在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复职, 于1926年升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直到1943年82岁退休。
强必尔本人对摄影技巧亦十分熟稔, 他此行共拍照片六百张左右, 为十九世纪末中国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 其中两幅摄于成都造币厂内, 可能是仅存之清代造币厂内部印花间场景(插四)。其所遗文献多半捐赠离费城不远、位于德拉瓦州威明顿之HagleyMuseum＆ Library博物馆。根据强必尔叙述及所留图片, 证明成都造币厂最早所制银币为“尒宝”, 依强必尔遗留之函件, 模具系制作于美国。由于费城造币厂亦设于新泽西州, 与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仅相距数十公里, 两者有密切往来, 一般均同意其乃费城造币厂代制。原民国四年川厂报告书内容之“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 比对后显然有误, 且艾文澜实为洋行助理, 非技术人员。
银元造币厂内部情景，右侧穿西服背心者为强必尔
新式制钱工厂内部场景
强必尔在厂内操作蒸汽机
艾文澜与成都造币厂官员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试制之四川光绪银元重26.73g, 与美国标准银元规格及成色完全相同,辅币重量以比例递减但成色不改,令美国人十分惊奇, 搞不清楚究竟是当地人诚实或其他理由。对于制钱的使用也很好奇,记述中提及其居北京附近之友人, 曾做笔三万美金(按:约合纹银四万四千两)的买卖, 收入账款为制钱, 结果耗费数天时间用马车载运至钱庄兑换成银两。
自立自强的武昌造币厂
由于武昌造币厂当初动力机尚未装置完成, 强必尔与艾文澜本拟于回程时用数周时间来指导;结果“发现该厂工程师已能顺利操作机器, 还打算缩小尺寸以因应日益高涨的铜价。不仅已重新制模, 连冲中心方孔也没有问题;同时他们也谢绝任何协助及指导, 再度表现出中国人在机械方面的能力”。据强必尔所述, 湖北省造之“光绪通宝” 新式方孔制钱,其较大型者的模具亦来于美国, 后来出现之小型新式制钱系武昌造币厂自行制作。
结语
我国因清末朝廷腐化, 民初之际也纷争不断, 加上连年战乱, 许多史料记载损毁不全甚或流失不为人知。近年来若干档案逐渐揭晓, 情形已改善甚多, 如再配合外国资料,当使吾人能对过去模糊的说法有更清晰的了解。欧美泉界人士在论述时, 常提出有力证据以支持其观点, 对无法拍板定案之事, 很少自以为是地妄加断语, 用词十分保留。举《伯明翰造币厂史》为例:虽有宝物在眼前,但作者没查到相关文件记录, 仅将之列出参考, 并未武断地做成结论,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后记
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创办于1863年, 知名客户还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RCA、联合碳化物公司等, 由于财务困难在1937年易主;继续经营至1968年时老板因年迈而后人无意接手, 将公司名称及设计蓝图、客户、零件等转移米苏里州之富顿公(FultonIronWorksCo.)后歇业, 该公司曾生产各式冲压机器二万四千余台。其后续承接之富顿公司曾供应台湾制造大口径炮管用之千吨级压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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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