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理由
写作需要理由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说一份非常漫长的答卷，我想从很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开始说起。大概在90年代，我们一帮写作的朋友在福建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有一天吃晚饭，喝了一点酒，那天我们也没有在意谁喝得多，谁喝得少。但是，酒席快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军旅作家，他突然有一点状态了，突然就哭了，一桌人都愣了。当时大家下意识的反应真的很有意思：有人说他失恋了，但是又不对，他已经40多岁了，那么是婚外恋失恋了？都是这样的猜测和想法。因为他哭得很厉害，安慰了半天，这个作家突然抬起头，满眼是泪，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真没想到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跟你们这帮文人混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的题材都是军旅方面的。说完了他就把我们一扔自己就回房间了，一桌的人都愣在那儿了。我也愣了。为什么发愣？倒不是情绪上的，因为“酒后吐真言”真的是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所以，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他醉了，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没有醉，异常的清醒。这个作家比较特殊，一家的军人，兄弟姐妹都是军人出身，只有他一个虽然是军人，但是写起了小说。那一天对我造成最大的冲击是我突然如此近距离的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那种事实来自于一种拿惯枪杆子的人对笔杆子的一种蔑视，一种轻视，尽管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不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任何写作的意义方面的问题，但那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契机或者说一个刺激，让我很多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思考写作本身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一直在说，有一个问题问好多的作家他其实会愣，就问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为什么写？你冷不丁问他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作家都会张口结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用任何一个词汇，任何一组词汇其实都不能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什么写作，你给出一个写作的理由”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份答卷，是一份卷面非常大的答卷。做这份答卷，我想从我个人的经历说起，我们经常说文学充满每个人的生活，只是你没有自己去梳理和发现而已。我自己写作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回味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化的细节。我是1963年出生，我在我们家排行老四，我的父亲是机关干部，父母的工资很低，当时是80块钱不到，既要养这个家庭，又要养乡下的奶奶和城里的外婆。
所以，我的母亲怀我的时候根本不想要，是一定要打掉的。但是，她是一个工人，她要到医院去做流产，那个时候要非常严格的请假，找到厂家请假，没有想到这个厂长说：“生产这么忙，你怎么还跟我来说这个事情，不批。”他又说：“你怀孕了？怀孕了又给我们生一个祖国的花朵，挺好的事情，不准请假。”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两个不准”的情况下把我生下来的，她也是挺听话的，既然领导不允许，这个孩子就生下来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的生命才正式的有了一个权利。我之所以说生命是一个奇迹，这里面有很多的悲喜之处，我出生3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我的母亲是一个水泥厂的工人，厂也挺大的，属于中央建材工业部，这个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斗得很厉害。那个厂长因为被斗，被揭发很多莫须有的问题，他很脆弱，被斗得有一天想不开了，他就跑到工厂的水塔里吊在一根管子上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这个人。副厂长就觉得很奇怪，最后就找到水塔里面，一推门就看见厂长。副厂长看见了，吓得一下子瘫在地上。这个副厂长是谁呢？告诉大家，是我现在的岳父。我岳父发现这个厂长的尸体，是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才说起的，我觉得生命当中到处充满文学，在生活的流淌当中、细节当中，我自己真的发现所谓的文学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无处不在。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回苏州去，因为那个时候用煤气包，我丈母娘看见我回来了，正好换一个煤气包，因为是春节，所以我的丈母娘要做很多菜，老嫌煤气不够用。所以，我到工厂的换气站换大煤气包。但是，我一个人拿不动，我丈母娘就帮我找了一个帮手，说你帮我们一起搬回去，他说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伙子一起搬到丈母娘家。他走了以后，丈母娘就问我，你知道那个小伙子是谁吗？是当年那个厂长的儿子。过后很长时间我一直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说谢谢他，我要对那个厂长的儿子说一声谢谢，当然我不会提到他父亲的事情。但是，这么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奇迹一样的回味，就是所谓的生活当中处处充满着文学，一旦表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结构都非常的紧凑，是一篇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一个认识。
我觉得自己文学生活的开始，所谓我给出的写作的理由，第一个是跟好奇有关。爱上文学，我觉得有几个先决条件，爱文学首先是爱文字，爱幻想，对于文字和幻想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好奇感。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文革的后期，我现在清楚我人生的第一次文学演绎是标语写作。在化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水泥地，我就从家里跑回去拿了一个粉笔写“革命委员会好”，别人说这个小孩子真聪明，而且写这么一个革命的标语，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假象，事实上对于文字的喜好，这只是我文学幻想萌芽的第一片叶子。
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是肾炎，这个病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它有一个并发症，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那年我10岁了，天天就坐在家里，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个竹榻，那一年的生活是我人生记忆当中最深的记忆，因为是在死亡的门口边缘，而且小孩子并不懂得太多关于自己身体上的问题，只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那时候我母亲老在外面哭，她不会当着我的面哭，我就知道这是和我的病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跟我说你不能上学，你只能呆在家里，而且天天要熬药吃。他们都要上班，没有人照顾我，只有自己照顾自己。那样的原因，我自己熬药，因为肾炎大家都知道，小便特别多，黄梅天的时候是滴滴答答的下雨，我觉得自己也是每天都滴滴答答的，觉得日子特别的难熬。我很想动，我也有力气动，但是医生和父母说我不能动。后来实在无聊，我就找家里父亲扔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来看，但是那个时候看不懂，因为它是繁体字。但是我就看认识的字，我姐姐偶尔也会给我带几本书过来，都是讲革命的。我找最简单的字在哪儿呢？在我们家墙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非常长的走廊，那里糊满了报纸，我记得有一份报纸是《苏州工农报》，我因为实在无聊，所以我就蹲在走廊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我就把门打开，借着河面的反光投射到走廊，我可以看见报纸上面的字。报纸上面的字都是非常空洞的，有那个时代背景的那些字。所以，我觉得我最早接触文学，准确的说是接触文字，我最早迷恋文学是迷恋文字，迷恋文字也可能跟我的境遇有关，也可能是一种孤单的生活。所以，从很大的意义上来说，我感激文学，因为从童年时期，文字首先成为了我的朋友，它陪伴着我。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爱文学我觉得首先是从爱文字开始的。
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谓的幻想精神。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写作必需、必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做棉袄，如果要做一件非常正式的棉袄，尤其是给大人做，他是不到商店里买的。那一年我父亲应该是过40岁的生日，我母亲做了一件丝质棉袄，所以，家里有一些活就找了一个女裁缝，把她请到家里来，每天要管她的饭。这个女裁缝就住在我们街上，其实我以前也见过她，那年大概60多岁的样子，整天穿黑色的衣服。她拎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工具，她已经干了好几十年了。有一天这个女裁缝在家里做，她把篮子扔在我们家里，我一翻就发现她里面有一个发黄的画报，我就一把拎起来，是一本被撕掉三分之一的上海滩的画报。打开一看，里面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条船上，是要去春游。这本画报我很有兴趣，我倒不是对美女有兴趣。我跟老太婆说，你这个画报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她说没问题，要我给她拿几张旧报纸来。对她来说画报只是垫篮子的东西，那个画报我就收藏了下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那本旧画报兴趣那么大，恐怕是那个时代非常特别，所有老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发黄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当我偶尔得到这本发黄的东西我会很认真的“学习”。当年那张画报其实是苏州一家当红的演艺公司组织一批演员去旅游而已。这本画报，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个依靠，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当然，这是所有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我现在想起来，我在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慢慢发酵的。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大概是1971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有线广播都在播庆祝巴黎公社100周年，我为什么印象如此深刻？因为当时我们的广播电台以一种非常隆重的形式在庆祝，这是关于革命的一个信息。而我们几个孩子聚到自家对面的一个院子里的天井，去缠着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他知道很多故事。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院子里坐下来，对面那个邻居大哥哥说，给我扇扇子。我们就很殷勤地给他扇扇子，他就会讲故事。他们在听巴黎公社的背景，关于革命慷慨激昂的故事，我们在听一个《绿色的尸体》的故事，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小抄本，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就有极大的诱惑——尸体，而且是绿色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青少年时期记忆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当中，跟文学有关的东西有的刚才我已经说了。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跟我写作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写作的腔调，我一直觉得写作有腔调，这个腔调一直很难去描述，但是它是有腔调和节奏的。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在苏州街道生活当中，有一种声音对我的影响挺大的，那个声音就是苏州街道上空气当中弥漫的，苏州评弹的声音。但是觉得苏州评弹是软的，苏州评弹是非常随意，非常慢，非常悠闲的一种节奏，苏州唱的都是节奏很慢的。我在小说里面捕捉的片头都是广播里说书的节奏，因为苏州的创作是非常奇怪的，每一个故事都有那么一个出点，但是经过几十年艺人的加工和演艺，有了很大的改造。有时候一个长篇故事要十几天来说一个故事，不急不躁的在那里说。所以，我觉得这跟我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自己真正的创作大概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大概是80年代，那个应该是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说好多人今天提出来的问题，问我为什么写作，你写作的理由，你以前写作吗？如果明天告诉你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如果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80年代是这么一个氛围，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一个是处于我自己本身的爱好，另外一个，在80年代青少年写作是一个特殊人群，尤其在中文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大小说，一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大家会觉得不解，你怎么会提到运动？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精力过剩。我每天都要到北师大的篮球场上报到，无论刮风下雨，不管有没有伴，我是每天下午4点钟必去。我现在分析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有一种叫运动的欲望。
另外一个方面，我运动完了以后我天天晚上要写作。我现在总结一下，我觉得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我一直觉得在大学时期，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其实是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所以我从写诗歌，最后写到小说。我一方面在操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我在操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的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我们讲节奏，我觉得在写作过程当中，你目睹的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考虑过写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文字的状态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未被发现的乐趣。我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坚持自己对于写作的———可能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首先文字本身的运动感是我在大学青年时期对于文学一直的迷恋，一直坚持下来的理由，我迷恋的是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