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没能读懂的《师说》| 彰考局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一高中课本熟得不能再熟的文字，来自韩愈的《师说》。
在中学课堂上，我们被告知，这篇文章强调的是教师的重要性，要“尊师重道”。
可我们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些问题：
在儒家一贯尊师重教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韩愈还要专门写文章来解释“师很重要”这一人尽皆知的道理呢？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怎么会不传？果真不传的话，大家去哪受教育？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士人之间不耻下问、争相求师的态度，为何非但不受赞扬，还会被嘲笑？
这些问题不搞明白，很难说真正读懂了《师说》。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103 篇文章
接下来你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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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师”为耻的唐人
● “师法”的支离与没落
● “师”在唐代无用武之地
● “家学”代替了“师”
● 《师说》的价值
撰文▼ 坚白（彰考局专栏作者）
以“师”为耻的唐人
今人赞誉个人才学，往往会说起出身名师、刻苦勤奋，而唐人则不然，反而尽情称颂天资，并刻意强调才学非从师授，这一点，在唐人墓志中的随处可见：
生而知之，非其学也。（《姚氏墓志》）
多禀生知，罕从师授。（《李氏墓志》）
文翰天纵之才……生而知之，学无常矣。（《李宏墓志》）
公幼而岐嶷，性协风雅，学不因师，言必道古。（《卢翊墓志》）①
求学之人好尚如此，有学问的人也便不敢以“师”自命，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②”
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也说：
“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变色。③”
在韩愈、柳宗元、吕温所处的中唐时代，以师徒相称者，要么是不自量力的招摇诓骗之徒，要么是工匠、戏子这类不入士人法眼的下等人。对儒者而言，“师”几乎成了孔子这一级人物的专有名词，一般士人则避之不及，唯恐为师名所累。
“师”在唐代，为何没落至此？
▲《昌黎先生集》中的《师说》（宋刻本）
“师法”的支离与没落
儒学的师法始自孔子，“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从此“师法”就开始了漫长的“支离化”旅途。
汉代崇儒，设“五经”博士，于是孔、孟、荀融汇贯通的儒学，正式被官方化为专门之学。朝廷根据师法传承之不同，一种经典被允许立多家博士，至东汉初年，已经为“五经”立了十四家博士，如《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鲁、齐、韩氏三家等。
这样的博士政策，看似激发了儒学的多样性，实际却增添了诸多藩篱。
师法一旦分化，就不可能止于十四家，师的弟子如成为名家，可在师法之下再细分家法，如此循环，干上生枝，枝又生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至东汉末年，太学生有三万余人，其中“《经》有数家，家有数说④”，学问因此烦冗不堪。
而儒林毕竟不像武林那样，支流越多越博大精深，儒林派别再多，也都只是注解《五经》而已，支流越多，妄说越多，价值越低。儒学与真义渐行渐远，转而成为博士们谋生的工具。
再者，为了彰显家法特殊，博士们往往故弄玄虚，以至于有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⑤”“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⑥。”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博士们也有意强化师法以及家法之间的藩篱，排挤越藩篱者，如东汉的张玄精通数家家法，最后竟被攻击为家法不专，被免去博士之职。
这样，“师法”无可避免地没落，与烦冗和轻薄混在一起，令其原本伟岸的形象消磨殆尽。汉室倾颓之后，失去官方支持的汉儒师法也随之速朽。
“师”在唐代无用武之地
解决“师法”弊病的良方，无非再度统一儒学一途，前有两汉的石渠阁、白虎观会议，后有汉末的郑玄遍注群经，都在为此努力，然而直到唐代，儒学一统总算才有了一个有效的官方后盾：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横空出世，儒学的师法纷纭，终于在唐代告一段落。
然而，这个“统一”，对“师”看似是福，其实是祸。
一方面，《五经正义》广泛流传，却也在无形中消解了“师”的作用：句读、辞意通过《五经正义》能够得到解决，还要“师”做什么呢？
▲《五经正义》之《尚书正义》内页，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方面，科举更令“师法”走向衰微。《五经正义》是科举考试的范本，唐代设明经一科考察儒学经典，而这项考试“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⑦”，只需照着《五经正义》的原文背诵即可，“师”又有什么必要呢？
不仅师法没了用武之地，儒学也紧跟着成为过时的学问，那些辛辛苦苦“明经”及第的士子们，也并不被人瞧得起。
唐代小说中记了这样一则故事：
“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案：刺指名刺、名片）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⑧”（案：编故事的人搞错了元稹与李贺的年辈，这段颇具个性的对话不可能发生。尽管史实不可信，但约略能反映出当时的世风好尚。）
这段记载透出当时人对明经及第者一股浓浓的轻视，以至于许多唐人都不屑去考明经：
“夫诵习之学，匡饰中人之性，岂为我儿设耶？”（《程俊墓志》）⑨
与之相对，唐人崇尚的是进士，是写作诗文的才能。
诗文的写作，需要的是灵感与阅历，与其师从某个文人，不如师从星辰大海。恰如李白所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唐人并不想把自己的最好年华，浪费在与业师的洒扫进退之上，而是要投入到远游山河、增长阅历的行动中去。没有去过远方的人，不配谈文学。在文学的神思、余韵、浑然天成面前，自带枷锁感与陈腐气的“师”自然成为被人厌弃、甚至嘲弄之物。
“家学”代替了“师”
没有了“师”，士人们的启蒙教育怎么办？
唐人云：“诗礼本于庭训，孝敬出乎家风”（《崔黄左墓志》）⑩，启蒙教育大多源于家学。
家族之中，能够教授学问的，可以是父辈、是兄长，也可以是《红楼梦》里贾代善那样族中有学识且有闲的前辈。此外，唐人还享有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以母教子。
唐代的女性教育尚未进入“女子无才便是德（明人语）”的时代，士族女性多擅长诗书，能够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柳宗元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记其母：
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案：讽指背诵）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⑪
“诗、礼、图、史”是成为名妇的必备功课，唐代女子学习这些，当然不是为了从事科举，而是为了教育子女。有母如此，自然没有从师的必要。
柳母的熟读诗书并非特例，而是唐代士族家庭的普遍风气。如元稹母郑氏：
“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夫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李绅母卢氏：“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⑫
在启蒙之学上，家学很好的替代了“师”的角色。
所以，对唐人来说，启蒙有家学，应试靠背诵，出人头地靠文学。终其一生，“师”恐怕都不是必需品。
《师说》的价值
中唐藩镇横行，国运衰落，士人们想要力挽狂澜，而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并非吟风弄月的轻薄文学，也非出世逃避的佛、道二家，而是非儒学不可。
欲振兴儒学，则必先振兴师道，这是韩愈写作《师说》、且身体力行“抗颜为师”的时代原因。他写《师说》，不是对日用之理的重复说教，而是逆流而上，针砭时弊、振起世风的尝试。
后来，师道的确被振兴起来了，熟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人不难明白，唐以后的儒学史，几乎是一部师法传承的历史。只不过，兴起的“师道”已不再是汉儒那种在章句上较劲的烦冗家学，而是深究义理、更具现实眼光与实践精神的崭新的师徒授受之法。
《师说》正立于这历史变革的潮头，其意义并不普通。
EFERENCES
注释
①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849、1853、1869、1935页。
②[唐]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540页。
③[清] 董诰，《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卷六二七。
④[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12版，列传第二十五。
⑤[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版，卷三十。
⑥[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12版，列传第二十五。
⑦李壮鹰主编，《中华古文论释林》，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183页。
⑧[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6版，卷第二百六十五，轻薄一。
⑨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859页
⑩同上，第2013页。
⑪[唐]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204页。
⑫[后晋]刘昫，《旧唐书·元稹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列传卷一百一十六、第一百六第一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