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征||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始末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国家百废俱兴，一片繁荣。《必由之路》纪录片向全国播放，这部政论专题八集电视剧，反映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镜头对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拉开农业改革的序幕。宁武县原下白泉公社（现撤并为薛家洼乡——下同）的群众，看了电视剧都说：“我们下白泉是最先单干的公社”。
1979年10月，下白泉公社党委下达红头文件，全公社“包产到户”（群众叫“单干”），一时间引起了宁武县委、忻县地委、以至山西日报社的“地震”。那时候，我是这次改革的当事人——当任的公社书记，今天借纪念改革四十年，我把这段改革的经历重新回忆一下。
（一）
公社改革“包产到户”
下白泉公社党委关于《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的规定（简称四十条）》 各生产大队党支部、管委会：
为了我公社尽早摘掉吃供应粮的帽子，经公社全体党委成员讨论，一致同意全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现下发《下白泉公社党委关于包产到户的规定（简称四十条）》文件，要求各生产大队党支部、管委会认真严格执行。
第一条，耕地下户，以生产队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耕地到户；
第二条，“包产到户”，生产粮食等农产品，除去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社员自己的；
第三条，参与土地下户的人口，以参加1979年度（1979.9.30）分配人口为基数；
第四条，下户耕地，要注意耕地的肥、瘦和远近搭配，公开分配，力求公正、公平和合情合理；
第五条，保留原有自留地不变，如出于管理方便，自留地可调整合并一起重新分配；
第六条、对下户耕地，尽量整块分配，对5亩以上的大块耕地，需要分割时不得多于两至五户，防止土地分割过碎，有碍土地统一治理；
第七条、耕地下户时，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权属不作为这次下户耕地的条件，批判地主剥削阶级意识，反对私有制单干思想抬头；
第八条、耕地下户前要预留机动耕地，以备后来人口变动调整，其数量由生产队按人口增长常规比例估算；
第九条、预留耕地处置，可暂时分配给劳力多的户、单身户有偿耕种，收获分成由生产队自定，不得由干部无偿耕种；
第十条、下户耕地不允许出租（变相出租）耕种，一经发现出租耕种，所有下户耕地由生产队收回；
第十一条、牛、驴、骡、马大牲畜和羊都要作价下户饲养；
第十二条、大牲畜作价略低于市场行情，允许一户或多户合伙出钱购买，原则上由生产队当年收回价款，考虑到社员困难的实际情况，可分期分年付款，最长不得超过3年；
第十三条、为保护大牲畜的良好饲养和繁殖发展，下户牲畜必须专户饲养，禁止多户轮流喂养；
第十四条、大牲畜（含繁殖小畜）3年内不准出村或变相出村交易；如果所有人对大牲畜无力饲养时，允许在本村调整或者交易，并由生产队办理作价过户登记；
第十五条、羊作价下户饲养，采取社员自愿认购，生产队分配的方法下户；
第十六条、集体牲畜圈肥、沤肥，按下户土地多少，分发各户使用，严禁出现哄抢问题；
第十七条、犁、耧、耙、磨、鞍架等农具，无偿下户；
第十八条、耕种农具随耕牛下户并保管使用，鞍架随驮畜下户并保管使用；
第十九条、种籽下户，农作物的种籽，采取暂借方式一次下户；
第二十条、种籽分配按耕地计算下户，在各样种籽总量范围内，品种可以调剂，满足各户种植需要；
第二十一条、饲料、饲草下户，随下户牲畜，按预留饲料标准数量，一次分配到户；
第二十二条、大队房舍固定资产不得乱拆乱卖，经公社批准可改建、拆建成小学校；
第二十三条、对农村户口的民办教师，在原来留有菜地的基础上，和本村社员一样分配给口粮田；
第二十四条、对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因工残疾的社员，下户耕地给予近地照顾；
第二十五条、对有劳动能力的五保户社员，保留原有菜地，不分配耕地；
第二十六条、队办企业坚持集体管理；
第二十七条、大队成片林地、果园、苗圃不得下户；
第二十八条、农业水利工程及设施，如机井、旱井、水渠、河坝等，不得因土地下户受到破坏和影响利用；
第二十九条、大队养蜂、马车、电磨、公种牲畜保持集体管理，由原有专业社员经营，单独核算，定报酬、定上交利润，自主经营；
第三十条、大队电磨、脱粒机由大队管理，无偿为社员使用，其费用从公益金支出，保证为社员服务；
第三十一条、生产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植树造林、防洪抗旱、抢险救灾等集体活动，由大队统一组织实施，社员必须无条件服从调动；
第三十二条、生产队社员在公社煤矿劳动，除本人工资后，所提取得副业收入，煤矿直接对大队结算；
第三十三条、“包产到户”后，队为基础体制不变，集体提留由大队和生产队两级管理，农业税由生产队收集，大队统一组织缴纳；
第三十四条、“包产到户”后，大队管理委会员组织机构保持不变，不得擅自乱撤乱合，影响工作；
第三十五条、精减干部职数，减轻社员负担。党支部、大队以及青、妇、武（民兵连）组织一律不设副职，青、武（民兵连长）干部，可由具备条件的生产队长、会计、保管互为兼职，民事调解员、治保主任由党支部书记或大队主任兼任；
第三十六条、“包产到户”后，要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充分发挥民意，由社员民主选举生产队长；
第三十七条、社员使用化肥，由生产队长统计数量，由生产大队和供销社统一调运；
第三十八条、水利设施由大队管理，组织清水、洪水浇地，合理安排灌溉；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如有遗漏事项和不妥条款，由大队党支部书记报告公社党委补充或修改，不得擅自更改；
第四十条、本规定只限下白泉公社范围内施行，不得对外宣传。
（二）
地区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冬季，是公社最忙乱的一个冬天。当年我36岁，之前的1976年，我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不知道什么原因，领导“撵”我下公社当书记。那时候没人卖官，更没有人买官。我成为全县年龄最小的公社书记。
我祖辈出身农民，虽然当了公社书记，家庭成员全是农民，并住在原籍农村。公社7名党委委员，除一名村支部书记外，六名国家干部，家庭成员一色农户，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
1961年我在初中读书，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我请假回村开垦小块地，到秋天，不算莜麦豌豆，收获山药两千多斤，就在这一年我娶了老婆，全家6口人当年“脱贫”，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烙上了抹不掉的印记。
我是带着“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和雄心壮志到的公社，三年过去了，落后公社没变样，吃了三年返销粮。
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社党委成员，敏感地领悟到，中央农业大改革“山雨欲来风满楼”。公社党委成员有共同的出身，共同的农民感情，他们心中酝酿着摘掉吃供应粮帽子的办法。农村解决吃饭问题，若理论家讲起来，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叫农民去解决，是很简单且很容易的一件事。只要把土地交到农民手里，就能种出粮食，不愁解决吃饭问题。我深知“包产到户”，在党委成员的潜意识中，已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只要我大胆牵头，党委成员一定会齐心拥护“包产到户”的意见，至于吃不饱肚子的农民，更是一呼百应。显然召开党委会推行“包产到户”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次党委会是在村名羊道坡村子里召开的，因为羊道坡村支部书记是党委委员，有利保密，便于听取农民意见。这次党委会形成三项决议：一是一致同意全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二是由我起草公社党委“包产到户”文件；三是党委成员下村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
党委成员下村调查时，公社“包产到户”的意向，和社员一露晓，社员直截了当地说：“同意公社搞单干”。国家每一次运动的名称，都有国家的提法和群众的说法，比如，国家叫农业合作化，群众叫集体，国家叫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群众叫“单干”。党委委员入户征求群众意见，汇总结论是：“要想吃饱肚，土地要下户”，社员举双手拥护，形势发展到“包产到户”，是农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因为群众拥护“包产到户”，推行工作一路顺风。1979年10月十日，公社发出了《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的规定（简称四十条）》的文件，全公社“三级”干部齐心努力，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全公社落实。群众比喻说：“这是第二次土地改革”，群众有了士地，轰轰烈烈地搞起了生产。
一个月后，原当初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上级干预“包产到户”。
同年12月，忻县地区召开“农村政策调研会”。每县选择一个典型的贫穷落后公社，指名公社书记参会，我以宁武县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以忻县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会议开头，由农委主任作了大会动员，大意是：到会人都是“三靠公社”的书记，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要求参会的公社书记，“说透问题，找准根源，提出办法。”
我听了大会动员，心头如潮涌。因为我所在的公社，已经全面“包产到户”，是亮出来呢?还是保守住；是实话实说呢?还是虚与应付，一下拿不定主意，就坐听风声。会议开始第一个发言人，他拿出一个办法：可概括为“扩大自留地，留出口粮田”。到会的农委干部一致赞成“是个好办法”。我心里想：这算什么好办法，改革不彻底。这一下鼓起了我发言的勇气，于是我第二个发言。我念了《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的规定（四十条）》，把全公社“包产到户”和盘托出，并表态一年摘掉“三靠”的帽子……
触及到人思想深处的事，总让人难忘，我记得是那样的清楚，我发言中没有人插话，我发言结束后，农委领导和工作人员未置可否，只有十四个公社书记吵成“一锅粥”。过了一会儿，农委主任进了会场，他说：传达地委领导指示，大意是：对宁武县下白泉公社的做法，不扩散，不效仿，不争论。会议原计划召开3天，现在决定就开到这里，散会。
与会的人一出会议室门，自由主义大泛滥，有的说：宁武家捅下炉子啦，有人说做的对，单干是迟早问题……
我当天下午坐火车回到县城，一到家门口，就被县委通信员堵住说：张书记叫你立马到他办公室。通信员把我领到张书记办公室，张书记硬气地说：“你坐下”。
张书记说：地委打电话，说你单干啦?
我说：“包产到户”啦。
张书记说：冒冒冒！冒冒冒……
我在想，捅了炉子啦，我这个公社书记要“冒啦”，当不成啦。
张书记接着说：你怎不向县委汇报?地委书记批评我：你的下白泉公社单干啦，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县委书记怎当的?
我说：不分开（包产到户）就得吃供应。我当时认为明天就冒（撤）了我的公社书记职务了，变成农民，真可谓无私无畏，于是就和面前的、握我命运的县委书记顶了起来。
张书记反问：就是你吃供应（粮）?
我也反问：张书记，难道吃供应（粮）就好?
两个人谁也不让谁，顶到双方无话可说的时候，张书记看出来了，我是一个“愣头青”干部……他缓和了口气问我：“地委领导说了一些啥?”
我回答说：会上传达了地委领导意见，对咱们的“单干”不扩散，不效仿，不争论。三天会一天就散了。
张书记安排我说：不争论，你回去纠正就是了……
我说：分开就不好纠正了。
张书记说：多多做些工作么。
（三）
公社坚持“包产到户”
我对“包产到户”受到上级的阻拦，是有思想准备的。我相信包产到户、解决农民温饱是正确的。我也相信，农业的改革不久会到来，我有政治上不会输的信念，有信心等到我正确的一天。
当全公社“包产到户”“生米做成粥”时，我一直在担心，担心县委发现，担心上级阻挡搞不下去，也担心自已犯“路线性”的错误。等到“包产到户”上级知道后，我的担心顿时消失，“丑媳妇终于见婆了”。担心不存在了，却产生了“愁气”。一愁纠不了“包产到户”；二愁交不了上级的账。我回到公社，没有开党委会，也没有公开传达地、县两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只是分头和每个党委委员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坚持“包产到户”不能纠，也不去纠，要纠让县委来纠。大家都说：我们起初就说过敢做敢当，大不了大家一起回村当农民。情势很明显：上头强制，下头抵制，我在中间受制。
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到山西日报社求救，因为之前，县委通讯组王建新向忻县地委发过一篇《下白泉公社包产到户调查》的通讯稿，据张金才（忻县记者站记者）说，稿件曾寄到山西日报社农村工作部。我拿定主意，到山西日报社跑一趟，争取《山西日报》报道下白泉的“包产到户”，意在得到媒体支持。
（四）
公社访《山西日报》
我到《山西日报》社，找到报社农村工作部领导，我拿着写好的“包产到户”的稿件，要求该报给予报道，支持“包产到户”改革。农村工作部领导姓魏，称呼魏主任。他说：忻县地委农委有一个情况反映，宁武县通讯组还有一篇调查通讯稿，我们暂时不发这样的稿子，你的做法等于解散了集体，和“三自一包”一样，说得俗一点，就是单干，《山西日报》是全国发行，包产到户不能宣传，至少现在不能见报。
我说：魏主任，地委、县委让我纠正“包产到户”，你看怎么办?
魏主任说：那是你们工作上的事情，我管不着。
我又说：魏主任，你报道我的做法，让社会评论，对与错，责任全在我们，你只是登载，又没责任。
魏主任说：你以为报纸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你以为我想登啥就登啥？不是你说得那么简单，省委不签字，报纸都印不了。你这样的稿子不能发，至少现在不能宣扬。
我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五）
下白泉“包产到户”上了《山西日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年后的1980年12月，忻县地委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这是每年要开的例会。会议期间，山西日报社通知宁武县下白泉公社书记到报社。我临走时，县委书记和我谈话：《山西日报》叫你到报社，要你汇报公社的“包产到户”工作，重点是经验教训，你汇报时要讲究方法，比如让你纠正“包产到户”，是我的想法，不要牵扯地委领导，注意事态升级……
张书记的担当品格让我感动。
当天我到了山西日报社，报社农村工作部魏主任接待了我，我们俩去年曾有一面之交，算是熟人，无障碍地进入了谈话状态。
魏主任说：为了推动地、县两级领导解放思想，让你来报社汇报地、县领导如何批评你“包产到户”，又如何让你纠正“包产到户”，给生产带来怎么样的损失……
我说：“包产到户”工作我能汇报，地、县领导批评我不能说。
魏主任问：你为什么不能说领导阻拦?
我说：因为领导没有批评过。
魏主任说：你不要为领导承担责任，领导没阻拦，你为什么要纠正“包产到户”?
我说：领导没有让我纠正过，是我自已的认识问题。
魏主任说：你别忘记去年的12月，我可记得，你亲口说：领导让你纠正，你还问我怎么办?你这次说不说，我都可以见报！
我说：我不承认领导批评，也不承认领导让我纠正，谁发稿谁负责！
头一天没谈成，派了一名记者做我的思想工作，想让我实事求是汇报问题。可是我态度强硬，缄口不说地、县领导批评和让我纠正“包产到户”的事实。我在想，改革是一项新事物，总有一个认识过程，改革过程中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反对工作上的争功诿过，我对媒体的“墙头草”作风，从来不“感冒”。
魏主任在我不说领导阻拦“包产到户”的僵持下，第二天和我坐下来冷静地商量了发稿的工作。
魏主任说：这件事情的真相，你别想瞒我，我比你还清楚，你去年全公社“包产到户”，确实是“冒险”改革，是一例农业改革的最早最好的典型，你与媒体宣传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包干，都是在农业改革中，最先“吃螃蟹”的人。小岗村是一个农村，你是一个公社；小岗村是十八个农民，你是一级政府。如果把小岗村比作一场“风暴”，你就是一次“地震”。你比小岗村有更大的影响力，说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自觉地看到了农业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同时从反面暴露出了领导思想不解放、阻挡农村改革的问题，报社发稿目的，是想达到推动地、县两级领导解放思想，加快农业改革进程。既然你不愿意说出地、县领导对你“包产到户”的批评，也不愿意说出上级领导要你纠正“包产到户”的事实，我体谅你的难处，把稿子角度变一下，不要提上级领导了，把地、县变成公社，虽然报道的份量大打折口，仍然不失总结经验教训，近日见报……
最后谈到稿件署名，魏主任问，署谁的名?我说就署我的名、或者下白泉公社。魏主任说：这稿件的口气不像你们自已，去年宁武县有一份调查报告，记不得是哪个部门了。我说，署“宁武县委农工部”的名，魏主任就听我说的，确定了署名。
一周以后的1980年12月15日，《山西日报》第二版发了稿，标题是：“乱变责任制生产乱了套，政策落了实群众安了心”又加了大字副标题：“下白泉大队责任制形式变来变去教训深刻”。
这件事过去了四十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农业“包产到户”也好，“土地承包”也好，为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它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实践越来越证明：农村出路在于集体化，农业出路在于机械化，农民富裕在于科学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
附：《山西日报》登载原样。
（本文为《宁武文史》主编陈春生提供）
作者简介
郭征，1944出生，宁武县阳方口镇郭家窑村人。1964年参加工作，历任原平四清工作队队员，《宁武小报》编辑，粮食局、一打三反办、保卫组、组织部干事，下白泉公社书记，劳动局局长，财委主任，1990年调朔州市财委任副主任，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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