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清明上河图的盛世与贸易逆差(上)

中国有史以来的巅峰时期莫过于“汉唐盛世”，尤其是7至13世纪之间的唐宋时代，标志着一个远东帝国的成熟和繁华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帝国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崛起联袂而至，客观而言，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之最是以“贞观之治”为代表，而经济文化的昌盛则是以本文所述的《清明上河图》为佳。唐（618年到907年）宋（960—1276年）时期，“丝路”贸易也曾因帝国经济的潮涨潮落而兴衰跌宕。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立体全方位的变化趋势:海路与草原的贸易通道拓展都极大的激活世界物流的发展，所以外贸的规模和范围之大都不是汉朝所能同日而语的。这时中国已经不再大规模地输出黄金白银了，因为唐宋已降，通货宝物大多是铜钱，而国内更有铁币甚至是纸币等信用货币，当然由于外贸市场上，金银贵金属的国际认可度的无可比拟，其小规模的外流依然存在，这个时期中国流通中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与此不无有关。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时中国的外贸仍然属于逆差贸易类型，只是从西汉的贵金属外流，变成了一般通货的大量外流。而且这种铜币外流比西汉的黄金外流的造成的贸易逆差量更加蔚为大观。考究其因，第一应该唐宋通货硬挺如当今的美元，作为买方市场的消费者，铜币的权威性和法定性当然是勿庸置疑的，唐宋尤其是宋代经济又上了一个高峰，与周边地区的差距拉大，其通货的国际信用也更加的突兀。其次，海路贸易的船运比绿洲上的驼背的性价比要高得多，而草原关塞贸易又比串行于绿洲的贸易成本低得不是一个等量级别的不争事实，这使得沉重低值的铜钱也可用于支付存量巨大的逆差。最后，唐宋的民间相对强劲购买力也造成了对进口货的旺盛消费需求，尤其是两宋鼎盛其间，虽然对外战争不如汉唐“强盛”，甚至因战绩乏善可陈被讥为“积贫积弱”，实际那仅指赵家财政收支拮据和军事低能，若论社会富庶和国民生活，则学界常以为是前近代中国史上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