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语不接意接 —一读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文/肖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首绝句，甚至可以背的滚瓜烂熟。尽管如此，但有人却瞧不起它，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首先挑出“毛病”来的是明代杨慎，他指摘它“不相连属”，字句虽对，意不一贯。胡应麟更把它比为“断锦裂缯”，说它支离破碎，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应该承认：为数不多的杜甫绝句并非全都十全十美，但也决不是“无所解，不必法也”(胡应麟语)，而是美中有不足之处；不过，这首绝句当列为艺术珍品。杨慎等的论断无论如何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好像站得远远地瞟一眼表面现象，就粗枝大叶地下了如此武断的评语。如果他们肯耐烦一点、细致一点，从表面透视到里面，不难发现它虽貌似“不相连属，却骨子里有内在的“连属”，即语不接而意接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遭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廖廖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所谓“妙境”，妙就妙在小令中所描绘的这些原本彼此毫不相干的景物，却十分融洽地串通在一起了。前三句省略了一切关联成分，看来好像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一些景物，实际它却具有“语不接而意接”的诗意特征。它能极大地增强作品的意象密度，也能增强作品的劲健力度，给读者以理解和想象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我们从情感基调、情势气氛的整体来看，第一句三个意象，描写出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感情基调是“凄”字；第二句三个意象构成的是一幅离群孤居的画面，感情基调是“寂”字；第三句三个意象构成浪迹天涯游子形象，感情基调是“漂”字；第四句“夕阳”一个意象，是美景陨落，感情基调是“伤”字。最后由物及人，表明人的远离，“断肠人”远在天涯，对自己亲人产生深深怀念，感情基调是“怀”字。我们将衰败、离群孤居、浪迹天涯、美景陨落的冷寂画面与“凄、寂、漂、伤、怀”的感情基调结合在一起，就会构成统一的审美境界，让人感到仿佛走进了冷寂世界，感到悲剧性情绪。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我们也会清楚领会到一个行旅人离乡背井、长途跋涉所产生的“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的心灵境界。心灵境界在诗句中虽并没具体写出来，但却是由十种具体景物所象征和暗示出来的。客观物象是独立存在的，物象之外都是由作者看出来的，读者体会到的。物象是感伤的，“断肠人”也是感伤的，这就叫“情景交融”。在这里不仅写出了“物境”，同时也写出了这个境中的“我”的心情。
串通需要有一根线索。这里是一根什么线索把它们串通在一起的呢?作者善于抓住秋天傍晚特有的一些景物，把它们集中起来，创造出一种萧瑟苍凉的境界，流露出一个漂泊者彷徨悲苦的秋思。这“秋思”就是起到串通作用的线索。所以，周德清《中原音韵·小令定格》称这首小令为“秋思之祖”。
杜甫这首绝句在“唐人绝句”中就有这种“妙境”，但它较之马东篱这首小令，却更加巧妙地、手法多样地把“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亚里士多德语）。
杜甫的这首七言绝句，从内容到形式无一不相连属：
一一特定时节的连属。从所反映的自然、景物看，它既有白雪，又有黄鹂和白鹭；时节似乎有点错乱，这些自然景物也就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其实，这时正是初夏四月。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漠漠水田飞白鹭，嘤嘤夏水啭黄鹂。”（不正是有点不谋而合？）杜甫的这首绝句是联篇组诗之一，其他三章所描绘的都是属于初夏的景物：如首章的“长笋”、“行椒”、“梅熟”等；第四章的“乐圃”一片青色，长势茂盛，非夏日不能如此；第二章的“因惊四月雨声寒”更点明初夏。这四首组诗所反映的自然景物，莫不与初夏的特定时节息息相关。“千秋雪”也不例外。西岭指成都以西百余里外靠近维州一带的山岭。所谓“玉垒浮云变古今”、“西山盗寇莫相侵”，都是指的这个地方。在川西平原，每当晚晴（特别在初夏），翘首西望，即能清晰地看到西山上的积雪。“窗含”积雪是逼真的写照。万里船更与初夏有关。这里初夏开始涨水，因此门前才可能停泊通往东吴的行船。有人说它反映的是春天，那就不确切了。
——色彩的连属。鹂黄，柳绿，鹭白，天青，还有雪的银白，等等。这些颜色表面看来仿佛是杂乱的，倘若仔细察辨，就会给你一种共通的鲜明感。
白色具有强烈的鲜明感。西山上一年四季堆着白雪，特别是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百里之外也清晰可见。鹭的羽毛含有上千万个小气泡，使光线散射，有如一堆肥皂泡沫一样呈现白色。从水田飞向高空的“一行白鹭”，活像一束银光，分外耀眼。为什么运动场里有许多白色？跑道线是白色的，排球网、乒乓球网都是白色的，游泳池里的游道浮标也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总是给人以十分醒目和纯洁的感觉。
鹂黄柳翠交相形成的黄绿色，更是异常鲜明夺目。杜诗里的黄鹂常常和碧色、翠色结合在一起的，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岂有黄鹂历翠微”等，可见杜甫善于把黄绿二色配合起来，给人以明亮之感。现在从科学角度看，黄绿色所具有的强烈鲜明特点，是经过实验证明了的。德国著名有机化学家费歇尔发明荧光黄染料，它的染色能力非常强，在四十吨水里只要放上一克荧光黄的四千万分之一，水就变成黄绿色，用眼睛就能明显看出。海中扔进荧光黄染料的地方的周围，会形成一个直径为一公里大小的鲜明的信号圈，在很远的地方也能一眼看见。
意大利圣·托马斯(1226-1274)在《神学大全》中说：“鲜明的颜色是公认为美的。”他的美学观点虽然具有神秘、唯心的性质，但他指出鲜明的颜色富于美感则是正确的。字字句句都闪烁着鲜明的色彩，正是杜甫这首绝句富于审美趣味的因素之一。
——相反的连属。黄鹂欢叫，自鹭联翩，多么嘹亮、飞跃；雪映窗口，船停门前，何等幽致、清雅。前者是两幅动的画面，后者是两幅静的画面，似乎彼此不相干，但它们却把你带进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独特境界。
翠绿的柳树站在那扇敞开的窗前，那柔软而细长的枝条也快要伸进窗来了；一片水田躺在柳树周围，不管你在窗内或窗外，都感到刺眼的水光反射。镜头从近处推向远处：草堂与西山的距离大约有100公里左右，而停船则标志着浣花溪与东吴之间相隔迢迢。这一近一远的图景，似乎两地无关，但它们却如“写江山远水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
没有静的画面，怎能见画面的动；没有近的图景，何以知图景的远。静与动的画面，近与远的图景，相反相成，不相干却相关。
——数目字的连属。不少著名诗人写有数目字的一些诗句，显示着精细和清晰的特定的艺术形象。例如，陆游《春游》诗：“一百五十春郊行，三十六溪春水生。”辛弃疾《西江月》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欧阳修《少年游》词：“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而杜牧的诗，更“好用数目垛积，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汉宫一百四十五’，是也”(《升庵全集》五十八卷)。
这些诗句中的精细和清晰的特定的具体形象，乃是诗人善于寓杂多于统一的艺术表现；而数目字入诗的一种艺术功能，则有助于这样的表达方式。黄鹂，白鹭，雪，船，都是一般事物，既各不相关，又比较笼统、模糊。但是，“两个黄鹂”，“一行白鹭”，“千秋雪”，“万里船”，就不一般了，它们各自的形象都是具体、鲜明、确切的，一点也不含糊，没有丝毫走展。同时，“一”、“两”是少数，“千”、“万”是多数，提到少数，就会想到多数；少与多，既对立又联系。可见，各不相连属的黄鹂、白鹭、雪、船，却通过数字，竟如此连属地携起手来了。
上述似不相连属而实则连属的几个方面，又通通为诗人的舒畅心情统率在一起了。诗人的舒畅心情是一根贯串于绝句之中的闪光的金线。晴朗的初夏，鲜明的色彩，特定的数目字，静与动和近与远的画面等等，无不一一穿在这根内在的金线之上。而这几方面之所以能起到连属作用，实质上也由于各自本身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诗人的舒畅情绪的因素。
多年来，杜甫的心情似乎未曾荡漾着这样舒畅的波纹。与这首绝句同时期写的诗里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类似的情绪。看见草堂中的桃树，诗人便臆测乱而复治的应该庆幸的迹象：“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题桃树》）。他乐于随寓而安：“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春归》）。在他眼目中的自然风貌，如此绚丽缤纷，逗人陶醉：“泥融飞蒸量，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 )；“蔼蔼花蕊乱，飞飞蜂蝶多”；“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地晴丝冉冉，江自革纤纤”；“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绝句六首》）。
为什么杜甫的心情会如此舒畅？清人浦起龙对这首绝句的注解虽有可商榷之处，却基本上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鹂”止“鹭”飞，何滞与旷乏不齐也。今“西岭”多故，而“东吴”可游，其亦可远举乎？盖去蜀乃公素志，而安蜀则严公本职也。蜀安则身安，作者有深望焉。上兴下赋，意本一串。注家以四景释之，浅矣。（《读杜心解》卷六之下）
浦起龙看出了它“意本一串”，并非不相连属，但“意”是什么呢？他没有其体说。这个一以串之的“意”其实就包含着诗人的舒畅之情，而这种心情的产生，就因为与诗人交谊深厚的严武又以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第三度入蜀，能够击退吐蕃，收复失地。这就是隐藏在“窗含西岭千秋雪”里面的时代背景，也是这首绝句的主旨所在。《通鉴》卷二百二十三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而严武继高适之后，打败了七万多吐蕃，拿下当狗城（四川理番县东南）和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杜甫在这一时期的诗作，对这一史实有所反映，如《登楼》有句云：“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盗寇莫相侵。”王嗣奭和仇兆鳌对《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的注释更具体说明了杜甫与严武的依存关系：“有严公将略，则游子可保无恙，豫知严公必能安蜀矣。”“前以剖符起，后以总戎结，文治武功，均望严公，又实喜于词气间矣。”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窗含”句并非照搬史实，而是诗人用象征手法，透过雪山的具体形象，以表现对西蜀边境在严武捍卫下必然得到安全保障的信念和喜悦。
所以，一听说严武三度镇蜀，杜甫便改变即将东下、离开梓州的原意，为之欢欣鼓舞，感到处处呈现喜气洋洋的景象：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奉待严大夫》）
正如仇兆鳌所说：“故人来，喜在一己。济世才，喜在全蜀。偏禅待而旌节回，喜在三军。”当诗人重返草堂时，浓密的喜气便把他层层包围了：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裙；
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
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
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草堂》
这就是所谓严武“安蜀”，从而杜甫本人亦得以“身安”，门前也才可能停泊通往东吴的行船，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原来杜甫到成都后不久，即屡次想去东吴，其所以终未成行，路费固然受到限制，主因却是时局不宁。这次严武镇蜀，则东吴之游即将成行。可见，诗人的舒畅之情的产生、发展的线索很清楚；祖国的边疆永不变色，大局自然安定，自身也随之有了保障，真如白鹭翱翔、黄鹂欢唱那样的快感啊！这一点并非如浦起龙所说的什么鹂止鹭飞、旷与滞之不齐，其实它们不是不齐；白鹭固然正在向上高飞，而黄鹂唱够了，终于要离枝起飞的。
这里，白鹭向上高飞和诗人的舒畅心情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了。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有过这样的心情：有一年冬天的早晨，他因家庭不和睦而难过，感到处境困难，望着窗外思考，正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时候，突然望见一只乌鸦飞到树枝上，又开始走动起来，当它走到枝头，面临危险时，便将翅膀一张，向上飞起了。这时他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一个想法：“我不是也应该象乌鸦那样去做吗？当生活不如意、处境很困难时，也应该向上飞。”于是，他做了尝试：他设想他在向上飞起，飞越出所有使他苦恼、使他难过的事情。“当我想到自己象只鸟儿一样展翅高飞时，我心里就觉得舒服多了。”
托尔斯泰的这种积极的自我暗示，浦起龙所谓的“远举”，不能说无助于理解杜甫在绝句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诗人所表现的舒畅之情，并非完全抒发个人的情绪，他的这种感情是建筑在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和当时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